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在旅行之中，無論是以一小時幾公裏的速度穿越一片荒野，從一個村莊到達另一個村莊；還是乘著航空器，以一小時幾百公裏的速度飛越島嶼星列的大洋，從一片大陸到另一片大陸，我都會觀察和琢磨地理學意義上的地理。一塊被冰川從高處山峰搬運到穀地中的孤獨的岩石，還是海洋中的一座島，一片陸地剛剛出現在視野中時陸地伸入海洋的岬角，那些被海浪拍擊的海岸，都是一個旅行者醉心關注的天造地設渾然天成的美感。
但我知道，今天我們在這裏討論的“地域”這個概念，並不是一個純地理學的概念。“地”，在中文中是大地，是地理。而“域”這個字，卻不隻是地理，而是具有文化意義的某個範圍。決定這個範圍的，是生活在那個特定區域之內的人的社會，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種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方式，甚至是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因為這個“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上便有了種種人為的界限。
地域，便成為特定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空間，置身其上的便是國與族的存在。正由於此，不同地域既可以是一個交互的空間，也可以是人為劃定的意識的疆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我們的文學表達中，關涉地域時，除了極少數的文字是關於純粹的地理存在外，大多數文本所呈現的，其實便是那個特定地域中的人群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雙重構建。從古到今，很多的作家，都對自己所生活的地域進行著不倦地書寫。這些書寫中，為我們呈現了那些地域中的某種現實，成為我們的文化記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地域的書寫往往與特定的國或族的意識相關，在這種情形下，由於政治的，或者寫作者自身獻身國或族的意識構建的熱情，地域性的書寫往往也會加入意識形態的合唱，而失去文學家本該具有的基本立場。用薩義德的話來說，就是書寫者因此失去把個人的或局部的危機普遍化地，與整個人類命運相聯係的願望與能力。
文學當然是無從離開地域的，因為地域本身就是一個題材的同時也是一個意義的空間。當一個書寫者進入這個特定的空間，就會聽到來自不同方向的呼喊。這些呼喊是一種祈求，也是一種命令。來自內部的呼喊是：說出我們！你是挑選出來的代言人，說出我們！而我們是什麼？我們是這個地域上的全體嗎？往往不是，那些對你用祈使句說話的，其實隻是這個全體中的少數，是這個全體中那些掌握話語權與其他權力的少數——我們這個社會每一族群中，總有優越感十足的人把自己當成全體的當然代表來對我們發出種種指令。同時，當我們進入某種地域性的寫作時，也會聽到來自外部的強烈的聲音，這個聲音同樣也是優越感十足的，專橫卻意識不到自己的專橫，這個聲音是說，來吧，說出你們！說出你們！說出不一樣的你們！
本來，身在某個地域而寫出這個地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人必須在某種空間中活動，要寫人的活動，就必然寫出那個空間，人也必須依存於某個族群或文化，寫出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自然就寫出了那個社會與文化。但是，這樣一件在文本建構過程必然會發生的事實，在大多數情形下，並不被人們特別注意與討論。因為，地域作為一種顯性的空間、一種隱形的疆界隻是文本的一個背景，但我們對存在於那個背景之上的人生與社會內容有忠實表達的時候，這個背景也會自然浮現，而且並不需要特別強調。但是，當這種書寫不是發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轉移到那些被視為邊疆的被視為蒙昧世界的地帶時，書寫的對象變為某個少數族群那裏的時候，人們卻會有意無意間開始強調地域這個概念，這時，地域或者地域性其實已經帶上另外的意思。這時，它的意思已經悄然轉換，變成了“異域”。
這個“異域”，正是薩義德所指稱的東方主義的兩個特征之一。
我二十多年的書寫生涯中所著力表現的西藏，正是這個世界最樂意標注為異域的地區。當我書寫的時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書寫這片蒙昧之地的艱難蘇醒。蘇醒過來的人們，看到自己居然置身在一個與其他世界有著巨大時間落差的世界裏，這也是這個世界與其他世界最關鍵的不同。麵對這種巨大的落差，醒來的人們不禁會感到驚愕，感到迷惘與痛楚他們上路，他們開始打破地理與意識的禁錮，開始跟整個世界對話，開始艱難地融入。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就非常明確，作為一個寫作者，最大的責任就是記錄這個蘇醒的過程，這個令人欣慰，也同時令人倍感痛苦的過程。因為當今之世，在這個星球上，任何一個偏遠角落，任何一個無論用了多長時間將自己封閉在過去時代的族群，最終都必須麵對這個世界。如果你不打算麵對，外部的勢力也會用強力逼迫，大聲呼喊著，讓你融入這個世界。早在20世紀初葉，英國人就從當時的英屬印度出發，以大炮和刺刀開路，直接進軍拉薩。強迫當時的西藏地方政府建立商道，與外部世界交換商品，架設電報和電話線路，和外部地界交換信息。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西藏打破長達千年的中世紀的迷夢，如果不是全體，至少有一部分先知先覺者，開始艱難尋路，尋求通往新世界的道路。我充分意識到，我所要做的，就是這個過程的一個敏銳的同時也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