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統杜魯門直接授意下組成的美國國家安全局，試圖複製二戰期間英國軍情六處的成功經驗，直接向“鐵幕”背後派出情報人員，監聽對手動向，但失敗接踵而來，美國人隻能感歎，“蓋世太保和克格勃才是監聽的大師。”
上世紀50年代初期，克格勃的特工器材廠開始研製無線竊聽器，以克服傳統的專線竊聽監控距離近、工作時間短、不容易偽裝的弱點。一種形如火柴盒、能像臭蟲一樣吸附在外牆上的新型竊聽器，因而得名“嘁”（俄語音“臭蟲”）。它的監聽距離可以達到兩公裏，電池續航可長至一周。
整個冷戰時期，這種臭蟲竊聽器，被發現趴在從西柏林、波恩、科隆，遠到巴黎、倫敦、華盛頓的使館等重要建築物的外壁上。
竊聽技術條件的升級，也讓西方情報係統此時開始改換思路。如果派特工深入敵後代價太高，何不整個地監聽電信係統，再從中析離出有效情報？
因此，一個從地下打通、以電纜竊聽方式進行監聽的“柏林隧道”計劃應運而生，也成了冷戰期間“竊聽戰”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柏林隧道”的密檔2007年首度解密後，直到現在人們仍莫衷一是。《紐約時報》的軍情記者蒂姆·韋納就懷疑，“在第一鏟泥還沒翻過來的時候，克裏姆林宮就知道了。”但冷戰的背景下，雙方都對這一竊聽事件保持了長時間的緘默。
“竊聽”釀成醜聞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美國陷於越戰之時，為防止政府消息外泄，在白宮和戴維營都安裝了精巧的聲控麥克風。此時的美國政府要員，可謂處於雙重竊聽之下，一麵來自對手蘇聯；另一麵則來自自己人。
1972年6月17日深夜，華盛頓警方逮捕了5名偷闖民主黨總部水門大廈的“入室盜竊犯”，他們當中有四名古巴人和一個叫麥科德的美國人。這個麥科德是電子竊聽專家，過去曾服役於中情局，現在偏偏落在了與中情局勢不兩立的聯邦調查局手裏。
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位於水門大廈6樓的辦公室裏，和這夥“入室盜竊犯”一起“人贓俱獲”的，還有兩個美能卡35毫米相機，好幾卷高速攝影膠卷、對講機、釘頭錘、外科手術橡皮手套，和一枚“疑似炸彈”。
這枚被聯邦調查局辦案人員誤認的“炸彈”，其實是一枚竊聽器，隱藏在一個電子門鈴的塑料外殼裏安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秘書位置旁。經深入搜尋，“水門事件”的辦案人員甚至發現，在這夥“入室盜竊犯”使用過的衛生紙卷軸裏，也隱藏著竊聽器材。
時至今日，總統尼克鬆是否直接授權偷闖入水門大廈也尚未有定論，但這起複雜的政治案件的“竊聽”性質已被定性。
從政敵擴大到對同僚的竊聽，自此成為冷戰後期人盡皆知的手段。
在這方麵登峰造極的還屬克格勃，戈爾巴喬夫在接受《洛杉磯時報》采訪時稱，導致“八一九”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和其他蘇聯領導人討論撤換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和國防部長的談話，被克格勃特工竊聽了去。
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在回憶錄中坦白，在俄羅斯議會選舉後，最高領導人及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的住宅、別墅、休息地點都裝上了竊聽器。
這一波又一波延續著冷戰邏輯的竊聽醜聞，在時空中留下的遺骸直到近十年間才慢慢抹去。位於哈瓦那的盧爾德斯監聽站，是冷戰時期前蘇聯在墨西哥灣布下的重要棋子，直到2000年1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古巴才壽終正寢。而美國設在德國的拜德艾柏林監聽站，也於次年1月關閉。
當時輿論的一片歡呼，並不能掩蓋地麵竊聽站相繼淪為舊跡的主因，其實是在信息化高度發達的今天，它們的實用價值越來越低，被自然淘汰出了曆史舞台，但竊聽還將以另一種形式繼續下去。（源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