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的第三部長篇，上一部是2005年出版的《後悔錄》，更上一部是1996年出版的《耳光響亮》。每部之間，相隔若十年。十年出一部長篇，在這個一切皆“快”的時代，確實有懶惰的嫌疑。但是，我喜歡十年一部長篇的節奏，原因是我需要這麼一個時段，讓上一部長篇得以生長，而不想在它出生後不久，就用自己的新長篇把它淹沒。本人認為，寫長篇就像種樹，它需要“養護”，需要夠多的肥料、陽光、雨露以及風霜的滋潤和折磨。必須申明，我不是在故意模仿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長，真要模仿也得先模仿他每天吃著隔夜稀飯寫作。時長不能證明作品的質量，大把天才作家幾十天就能寫出傳世之作。然而，在人人趨“快”的時候，總得有那麼一兩個懶漢站出來，拉低大家的速度，以求一個合理的平均值。往貶義上說這是為偷懶尋找借口，往褒義上說這是在“等等靈魂”。
2013年5月，我開始了這部的寫作。就像寫《沒有語言的生活》時那樣，我在寫下第一行之後，便開始在書房裏徘徊。這是一種寫作習慣，也是不自信的表現。我總覺得馬上下筆，肯定會把這部作品寫砸，總覺得構思還不夠精妙，主題還不夠深刻，故事還不夠震撼。這麼猶豫著，猶豫著，一星期過去了。這是我徘徊的時間極限，如果一周時間還沒徘徊出新的靈感，還沒徘徊出新的想法，那就必須硬著頭皮往下寫了。好在這一周沒有白費，許多新主意“咕咚咕咚”地冒出來，它們堅定了我寫作的決心。盡管有的想法在後來的寫作中根本用不上，但它們就像充足的彈藥，一度給了我勝利的信心。
二十多年前，我的寫作姿勢是埋著頭往前衝，可以稱得上“不顧一切”。那時候，不在乎詞語的重複，不在乎邏輯的混亂，也不管人物的行為是否前後統一，有的是一股猛勁，靠的是激情和靈感，也可以說是元氣。但是現在，我的寫作變得越來越猶豫，變得越來越難，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言：“每一本書都比前一本難寫，文學進程越來越複雜了。”過去我寫完一個段落最多看兩三遍，便接著往下，直到完成再回頭看一遍。現在，我寫完一個段落，至少看十遍，有的甚至二十遍，才敢往下寫。原因是我想找更準確的詞語，想找更牛×的細節，甚至我還有寫作禁忌，那就是盡量不讓下一行的標點符號對住上一行的標點符號。若是兩行的標點符號對上了，看上去就像寫詩歌，也破壞版麵的美感。這個禁忌帶來的好處，就是每當兩行的標點符號一對上，我就得調整句子的長短，這種調整往往能讓我找到更恰當的字詞。有時調來調去，就覺得自己“神經過敏”，但我相信每個寫作者都需要這種氣質，越神經過敏越有可能寫出好。
我依然堅持“跟著人物走”的寫法，讓自己與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寫到汪長尺我就是汪長尺，寫到賀小文我就是賀小文。以前，我隻跟著主要人物走，但這一次連過路人物我也緊跟，爭取讓每一個出場的人物都準確，盡量設法讓讀者能夠把他們記住。一路跟下來，跟到最後，我竟失聲痛哭。我把自己寫哭了，因為我和汪長尺一樣，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每一步都像走鋼索。我們站在那根細小的鋼絲上，手裏還捧著一碗不能潑灑的熱湯。這好像不是虛構，而是現實。“我對自己作為一位作家的命運漸漸漠然，而對自己作為人的命運卻愈發明確了。”（引自作家亨利·米勒《關於創作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