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23日
淩晨五點的飛機。一夜無眠，過海關，換港幣時，窗口裏的小姐給了我一張“外幣兌換水單”，並說一年內再換港幣就不收手續費了。困倦，飛機起飛，我還想不出幾個小時後香港的樣子。中午到了，休息一下，窗外就是一片海，下樓看地標牌子叫“維多利亞港”。進入地鐵叫“尖沙咀東”，兩元的地鐵，從尖沙咀東到中環。會展中心舉辦電影節開幕，到時有人陸續進場，記者很多。我在找我們之前約定香港見的朋友，一個也沒找到。候場時，我想到的不是接下來多麼風光，而是待會沒有任何攝影師拍照該如何收場。當主持人念到我們電影的名字，我什麼也沒想，緊張地走了上去。紅毯之行是在絲毫不亞於明星式的閃光燈的照耀下收場的，走過人群，我鬆了一口氣。這是香港觀眾對這部無名小片巨大的禮貌。一夜安靜，以為會失眠，卻沒有；以為會起來看看窗外的維多利亞港，也沒有。
▽ 2015年3月24日
電影節主辦方安排我住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後麵就是有名的維多利亞港，星光大道有很多雕像，我記得由西向東，第一個是李小龍，第二個是梅豔芳。中午約在星光大道，這條路是我最熟悉的。與開幕式上未見過麵的朋友約見，我說在梅豔芳雕像對麵。為什麼不是李小龍對麵？因為李小龍對麵的椅子上正好坐滿了人。因為有采訪任務，簡單聊天，約定明日再見。他問去逛了嗎？我說坐了地鐵。他笑說，你在北京沒坐夠地鐵嗎？然後，才知道碼頭就在維多利亞港旁邊。下午，走廟街、重慶大廈、廉政公署、百老彙書店、銅鑼灣、旺角、尖沙咀、油麻地、皇後大道……每天都在這些地方穿梭。晚上獨自出行，不敢走太遠，從星光大道開始，經自由女神像到盡頭的渡輪碼頭。3月底的香港很冷。晚上和演員約在廟街吃大排檔，店家收人民幣。回酒店路上見一些服飾清涼的小姐站在街頭，用奇怪的手勢對過客擺手。深夜時分，獨自去看夜晚的維多利亞港，據說這是它最漂亮的時候。看了，就滿足了一種說法。回酒店路上再見一些服飾清涼的小姐披著大衣，匆匆穿過街頭。
▽ 2015年3月25日
香港太空館是一個怪異的球型建築，在我看來怪異的形狀符合我的電影，我在電影裏發現，而不是製造出來的那個世界，就很像太空，空曠而孤獨的空間。中午，從天空館走過，在熟悉的那個廣場上遇上很多對結婚的新人。以為拍電影，上電梯時才發覺電影節辦公室樓下就是婚姻登記處。吃完飯，電影節策劃王慶鏘老師和總監李焯桃老師，跟我走出了飯店，我以為他們送我，怕耽誤他們時間，連說幾次“你們忙別的去吧”。媒體拍照，記者約談，觀眾來了，人一多，等我再想找他們時，他們已經不見了。下午，又坐上天星小輪，我喜歡這個交通方式，多過我要去的地方。到中環，吃了晚飯，與友人分開，他們去看老電影修複，我好像對電影的興趣一下變小，聽說蘭桂坊近，就非要去看看，然後去找《重慶森林》裏梁朝偉每天上班要坐的那個扶梯，兩側都是人家，我以為還有一個精靈般的女子藏在某間房子裏對茫然的自己喊話。
▽ 2015年3月26日
醒了，這次站在窗前看了好久窗外的海，那年春天，寧靜的海。下樓吃飯，在與友人自助餐時，見到蔡明亮導演，上前說了幾句，他都是祝賀，加油。離開時，跟他道別，遠遠地，又見到朝我比劃加油打手勢。到大廳，退房，退押金，等演員來。有人把他抓去維多利亞港采訪去了。大巴車上問他，他沒告訴我記者問了什麼。香港之行內心的不安，不是時間短促造成的。我想，即使待再久，這種不安不會消減——當然這種不安已經不是電影中的那種了。我始終會記得從北京登上飛機到見到香港的海，帶著我的電影，我黑暗的想法來到了我未曾期待過的地方，還有在首映式上，第一次聽到了以前在報道裏說的導演電影結束後的掌聲。
▽ 2015年4月3日
回到老家，繼續寫作，一路好累，想暫時離開電影了。又是朋友告訴我，電影節期間看過片的人對電影的反饋，很多話令人無奈。這些都是提前想到的。
▽ 2015年4月13日
給電影節的藝術總監寫郵件時，內心溫暖，因為很多人在網上批評電影會說香港電影節的選片有問題。打開郵件看到了那句話：“謝謝你能來。”這句重複的話很像我對他的印象，他的特點是把同一個詞、同一句話在你麵前，認真地念很多遍。好像生怕你沒聽到一樣，說完後他會看著你。
▽ 2015年5月10日
《南方周末》編輯約寫一文。內容從電影風格開始——“很多時候等光調好，攝影機焦點對好，人物已完全不在那個狀態了。鏡頭裏的光好好的，焦點實實的，而他們特別別扭，一副不知所以的茫然。對畫麵的要求從拍攝中期開始已從光線和構圖，下降到了抓到多少是多少，一點也不要讓他們離開鏡頭的注視。在‘合格的光影形式’和‘人物’這兩點上，雖然兩者很明顯並不對立，但對於這部具體而意外的電影來說，對於那時那刻，對於沒有時間等待的我，寧願選擇站在人物這邊……”這篇文章是電影首映後首次企圖與觀眾交流，最終沒有發表出來，這是它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