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們來談談非虛構文學。
非虛構文學有兩種談法，一種是像教授一樣，講非虛構文學的概念是什麼，這個概念當中會包含什麼樣的意向，對它反複地進行定義，然後再說什麼是非虛構什麼不是非虛構。
但是作為一個創作者來講，我一般不願意用這樣的過於學者化的方式，來進行我們的認知和工作。在對待非虛構這樣一種文體的時候，我始終考慮兩個問題：第一，在我們開始寫作之前，這個世界上已經有過的，能夠提升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能夠使我們洞悉當下社會，或者是逝去的曆史當中的某些隱秘的那些文本，我們說它是成功的文本，好的非虛構。第二，我們的文學向來就是，尤其是中國文學，並沒有非虛構的傳統。想想我們中國文學的源頭，從詩歌開始，從散文開始，然後出現戲劇、小說；但主要還是在虛構文學的方向上發展。我們一旦說非虛構，馬上就把它歸入到曆史寫作。當然曆史寫作，比如“二十四史”做的方法，除了某一些篇章，像《史記》《左傳》裏的，因當時文史不分，還有一些文學色彩以外，後來的曆史書，就真正變成了跟文學沒有太大關係的另一種文本。當然它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係統的觀察我們這個國家，建立一個民族或者多個民族記憶的文本，它叫作曆史。所以國際上興起來一種新的文體——“非虛構”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問非虛構是什麼東西。
我想舉一個跟中國有關的例子。
我們很多人都喜歡的一個地方，麗江。但是今天我們去到麗江的時候，就會突然發現，如果想要了解麗江，隻有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說。幾千年來，中國人自己並沒有積累很多關於麗江過去的、現在的，尤其是對當地的納西族文化的認知。
今天，我們要認識麗江的文化曆史，需要依靠兩個外國人。一個是20世紀20年代來到麗江，50年代初期才離開的，約瑟夫·洛克。約瑟夫·洛克是一個植物學家，他來到中國麗江的原本目的並不是要研究納西族的文化，而是來采集我們橫斷山區青藏高原各種各樣的植物種子。約瑟夫·洛克當時是夏威夷大學的教授、博士，如果今天我們去到美國的夏威夷大學和哈佛大學，會發現這兩個大學都建有很好的植物園，園中有非常非常好的植物，中國的植物，那就是約瑟夫·洛克當年采集回美國的。但是後來發生了一個變化，當作為一個植物學家的使命已經結束的時候，他突然決定留在這個地方不走了。他開始用自己積累的資金研究當地的納西族文化。在對納西族文化的研究中，他得出了兩個成果。一個是他編纂了一本學習當地語言的書。他不光學習漢語也學習納西語，編纂了一本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高科學價值的書，是納西語和英語的對照詞典。這是我們想象不到的，他是一個植物學家。另外他還出了一本書，叫作《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對麗江的前世今生、地理風貌、宗教信仰以及它的生產方式都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今天，這本書成為我們真正去到麗江、想對這個地方有一點研究的人的重要指引。換句話說，今天我們還有很多人在研究這個地方，但是從整體的成就上講，還不能夠超出約瑟夫·洛克。
幾年之後，又有一個叫作顧彼得的俄國人，來到了麗江。顧彼得在麗江待了七八年時間，他是什麼時候到的麗江呢，抗戰爆發的時候。抗戰爆發的時候有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幫助中國人民有很多方式，並不全是走上前線。當時的中國，社會生產力太低，組織方式尤其是底層組織方式太過於落後。