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斷代”工程與“斷地”工程
夏商周斷代工程，目的在斷定中國古代文明進程的準確時間，意義非常重大。作為地理從業者，我們稱道斷代研究的同時，又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樁重要的事，即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地理空間問題，有條件的話，我們能否也做一回夏商周“斷地”工程？
理論上我們把時空分開，但事情的時空屬性必然是交織在一起的。“發生”一詞在英文作“take place”，直意是“找一處地方”。這個詞用得好，文明發生時，要找一處地方。文明的發生到底在哪裏，文明的發展壯大又先後朝著哪些地理方向，文明的地盤又是如何向四麵步步壯大，這些都需要做“斷地”研究。而這些“地”若與“代”掛起鉤來，我們的文明發生問題就更加清晰明白了。
對於中華文明的空間地域問題，曆來有各種說法，混亂之狀並不亞於“代”的問題。在王朝時代，生長在“文明”地域的冠帶士子驕傲得很，以為泱泱華夏在舜爺、禹爺的時代，就南撫交趾，北定山戎，西抵渠羌，東盡鳥夷，“方五千裏，至於荒服”（到了蠻夷的地方）。直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顧頡剛先生帶頭澄清了這個問題，提醒人們文明不可能一下子就坐出一片大地盤，疆域隻能是漸漸大起來的。
但是，後來又有人把早期朝代的地盤盡量地壓縮，壓到小得可憐。比如說商朝，不過是一個以安陽為中心的“統治家族”，是個極為一般的“城邦小國”。按照城邦小國的思路去想，商朝地域範圍怎麼也寬廣不起來。可是，我們明明讀過商朝後人緬懷祖先的詩句“邦畿千裏，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我們又明明在距離中原近千裏以遠的湖北黃陂看到典型的商代城址。
那麼，我們文明曆史上這個光輝的奠基時代，即夏代、商代、周代時期的疆域究竟到了什麼程度？這是相當重要卻又相當難斷的問題。在三代以後的朝代，都設立了一套郡（州）縣製度，疆域內分布著密密麻麻的郡縣名稱，它們大多方位記載明確，以它們為定位點，可以做很細致、很實在的古代地理研究。可是在三代時期，沒有（或者說沒有記載下來）如此密麻準確的地名供我們方便地使用。欲恢複三代地理的本相，需要配合其他辦法，諸如考古學、古文字學等等。
在傳世及出土的卜辭金文中，有不少三代的地名，如果將它們仔細落實，再結合許多文化遺址，可以大大增進對三代曆史地理的了解，明確它們的疆域範圍。另外，近二、三十年的考古發現已經頻頻令我們吃驚，不少原以為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忽然挖出精美陶玉，現出莊嚴鼎彝。對我國早期文明的足跡之密、放形之遠，學者們又越來越不敢低估了。對於一些在“想不到的地方”所發現的重要遺址，都引發我們認真地去想一想：它們在古代文明大地譜係中曾占據怎樣的坐標、具有怎樣的人文地理屬性？
由考古新材料所導致的曆史地理觀念的變化，幾乎是“七、八年來一次”。過去關於文明的“搖籃”即文明地理重心的理解，還是一元式的，隻認黃河中遊這一個“搖籃”，盡管其他地方也有另外類型的文化，但不稱它們是“搖籃”。現在，隻有一個搖籃的理解已經說不通了，因為考古研究顯示，在東北、東南、西南都有強大原始文化存在，說明我們的文明最終是由眾多搖籃培育起來的。
至於夏商周三代的地理問題，事實與觀念也在豐富更新，除了落實新的地名定點、確認地域關係，還有如何認識早期朝代疆域總體形態的問題。我們習慣於將王朝領土想象成連續彌合的，但有專家尖銳地指出，早期國家的領土可以是插花狀的。另外，對距都城遠近不同的領土，勢必存在不同的管理控製方式，比如商代有“內服”“外服”之別，這在早期國家地域機製中有什麼意義。此外，“四夷”地帶的重要性不能忽略，三代時期是開放型疆域，那是一個大融合時代，在“四夷”地帶照樣埋伏著華夏文明的基因火種。
二 翻越中條山
考古學家在山西垣曲縣發現了商代城邑遺址，引發出商代曆史地理上的一些重要問題。為了探索著這些問題。我們從北京出發，取道臨汾、侯馬，直赴垣曲商城遺址。最後從侯馬到垣曲的這一段路，要換乘汽車，而且要翻越中條山。中條山橫亙於山西的西南端，北麵是汾運（臨汾、運城）盆地，南麵是黃河穀地。我們從侯馬到垣曲，正是跨越了這兩個地區。
