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8年生於遼寧海城，中學畢業後去內蒙古插隊當知青。1972年5月，我從插隊的土默特左旗朝號村一下子轉到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做了工農兵學員。開頭，像班上大多數同學一樣，不了解考古學，也不願意學考古學，當時叫“存在專業思想問題”。但學了一段時間後，興趣慢慢來了。嚴文明老師說：曆史研究的證據有三類，一是文獻材料，二是考古材料，三是民族學材料。考古不是挖古董，是曆史學的一部分，這讓大家的心情好了不少。
果然，在上新石器時代考古課時，讀到不少有關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社會製度的討論，楊建芳先生的文章給人印象很深。這些討論顯示，研究史前史，考古學是核心學科。
另外，因為是“文革”中第一次招收的考古專業學生，很受重視，夏鼐、蘇秉琦、王冶秋、還有美國的費正清，都來過考古班上講話。這也令我們覺得這個專業是蠻重要的。
在學習期間，我們參加了幾次田野實習，有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江西清江築圍城遺址、吳城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江陵紀南城遺址。田野工作是考古學的基礎工作，艱苦，但是很關鍵。我們也參觀了不少博物館和有名的遺址地點。在安陽殷墟參觀時，見到社科院考古所的專家，也見到司母戊大鼎的發現者（其實是私掘者）。他說，當時正在抗日，他怕大鼎被日本人搶去，又把大鼎埋起來。為了證明是自己發現的，他鋸下大鼎的一隻“耳朵”自己留著。抗戰勝利後，大鼎上交政府，但那隻“耳朵”找不到了，所以現在看到的司母戊鼎，有一隻“耳朵”是後配的。
不記得寫過什麼畢業論文，但俞偉超老師輔導的一次研究實習給我留下很深印象。題目是關於東漢墓葬中的買地券，它與當時的道教有關。對我來說，這個題目難度太大，一兩個月沒寫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但俞老師獨特的學術視野告訴我，考古學很深。
1975年畢業，我被分配到內蒙古呼市工作。先是在內蒙古人民廣播電台做了一年編輯，組織“評《水滸》”的稿子。後來內蒙古大學的賈洲傑先生出麵聯絡，把我調到內大的蒙古曆史研究室考古組，我算是“歸隊”了。
在賈洲傑帶領下，考察了內蒙古的秦漢長城遺址，到過高闕塞，翻過狼山，一直到草原地區。我執筆寫了考察報告，發表在《文物》雜誌上。當時的內大，有好幾位傑出曆史學家，如胡鍾達、金啟琮、亦鄰真、周清澍、黃時鑒等，與他們“同遊”，頗為受益。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地理係做研究生，師從侯仁之先生。1981年畢業留校，任地理係講師。讀書及工作期間，曾到安徽蕪湖、山東濟寧、安徽阜陽做曆史地理考察研究。1980年開始，參加侯先生主編的《北京曆史地圖集》（一集）的編繪工作，主要是負責先秦這一部分。1983年起，參加由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國家地圖集--曆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擔任城市規劃圖組副組長，先後在莫幹山、包頭、北京懷柔開過幾次編委會。關於這件工作，我隻做了一些初期的事情。1986年我出國學習，由李孝聰全麵接手。現在圖集的這一部分已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