所以那時候國民政府的孔祥熙先生，他除任職國民黨的部長以外，還成立了中國的工業合作社，工業合作社請到了很多外國人，也得到了很多外國人在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當時中國生產方式很落後，組織方式更落後，建這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到當地去，把這些工業按照不同行業，比如鐵匠、銀匠、紡織等諸如此類，甚至燒炭的人，在麗江組織起來，組織成了一個行業工會。第一，大家可以在合作社中以互助方式共同來提高技術水準；第二，這些零散手工業者，隻有構成一個商業性質的團體，他們才有可能形成今天所講的品牌效益，享受到銷售成本降低等節約化帶來的種種好處。但又是這樣一個非專業的人，在離開麗江後寫了一本書——《被遺忘的王國》，而今天大家去麗江，如果要了解民國時代的麗江，中國人民有什麼文字？即使到今天，也沒有什麼文字。所以今天，作為一種真正介紹麗江的書籍資料，擺在麗江街頭，還是顧彼得先生寫的這一本《被遺忘的王國》，裏麵除了記述他建立種種合作社的經曆以外，還廣泛地考察了麗江的社會形態。比如說在抗戰時期，我們別的地方的陸路被封鎖後，還剩下一條重要的商道，就是從印度到拉薩再到麗江再到康定這一條商路。所以說麗江在那個年代，跟今天一樣，在民國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有特別的繁盛的商業，驛道上的商業，茶馬古道上的商業。他在考察了這種詳細的商業形態之外，還考察了這個地方不同的民族，因為除了納西族以外，麗江還有白族、漢族、回族、藏族、彝族，很多種不同的民族，還有我們今天講的摩梭人——瀘沽湖地區的民族，顧彼得對他們的來龍去脈都做了很好的研究和調查。什麼是非虛構呢？這樣子的書就是真實的、客觀的，用一種充滿學術性的精神，但是又采用了一些文學性通俗的表達而形成的文本，這種文本叫作非虛構。
我在找雲南史料的時候，找不到我們中國人的記載，那後來我又找到一個，也是往麗江去的，這個人其實在中國很有名，叫斯諾。大家都知道斯諾寫過一本書叫《紅星照耀中國》，這個就是最有名的非虛構，他其實是一個冒險家，二十多歲就來了中國，20世紀30年代他去了延安，但他20年代就已經在中國了。有一次他徒步從昆明到越南，於是就寫了一本書——《馬幫旅行》。我們經常講茶馬古道，當時馬幫這個組織到底是什麼樣子，路上的情況以及旅店到底是什麼樣子，現在很多旅遊景區都拿著茶馬古道打招牌，但真的問是什麼意思，他們其實也不知道。後來我說介紹你們讀一本書，就是這本《馬幫旅行》，斯諾在沒有寫《紅星照耀中國》的時候，20世紀20年代就寫了這本書，而且那個時候中國大部分的地方土匪很多，但有個叫諾克的美國人跟他一起走，他的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因為諾克是美國農業部派來做調查的。諾克自己有一個十二個人組成的護衛隊，全副武裝，還有專業的廚師，在路上每天要吃飯的時候，也是要把餐桌打開，鋪好餐桌，放好餐巾，倒上紅酒，還要每天打開帆布浴缸泡熱水澡。斯諾是一個比較“左傾”的年輕人，所以他看不慣，但又想著沒有辦法，那就還是跟著他走吧。其實諾克也是很看不慣斯諾的，也想把他趕走，但兩個互相看不慣的美國人，在當時的中國又不得不結伴而行，所以這些文字留下了很多很多當時那個社會的信息。
當時的社會信息保留了下來，我們今天就可以依靠它們還原曆史的細節，還原曆史的麵貌，如果沒有這些文字，那麼我們中國的曆史隻能是帝王將相的曆史。我們中國人的曆史大都是皇帝的事情，下麵的人下麵的社會沒有人記錄也沒有人描述。但西方的史學、西方的人文跟中國有一個不一樣的東西，當然他們也關注上層社會，但是同時他們也對社會的各個層麵各個行業都在記錄，所以他們的曆史是一個真實的、豐富的、全民的曆史，而我們的曆史，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的曆史，我們看不到普通人的身影、普通人的生活。而且中國人的曆史觀也塑造了大家喜歡看宮鬥戲，因為覺得我們的生活不是生活，而他們的生活才是生活。真實的曆史是非常豐富的，曆史從來也不是由幾個後宮來完成的。