車在中條山間行駛，山路並不艱難，名稱古老的橫嶺關是翻山上下的轉折點，史稱“中條山，其脊橫嶺”，但這裏山勢和緩，並沒有鐵壁雄關的樣子。後來的大段路是沿著亳清河河穀婉轉而進，也沒有看見險段。身在中條，按照曆史地理工作者的習慣，我們不免要對這座有名的山脈做一番曆史檢討。
在地理位置上，中條山正處在中國文明起源的黃金地段。中國古文明習稱“華夏”，而“華”與“夏”都同中條山有關。“華”字得自華嶽（即華山）。“夫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也”，這是東漢時一塊石碑上的話，古人把中條與華山看作一體，隻是被黃河割開。在黃河與華山、中條相交處（即潼關一帶），可謂山河際會，“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裏，形勢雄張”，古人在這裏登高感慨：“此可以言山川矣！”（喜愛觀大好河山的人不妨到潼關來看看山河大勢。）
華夏的“夏”，得自“大夏”、夏朝。我們在考古學文化麵貌上看到代表夏朝的“二裏頭文化”是地兼中條山的兩麵。另外，曆史文獻中稱中條山以北有“夏墟”，中條山南麵偏東的一帶是“有夏之居”。看來夏朝的地域，確實是跨越中條山南北的。今天我們地理學強調的一個思考主題是“人地關係”，那麼夏族與中條的“人山關係”應當有一番獨特的內容。已經有考古學家撰文，討論中條山脈在資源上如何支持了夏族的興旺。至少，我們知道中條山有豐富的銅礦，《水經注》中就記載有中條山間的“礦穀”，中條北側又有巨大的鹽池（即解池），《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關於河流哺育古代文明的故事我們已經講過許多，而山脈如何對文明做有貢獻，尚缺乏討論。大山不語，責任在曆史地理學家。
山間奇材，往往是山脈的重要價值所在。不過，從地理空間關係的角度說，山脈的意義則多在於阻隔或護衛。關於夏族與中條山的空間位置關係，我們又要思考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由夏族發祥地的爭論而引發。關於夏族的發祥地，目前有兩說：晉南說與豫西說。前說以為夏族興起於晉西南的汾運盆地，後擴展至豫西。後說則反過來認為夏族興起於豫西黃河之側，後來擴展到晉西南。無論哪一說屬實，夏族在發展興盛過程中曾翻越中條山是沒有問題的。那麼，夏文化翻越中條山，越過這道地理屏障，有什麼意義？
從宏觀人文地理格局上觀察，我們感到，從中條北麵翻越到南麵與從南麵翻越到北麵，意義是不一樣的。中條山北麵的汾運盆地是一個群山環繞、比較封閉的地區，這裏的人們可以過安定的日子，但若求大的發展，則必須衝破自然屏障，進入新的富有拓展前景的地理空間，向南翻越中條，正可以實現這樣的宏願。向南跨過中條，進入黃河穀地，進而東向伊洛，小國可以變為大國，弱國可以變為強國。春秋時代的晉國走的就是這一條強國之路。反之，從南麵北越中條，則往往是強者的侵入行為，就翻越者來說，其社會革新的意義不大。商朝勢力曾北越中條，這一擴張，有政治意義，但不算是了不起的社會巨變。
史書所記堯舜的傳說多在中條以北，這或許暗示著夏族淵源的所在。如果考慮夏族先穩定成長於中條以北的汾運盆地，繼而南越中條進入豫西，國家強盛，直麵東方列強。這或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曆史地理思路。
因為夏朝影響力的強大，其發祥的汾運盆地便成為法統觀念上的崇高區域，在當時的“天下”也就具備了特別的政治意義。商人滅夏，定要翻越中條占有汾運盆地，意義不僅是獲得這塊肥田沃土，還要在法統地理觀念上最後征服夏人。考古發現證實，代表商代前期的“二裏崗”文化已由鄭州分布到了晉西南。垣曲商城的發現，是商勢力向中條以北擴張的又一個證據。垣曲商城位於今亳清河與黃河的交彙處，在交通上，由此溯亳清河而上，可以順利地翻越中條山進入汾運盆地。我們來垣曲走的就是這條路，這是條易行之路。所以，從動態地理格局上觀察，垣曲商城可能是當時一個翻越中條山的進退據點。
三 南風歌
風兒在大地上任意地吹著，本來沒什麼可說的，但風一旦與人事結合起來，就不一樣了。山西西南部有一座赫赫有名的古老鹽池--解池，在這裏，風的用處很大，鹽是靠風而生，而生鹽多的風又主要是熱乎乎的南風，於是“南風”在這裏被人們歌頌，名字刻上石碑，神化後又修廟供香。
