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這樣的行為在這個世界是會受到歡迎的。但二十多年的寫作實踐告訴我，情形並不真是這樣的。
我發現，正因為這特別的地域，我的書寫會受到意識形態和消費主義的雙重擠壓。而這種擠壓的思想根源正是基於東方主義的先驗的規定性。
我清楚記得，當我第一次在美國出版我小說的英文版，那時，我的英譯者、經紀人、出版社都抱著巨大的熱情與期待，但書一上市，就傳來不好的消息，因為這樣的書寫並不符合一些人關於西藏的先驗的想象。這些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人類學家，是宗教學者。這些人甚至感到憤怒，因為那些現實的書寫顛覆了他們對於西藏的規定性，沒有把西藏寫成一個祥雲繚繞的宗教之國，一個遺世獨立的香格裏拉。我特地研究過西方人對於西藏書寫的變化。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關於西藏的書寫其實還是相當客觀的，那就是寫西藏的自我封閉，寫進入西藏是如何艱難，進入以後看到的社會生活又是多麼蒙昧與殘酷。但是，到50年代以後，這種書寫開始發生有趣地變化，西藏開始被美化，被越來越多的文字描繪為一個上師們導引著人們一心向善的精神高地。所以，我不得不說，這種現象的出現，其實是出於意識形態的敵意而進行的有意遮蔽。
而今天的消費主義文化更沒有興趣去追究生活的真相，我甚至在歐洲某國這本書的朗誦會上，遇到一個婦女鄭重告訴我，她不同意書裏頭寫到了對人施用刑罰，原因就是：“那裏是西藏啊！”
對於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人來說，也許西藏這個地域真是具有某種不可思議的魔力的，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人麵對此地時就會采用一種不學理不現實的態度，這是否也是因為某種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支配呢？
在當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下，尤其是在消費趨向上，這個世界上的後發展地區——比如我自己的文字所一直表達的青藏高原，會自然被那些自以為取得了中心位置的文化中人用來在這片原始地域中去尋找一種自己生活中所稀缺的特質。他們已經政教分離，但希望這個世界上還保存一種宗教國家的樣板；他們已經發展出一種在社會組織和科學技術方麵都非常複雜的現代文化，而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群人杜絕與犧牲現世生活而保持一種簡單的“神性”的虔誠。這種文化消費心態，在中國這個國家內部也是普遍存在的。這種消費心態，就是總要把青藏高原這個地域當成整個現代文明世界（包括那些努力走向現代文明世界的世界）的一個已被默許的例外，把這個地域的地域性先驗地設置為現代文明世界的一組反義詞。如果正麵是複雜，那反麵就是簡單；如果正麵是庸俗與卑下，反麵就是純潔與崇高；如果正麵是世俗，反麵就是宗教。其實那些地方的人本有著自己的宗教，偏要舍近求遠，去別處尋找。
我們應該記住蘇珊·桑塔格說過的這樣的話：“認為現實正變成奇觀，是一種令人詫異的地方主義。這是一小群生活於世界富裕地區的有教養人士看事物習慣地普遍化。在富裕地區，新聞已變成娛樂——這種成熟型的觀點，是‘現代人’添置的主要資產，也是摧毀真正提供不同意見和辯論的傳統黨派政治形式的先決條件。它假設每個人都是旁觀者。它執拗地、不嚴肅地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難。但是，把整個世界與安樂國家裏那些小地區等同起來，是荒唐的——安樂國家的人民擁有一種奇怪的特權，既可做、也可拒絕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觀者。”
我隻是希望，當我們從文學的立場出發，討論地域或地域性這樣的問題時，首先得祛除東方主義的魅惑，這既包括西方對東方的東方主義，也包括東方內部此一地域對彼一地域、此一文化對彼一文化的東方主義，地域才能首先還原成真實的地理，並在此基礎上，而有基於同樣標準的關於地域性的認真探求與追索。隻有這樣，不同的地域與文化間才能進行真正的關注與交流。
也隻有回到沒有文化或意識形態偏見的立場上，討論地域與地域性才有真正的可能。也隻有這樣，我們的文學表達才會有被真正當成文學的可能。
（在中澳文學第三屆高峰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