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借到錢，然後才是如何說服小文。汪長尺跟劉建平商量。劉建平掏出兩本存折，每本上麵的餘額都不足三百元。他說扣除房租費、水電費和生活費，自己每月幾乎沒有結餘，幫別人討薪賺的都寄回老家了。
他隻好去找興澤。興澤一看見他高興得又是拍肩又是倒茶，還想留他吃飯。但一說到借錢，興澤的臉色立刻沉重。他說兩三年來，我和老婆從牙縫裏確實摳出一點存款，但兒子馬上就要進幼兒園了。由於沒城市戶口，進幼兒園都得托人找關係。托人找關係不是領導作報告，隻講空話套話，而是要送真金白銀。汪長尺問大約要送多少？興澤說好的幼兒園起碼要送五萬或十萬，差的至少也得送一萬或兩萬。汪長尺沒想到進一個幼兒園要花這麼多錢，簡直就是要命。他都不忍心再跟興澤提錢，但他又沒更好的辦法，隻得厚起臉皮支支吾吾地：“一打贏官司，我就把錢還你。”興澤說這官司一個套著一個，就像我兒子玩的俄羅斯套娃，即使你打得贏也打不起呀。父母眼淚汪汪地送我們進城，不是要我們跟他們講道理。講道理講的是關係，我們根本講不過他們。我們的優勢是力氣，就是用我們的力氣去掙他們口袋裏的錢。你現實一點，重新找個工地砌牆，別再想那個既花錢又費時間還不一定能夠打贏的官司了。
汪長尺隻好硬著頭皮去找張惠。張惠掰著指頭算賬，說我們就從近處說起，最近的地方就是廣州，兩人來回火車票四百塊，取樣費兩人至少兩千多塊，鑒定費也得上千塊，還有住宿呢吃飯呢，跑這麼一趟起碼要花掉四千多，還沒算那些不可預料的開支。醫院大得不得了，看病的人多得就像螞蟻，你們去取樣不是說想什麼時候取就什麼時候取，得排隊，得等，這一等誰知道要等多少天？每多等一天就得多開支一天，那都是白花花的人民幣。你做個鑒定就要花去差不多五千塊，官司還沒開始你就花去五千多，天啦，這本錢打得回來嗎？為這官司，你已經浪費掉一個多月時間了，這一個多月你要是打工也該有四五百塊收入。要是把你打工的損失也算上，那該是五千五百塊了。還有訴訟費律師費呢？這些要不要算？如果一並算，那你打這個官司根本就沒有利潤。誰也說不清這個官司要打到什麼時候，別說拖一年兩年，就是拖一月兩月，你也撐不住。現在打官司要麼拚錢要麼拚人脈，這兩樣你都沒有。再說，小文都懷孕七個月了，她經得起這麼折騰嗎？萬一在火車上有個三長兩短，那才叫得不償失。
不肯借錢的人，口才都奇好。兩天之後，汪長尺都還在回味興澤和張惠的演講，他們那麼真誠那麼推心置腹那麼設身處地，幾乎就要把他融化。汪長尺不得不停下腳步，站到西江大橋上思考人生。他想如果不重新鑒定，那就等於接受這個結論。這是什麼狗屁結論！難道我真不是汪大誌的父親嗎？我不是誰是？有那麼幾秒鍾，他跟自己賭氣，試圖懷疑自己，同時懷疑小文，甚至都想破罐破摔相信這個汙蔑，但是他做不到，就算屈打成招，也得有哪怕一點點破綻吧？
太陽已經西偏，霞光把江水映照得金光閃閃抑或波光粼粼。遠處青山隱隱，沿岸高樓矮牆錯落有致。橋麵上汽車轟鳴，偶爾夾雜著自行車的鈴鐺聲。每過一輛公交車，橋麵就微微震顫。身邊不時閃過行人，他們掀起的涼風直撲汪長尺的後脖子。直視橋下水麵，他忽然產生跳下去的衝動。他想隻要一咬牙一閉眼一抬腿一鬆手，幾秒鍾之後河麵就會濺起一簇水花，人間事也就一了百了。突然，他想起了汪槐，想起那個從教育局四樓欄杆上不慎滑落的父親，就覺得活著光榮，跳樓可恥。
回到住處，小文已經做好了飯菜。汪長尺有說有笑地陪她吃飯。但小文知道他的笑容是裝出來的，特別近幾天，他的笑容沒從前那麼單純了，好像陽光裏混入霧霾，米飯中摻進了沙子，皮笑肉不笑，埋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小文問法院一直沒消息嗎？汪長尺點點頭。小文說我講的話有藥吧，求人不如求己，要是跳樓沒準現在都拿到賠款了。汪長尺咬住舌頭默不做聲。小文說再這麼拖下去，別說生孩子沒錢，就是吃飯都成問題，難道你沒發現碗裏的肉越來越少了嗎？汪長尺問我們還有多少錢？小文說連毛票分票加在一起，總共就九百二十七塊六毛八分，每天我都數了一遍，每天都在減少，比漏水還快。汪長尺拍了拍腦門，起身收碗，洗碗，刷鍋，拖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