有些地形可以令風刮得更猛。古時鹽池一帶的人以為南部中條山間有“風洞”（或許是山口），仲夏時節，風從“洞”出，“聲隆隆然，俗稱鹽南風，鹽花得此，一夕成鹽”。“鹽花”，就是鹽畦中隱現的結晶，南風使水分迅速蒸發，一個晚上，鹽粒就可以撈出了。今在鹽池北岸還遺有古人修建的池神廟，廟中有主殿三座，西殿上懸掛匾額曰“風洞神祠”。池神廟向南一麵有券門，上刻“迎薰風”三個字。
古時將南風稱作“熏風”。傳說在這一帶活動的舜，彈著“五弦之琴”，作過《南風歌》：“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是聖人，托其大名的《南風歌》當然也就了不起。古代的文人讚美舜，跟著就讚美《南風歌》，有的說“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淮南子》）有的說“南風是孝子之詩也。南風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也。舜有孝行，故以五弦之琴歌南風詩，以教理天下之孝也。”（《史記樂書》）還有的說“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孔子家語》）
古代文人解說舜之《南風歌》，有“治天下”，有“孝行”，有“德如泉流”，不難發現，這都是儒家的大義。儒生們在實際生活中並非不愛財，但高談闊論時，都恥於言財字，他們解說《南風歌》，不往財字上講，而轉到治天下、德、孝的大義上來，是可以理解的。《南風歌》本是很實在的詩，裏麵提到南風，也清清楚楚地提到“財”，而與風有關的財，隻能是采鹽。畢竟還有些思想實在的古人，指明了這一點。如明朝的張瀚在《鬆窗夢語》中說：解州有鹽池，“池中所產為形鹽，以其成形；又曰解鹽，以地名也。不俟人工煎煮，惟夜遇西南風，即水麵如冰湧，土人撈起池岸，盛以筐袋，驅驢騾載之，遠供數省之用，實天地自然之利。大舜撫弦歌《南風》之時，‘可以阜財’，正指此也。”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一個叫猗頓的人以“盬鹽”致富，盬（音古）鹽是古人對解池所產鹽的專稱。猗頓應是在這裏靠南風“阜財”的一個實例。張瀚說解池的鹽是“驅驢騾載之，遠供數省之用”，這種情況或早已有之。《戰國策》中有一個故事，說一匹驥（千裏馬），拉鹽車而上太行山。“蹄申膝折”“白汗交流”，負轅不能上。這時遇到伯樂，伯樂“下車攀而哭之”，解衣給驥蓋上。“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故事本意是講賢才埋沒，但借用了驥服鹽車的事例。從地域上看，這匹驥拉的鹽，很可能是解池之鹽。
雖然舜作《南風歌》是傳說，但《南風歌》本身卻是真實的，賴南風而得鹽的事情也應是真實的經驗。古人在解池製鹽，最相信南風，其它暖風也還可以，但遇冷風就不行了。起強大冷風時，“鹽花不浮，滿畦如沸粥狀，謂之粥發，味苦色惡，不堪食用，須刮棄畦外”。據說“粥發”的情況今天也可見到，也是不可用而棄之。其間的道理，有人以為在溫度、風力的不同。
地上的鹽池加上天上的南風，產鹽而為人所用，真可說是天、地、人三樣東西的直接集湊。得鹽之易，使人覺得是“天地自然之利”，其實產鹽、運鹽、銷鹽，乃是一整套人文事業，各種意義都因人文的價值而產生，作詩也好，修廟也好，都是人文發揮。
采鹽既然是人事，我們不妨再多一點人文關懷。觀賞者在作《南風歌》、“鹽池頌”的時候，鹽工們可能正在鹽池鹵水內吃苦幹活，這些“鹽腿子”並不喜歡南邊來的“熏風”。有人記下了鹽工的苦狀：到夏天“烈日熏熏，炙肌灼膚……中暑而暴卒者，比比皆是”。看來，人文世界是複雜的，把人文世界的事情簡單為一首詩、一首歌是不行的。
四 風從四方來
“仰麵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坼（幹裂如麻的土地）裏”，這是一句古代諺語，說的是旱季裏，人們翹首望天風。他們望的是一種叫“舶”的風（音zhao，同棹），這種風主旱，它一刮，天就旱了。“舶”這個名字大約是吳（今江、浙、閩）人起的，與航海有關，在東南沿海，刮“舶風”的時候，海船就回來了。蘇軾作過一首《舶風》詩，說黃梅雨季過後，“萬裏初來舶風……喚醒昏昏嗜睡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