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城市複雜得就像收音機的電路板，馬路就像電線，樓房就像電容電阻，汪長尺既不知道線路怎麼接，也不知道每個電容電阻的功能。但為了索賠，他還是把勞動局找到了。接待他的是一位女科長，叫孟璿。孟璿年近四十，五官秀氣，身材苗條，聲音柔和親切。她仔細閱讀汪長尺的材料後，決定幫他協調。可是半個月裏，她打了幾十個電話，均找不到林家柏，那顆協調的雄心漸漸冰涼。汪長尺每天都抱著希望趕來，同時也像是為孟璿打氣。孟璿的辦公室裏若是有人，他就靠在走廊上等，一直等到孟璿有空了，才怯怯地走進去。孟璿一看見他就苦笑，就立即按座機的免提，依次撥三個電話，它們分別是林家柏的辦公室、公司的辦公室、林家柏的大哥大，三個電話都響著同樣的提示音：“該用戶並不存在……”每當提示音響過，孟璿就歉意地搖頭，好像銷號的不是林家柏而是她自己。
明知沒有結果，但汪長尺還是會來。原因是他不來這裏就不知道該去哪裏。待在租屋，他會愧疚。重新找工作，他心有不甘，再說，即使重新打工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到工錢。老板們怕打工仔跳槽，經常是三個月或半年才發一回工資，如果小文到了預產期他的手裏還沒錢，那就被動至極。所以，他別無選擇。隻有站在這裏，他才覺得自己沒有逃避沒有放棄沒有愧對小文。有時，他會給孟璿帶小禮物，比如烤紅薯，比如一小袋橘子或一小袋糖果。紅薯是小文烤的，橘子或糖果是他買的。這些禮物一旦放到孟璿的桌上，她就滿臉堆笑，不停地說謝謝。孟璿出去開會了，汪長尺照樣來，比那些公務員還準時，就差打卡了。他靠在走廊的牆壁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孟璿的辦公室，像一隻狗狗等候主人。孟璿一口氣出了十天差，回來時看見汪長尺還靠在牆壁上，仿佛他從未離開，仿佛他已經是牆壁的一部分。
孟璿的同情心重被喚醒，她帶著汪長尺去林家柏的公司。職員們事先得到了保安的通報，一看見孟璿和汪長尺就紛紛躲閃，好像來的是一陣瘟疫。有的閃進廁所，有的閃進會議室，有的閃進逃生通道。辦公室的門一扇接一扇地關上，隻有一扇關得稍慢，孟璿飛快地把腳插在門縫裏，那扇門不得不停住。孟璿把介紹信遞進去，門板仿佛害羞似的一點一點敞開，露出汪長尺仇恨過的一張臉。這張臉的“注冊商標”叫何貴，就是當年在縣城裏拖欠汪長尺他們工資的那個工頭，現在的身份是副總。
何副總掏出鑰匙，親自打開林家柏的辦公室。屋裏沾滿灰塵，以至於他們每行一步，都會留下腳印。孟璿想如果不是故意，那為什麼不派清潔工打掃？汪長尺用手在桌上一抹，就抹出了一道杠杠。何貴說林家柏已經一個月不來上班了，連電話都打不通。孟璿問林家柏住什麼地方？何貴說他回家都是自己開車，從不讓人知道他的住址。孟璿叫何貴代表公司方與汪長尺談判工傷賠償。何貴說我不是法人，隻是個打工的，根本不能代表公司。這樣的推諉孟璿見過不知道多少，她皺了皺眉頭，叫何貴馬上聯係林家柏。何貴說試試，便點頭哈腰地出去，一去就再不回來。
孟璿和汪長尺坐在林家柏的辦公室裏等，好像這麼等下去就能把林家柏等回來。室內靜靜的，他們彼此都能聽到對方的呼吸。孟璿的呼吸輕淡。汪長尺的呼吸粗急。走廊上沒有聲音，那些躲閃的職工好像瞬間蒸發了。陽光斜著從窗口射入，光線裏浮動著塵埃。塵埃仿佛是這間屋子的主人，其他都寂靜了，隻有它們還異常活躍。透過窗戶能看見樓下的樹冠。馬路上的車流聲斷斷續續地撲來。孟璿看了一會窗外，就閉眼靠在沙發上，似乎在為打持久戰而養精蓄銳。孟璿的眼睛閉上了，但汪長尺的眼睛反而睜得更大。他開始打量辦公室。沙發是真皮的。辦公桌很大，有單人床那麼寬，比單人床還長。桌上的筆筒裏插著紅藍黑三種鉛筆，每一支鉛筆頭都削得又尖又利。筆筒旁邊是電話機，電話機是銀色的。電話機旁邊是台曆，台曆架是原木的。台曆旁是台燈，台燈的燈罩是綠色的。台燈旁碼著一遝報紙和信件，它們的顏色下深上淺，好像樹的年輪。辦公室的後麵擺著一排褐色書櫃，書櫃上排著管理書籍和世界名著。有幾冊名著的片段收入了高中語文課本，汪長尺曾經讀過，因此，一看見那些書名就走神，思緒一下飛回中學時代，甚至想起供他讀書的父母。在書籍的間隙擺著一些小型雕件、石頭和照片。照片都是林家柏的，他微笑著站在不同的背景裏。汪長尺怒視那些照片，恨不得用目光把它們點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