我們都知道，中國現代地理學的建立，主要是一些曆史學家向地理學靠攏的結果。現代曆史地理學的三位開創者侯仁之、譚其驤、史念海原本都是學曆史學的，後來以不同的形式吸收了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而開拓出曆史地理學這個內容十分豐富的研究領域。
與中國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國地理學的推進是一些地理學家向曆史學靠攏的結果，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三次，分別由三位著名學者引領。
第一次是布朗（R。Brown），他本是一位經濟地理、區域地理學家，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他最初是研究大平原的曆史地理，20世紀30年代中，改為研究東海岸的聚落曆史。像一個曆史學家那樣，他閱讀了大量曆史文獻，研讀東海岸圖書館的老地圖。1943年發表了《東海岸，1810年》。之後，他的研究向美國全境擴展，終於在1948年出版了名著《美國曆史地理》。這本書在出版時，布朗已經謝世。沒有見到自己的收山著作，是布朗的一大遺憾，而他的第二個遺憾是沒有培養出可以繼承其學術的研究生。
布朗沒有學生，他基本上是孤軍奮戰的。但直到1986年，他的《美國曆史地理》一書一直是唯一的美國曆史地理通論。這本書依區域分章節，包括：大西洋沿岸、俄亥俄河和五大湖地區、西北部地區、大平原地區、落基山至太平洋地區。不過，由於曆史資料的不平衡，書中關於各地區的篇幅相應地也很不平衡，東海岸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而因為資料的完全缺失，南方地區、中西部地區則完全沒有論及。
布朗的思想有一點值得注意，他認為麵對曆史，有兩個“過去”（past）：一個是遙遠的過去，對於這個時段，隻是要用曆史資料重建。另一個是近代的過去，對於這個時段的研究，應與今天結合。
第二位學者是克拉克（A。Clark）。他是加拿大人，學過曆史，但研究生階段主要是跟索爾（C。Sauer）學習，1944年畢業。從研究特點來說，克拉克可算是索爾的“反叛學生”。（其實，索爾也是一個反叛老師的學者。他的老師是著名的女地理學家森普爾（A。Semple）。森普爾以“環境決定論”聞名，索爾則以批判“環境決定論”獲得聲譽）克拉克雖然畢業於伯克利，卻沒有走索爾所率領的“伯克利學派”的路。伯克利學派注重研究文化景觀的演變，既是曆史地理學，也是文化生態學。索爾本人強調野外考察，在野外搜集資料，關注的區域大多是農村地區，在那裏可以觀察到從原始景觀到文化景觀的演變。在城市，要觀察從原始景觀到文化景觀的問題，基本不可能。故而，有評論說，索爾的研究是非城市性的、非文獻性的。
克拉克的研究卻十分注重曆史文獻，善於對一個特定的區域做十分精細的研究；在研究中，又善於複原一係列的時代地理剖麵，這一點很像英國的達比（H。Darby）。克拉克的書中，可以見到大量地圖，詳細顯示不同時期的區域麵貌。
克拉克的學術基地是威斯康星大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推動了美國曆史地理學的進一步成熟。同行學者說，要是沒有克拉克，布朗發軔的曆史地理學會被遺忘掉。
克拉克的辛勤工作，提升了曆史地理學的地位，使曆史地理學正式成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在這一貢獻上，他很像我國的侯仁之先生。說來也巧，他們兩位分別是20世紀中期大西洋兩岸的兩位曆史地理學大師的學生，這兩位大師是英國的達比和美國的索爾。
索爾曾說，地理學界不重曆史，而在他本人及其學生克拉克的示範下，美國地理學界湧現大批關注曆史地理問題的學者，雖然他們不是專門的曆史地理學家，但在研究中十分注意曆史考察。當然，這也與美國地理學越來越強的社會人文傾向有關。美國曆史不深遠，200年內的發展與今天有直接的關聯性，所以研究今天問題，很容易回溯過去的發展背景。而中國則不同，19世紀以前仿佛是“另一個國家”（英國曆史地理學家D。Lowenthal說：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研究那些時代的地理問題，相對來說，與今天關聯性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