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秋天，撒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等領導的反抗藏官的暴動全麵爆發。暴動前夕，撒拉雍珠集眾宣誓：“我欲為民除害，勿殺好人，勿擄財物，封其府庫，以待漢官。有違者吃吾刀！”
新形勢下的族與國
有清一代，川屬土司所轄藏區或安定或動蕩，一直是主政四川的地方大員工作重心所在。乾隆朝前後，大清國力強盛，土司叛服不定，都是內亂，期間清廷出重兵鎮壓瞻對土司班滾，和大小金川土司等戰事，在皇帝看來，主要還是關係“國家體麵”，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意味。但鴉片戰爭後，情勢巨變之下，少數民族地區的動蕩便漸漸帶上了別樣的色彩。
當時，不隻海疆在洋人的堅船利炮下大門洞開，本不平靜的內陸地區此時就更加動蕩。無論西藏、新疆、蒙古，本來就是“化外之地”，當地少數民族首領不時起而反抗朝廷，當此之時，更有英、俄、法等列強環伺，從南、從西、從北各個方麵，要求通商，要求傳教，要求遊曆，進而要求割地，影響甚至煽動邊疆民族與中央王朝間漸生離心，造成亂局後又恃強插手幹預清朝中央和少數民族間各種糾紛衝突，使得邊疆地帶的問題日益複雜化。
藏區的情形也是如此。
1875年，英國一支小部隊從緬甸侵入雲南，被當地民兵阻擊，打死了軍中一名英國駐京使館的翻譯馬嘉理。這麼一個小小事件，卻導致中英間簽訂了又一個不平等的《煙台條約》，條約主要內容是開放雲南和一些新的通商口岸。同時，《煙台條約》正文之外，還附有一個專門的涉藏條款。該條款規定，英國人為了探訪印度和西藏間的道路，可以派員自北京出發，遍曆甘肅、青海等地的藏族地方，也可由內地四川等處自由出入西藏。
丁寶楨到了四川總督任上剛剛兩個月，經川藏大道去西藏“遊曆”的英國人就到了。《煙台條約》規定他們是探求印度到西藏的道路，那麼，四川藏區便隻是他們的途經之地，但各地漢、土官員紛紛來報，發現這些人沿途繪製地圖，“遍訪要隘”，不像是一般遊客的簡單路過。
這個時期，一向作為西藏屏障的哲孟雄（錫金）和不丹等與英屬印度相鄰的小國，已相繼被英國人控製。英國人又進而試圖越過西藏和哲孟雄的邊界隆吐山修築道路驛站。在此之前，西藏地方與哲孟雄及不丹等鄰國間並不曾設立邊防。西藏噶廈政府麵對如此情形，於1886年在隆吐山建立關卡。這樣一件事情，卻引起英國駐北京公使的抗議，說藏軍設卡之地是哲孟雄地界，意在阻止通商，要清廷製止西藏噶廈政府這一捍衛領土的舉措。
清廷又一位新任的駐藏大臣文碩，人還在川藏大道上的裏塘就接到命令，要他趕緊赴藏處理這一事件。上麵的意思是要他答應英國人的要求：“英國正議邊界通商，而藏眾反設卡禁絕通商之路，是顯與定約背馳。”所以“飛谘”文碩，要他“傳齊各番官，將此旨嚴切宣示，飭令迅將卡兵撤回，慎毋再有違延，自貽罪悔”。
文碩卻不是個唯命是從之徒，到拉薩後召集漢藏官員弄清情況後上奏朝廷：“查藏番並無越界戍守，隆吐山卡兵礙難撤回。”
“地為藏地，民為藏民，退無可退。”
他還把藏南地形繪圖寄往京城，以證明噶廈政府是在自己領土上設置營壘關卡。
文碩在奏報中指出，如果朝廷強要藏軍棄卡撤退，會使藏人覺得被清廷出賣，因而對中央政府生出背離之心。應該說，文碩這個分析是有預見性的，此後英國人步步進逼，噶廈政府動兵抵抗。但這時，卻不是雍正乾隆年間，他們抵禦外侮的戰爭再也不能得到清朝中央的支持。以至於一致仇外的西藏僧俗內部漸漸生出對英國人強力的傾慕之心，加上中央朝廷一路走弱。到上世紀初，一部分上層人士的親英傾向最終演變為謀求“藏獨”的思想與實踐。
自然，此是後話。
對於此點，英國人也看得明白。後來於1904年率英軍一路攻擊打到拉薩的英國人榮赫鵬所著《印度與西藏》（中文譯本名《英國侵略西藏史》）中就說：“……條約已證明毫無效用，西藏人民從未承認之，而中國當局又完全無力強製藏人也。”
“中國當局自認為無力控禦藏人。藏人既不聽命，彼等亦未敢命令之。中國之統治西藏，僅擁虛名……蓋中國當局盡可同意於任何建議，然不能代藏人負責承諾，如向藏方交涉，則或一切諉之中國當局，或稱未奉拉薩訓令，彼等不敢擅自承諾，隻能轉達一切雲爾。”