不同的西方人到了中國，他們記錄了那麼多的中國現象，尤其是中國下層社會的現象，這在我們中國人的書寫中是很難看到的，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曆史觀或者說是價值觀，大概是從孔子那個時期就已經塑造了強烈的等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麵是重要的，下麵是不重要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講國學，說孔子很偉大，當然孔子是很偉大的，但是我們也要清楚地看見孔子也給我們留下了一些不好的“遺產”，封建時期的帝王為什麼那麼喜歡孔子呢？因為他承認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西方曆史在矯正我們，就像斯諾的《馬幫旅行》以及顧彼得的《被遺忘的王國》都可以說是非虛構類文學，沒有文學想象，隻有真實和客觀的記錄。
今天早上我是從揚州坐飛機來到這裏的。在揚州要看他們的曆史，也隻是記錄了一些知府的，那古代揚州的社會麵貌到底是什麼樣子呢？又得看外國人記錄的了。馬可·波羅宣稱元朝的皇帝讓他當了三年的“揚州市市長”，但中國的曆史當中就沒有這些記載，但他確實也是。當然詩歌裏也有很多描寫揚州的，“煙花三月下揚州”……中國的文學是寫得很美好的，當然書寫美好是好的，但總覺得少了一些時政主義、科學主義的東西，使我們觸摸不到真正的現實，寫了那麼多“二十四橋明月夜”，需要考證“二十四橋”在哪？卻沒有人關心這個問題。希臘總統曾經到訪揚州，找不到“二十四橋”了，結果實在沒有辦法，就指某一座橋說“這就是二十四橋”，結果希臘總統卻問：“不是二十四座嗎？怎麼隻有一座了？”其實我們詩歌裏麵寫了很多這種東西，但都是寫它的美妙，到底在哪？我們就不講究了，所以我們找不到“二十四橋”曾經存在過的地方，所以說這些就是中國文學的傳統當中過於傾向虛構、過於傾向美化所造成的一個缺陷。
那麼現在回過頭來，中國人要補上這些東西，我們要好好記錄我們的曆史，好好地觀察這個社會，記錄這個社會，避免將來我們想要複原自己基本的曆史還要去找外國人寫的書。現在很多研究這些方麵的都是靠當時外國人寫的書。從元代開始，外國人到中國的越來越多，他們也很喜歡記錄這些東西，傳教士做記錄，外交官也做記錄，甚至軍人也做。但是我們過去了就過去了，所以這是一個缺陷，也是我們需要探討非虛構的一個理由。我還想講一個現代的例子，有人說建長江三峽，其中很多人移民，當時也有很多人寫一些作品來歌頌這個偉大的工程，但是大家讀過幾本，知道幾本呢？但有一個美國人，而且他也不是專業的作家，寫了一本書叫《江城》。他還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何偉。他來的時候隻是個毛頭小夥子，是1996年來中國支教，來中國做誌願者的，去了一個叫涪陵的地方支教，涪陵那個時候大概下麵有一個師範學校吧，在那個師範學校裏麵教英語。外國人所感知的那種人文能力是和我們不一樣的，其實當時也有很多作家在那裏，但沒有一個人能用他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在那裏待了兩年。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裏，他已經成為美國很出名的非虛構作家。他在涪陵的時候，寫的一些文章最早是放在網絡上，然後像《紐約時報》《紐約客》這些很出名的媒體就邀請他開專欄，那他就在涪陵一邊學習中文，一邊教英語，再一邊寫東西。到後麵寫的三峽大壩要修起來的時候，他所在的地方都會被淹沒的這些，都要變化，那麼這些人、這些事他都如實地記錄了。當陸續寫後麵的書的時候，中國的自駕時代已經開始了，很多地方都開始修高速公路，他又覺得這個發現很有意思，就辦了駕照，買了一輛車，最後開車遊遍了中國，由此又寫了一本書叫《尋路中國》，又成為暢銷書。去年我們在一個非虛構的討論會上再次相遇，下來我們聊到他回美國的兩年，但是他表示在美國感覺待不住，我問他現在在哪裏，他說他在埃及，一家老小都被他接到了開羅。大家都知道埃及現在時局比較動蕩，他就說這個地方不就正好是充滿變化的地方嗎，所以他現在又在學習新的語言，阿拉伯語，埃及的語言，可以讓他更好地記錄。前幾天我們郵件聯係，他的新書又要出版了，是關於埃及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