你有空子，就被人看見。被人看見，而自己看不見，或者看見了卻未能彌補，這空子就要被人大鑽特鑽了。
自然，這也是後話。
清廷重視藏區問題，但晚了一點
到了光緒年間，危機重重的大清國回光返照，那因循怠惰成為習慣的官僚係統中，出現了一些心憂國運，殫精竭慮，希圖有所作為的地方大員。
新上任的四川總督丁寶楨便是其中一位。
丁寶楨就任四川總督後，充分注意到無論是噶廈政府直轄的西藏，還是川屬土司地麵，無論地理還是文化，都是一個聯係緊密的整體。西藏麵臨危機，四川也不得安定，所以到任不久便上奏說，“川省與藏衛唇齒相依，不能稍分畛域”。因此，西藏和川藏問題，“實與海防相為表裏”，“頗有更重於海疆者”。
有此認識，丁寶楨上任伊始便下手整頓川屬各土司事務。那時川屬各土司地界，戰亂頻繁，究其禍源，從來就是各土司勢力此消彼長時，互相爭奪地盤，並不是後來基於國家民族層麵的清晰訴求而實施反抗。為消弭此種衝突，丁寶楨派員會同各土司勘定邊界，立碑標記。光緒十年，丁寶楨有一折上奏，就是為勘定邊界有功的官員請賞：“瞻對、裏塘劃界立案，請將出力道員丁士彬等獎勵。”
多年來，我頻繁出入當年的各土司地麵，曾尋訪過何處有無當年標出各土司邊界的石碑或碑文，都不可得。不想，今年去新龍訪瞻對舊事時路過甘孜縣，即當年的霍爾五土司地麵，縣裏領導請我吃四川火鍋，並請了地方誌辦公室主任和文化局長作陪，飯間自然聊起土司時代舊事。文化局長說，前些年他們局新修宿舍，於院中挖出石碑一通，請成都大學的博士看過，說是土司間的界碑。我大為興奮，馬上提出要看此碑。
第二天早上，我便被引到縣文化局。在一個單元門裏，樓梯拐角下，那石碑橫著靠在牆邊。拂去塵土，上麵碑文清晰可見。當即伏在地上讀過，正是當年丁寶楨主政四川時，勘定各土司邊界時所立界碑。
我問他們得到此碑的經過。說是20世紀50年代，縣文化館的人在新龍與甘孜交界處的山梁上發現，便移到山下，存放在文化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人把石碑無字的一麵刻上毛主席語錄，立在院中，後來荒草蔓生，人事更迭，這石碑再無人過問，倒下後埋在土中多年，前些年修建樓房，才又重見天日。
石碑上文字申明，此次“劃清界址，分立界碑”，“如有彼此越界滋事，即惟所轄之番官、土司是問，以息紛爭”。
因此知道，丁寶楨任內勘定各土司邊界，以防紛爭不是虛文。
丁寶楨任上，還在四川設立機器局，製造新式槍炮，並以西洋方法編組與訓練新軍。英國人從緬甸進入雲南，從哲孟雄威脅西藏時，他便調派新練成的軍隊三千人進駐裏塘、巴塘。在這個位置上，南下可以攻防雲南，西進可以馳援西藏。丁寶楨自信這樣的軍隊，隻要朝廷一聲令下，“足成一戰，不致甘心讓人”。
可惜天不假年，疾病纏身的丁寶楨力漸不支。史載，病逝之前，他還寫成《叩謝天恩遺折》，其中念念不忘的還是西南邊疆，“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他認為，不久的將來，和英人在西藏必有一戰，因為“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最後，他還懇請清政府千萬不要裁撤四川等地編練的新式軍隊，製造新式槍炮、壯大武備的機器局也要繼續開辦。
後人感歎，這樣的能臣天不假年，“後任庸碌之輩，無一能逮其誌者。非獨西藏之不幸，亦中國之大不幸也”。
其實，清廷“大局已敗，大廈將傾”，縱有一二能臣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了。
文碩和前任一味壓製藏方向外敵妥協不同，他一到任，就積極支持噶廈政府備戰。京城裏因此下旨斥責他“不識大局”，命令他“現在總以撤卡為第一要義”。從實際情形上講，清中央政府的說法也不無道理，藏人想以一己之力抗禦英國人，勇氣可嘉，但真正打起來，“強弱殊勢”，唯一的結局就是失敗。那時再喪土失地，“將來難於轉圜”。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過啊！
但文碩在西藏，感動於西藏軍民抗英保土的決心與勇氣，上奏抗辯不能讓藏軍從隆吐山撤離。
公元1888年2月，失去清廷支持的藏軍仍獨立與英軍開戰。其間，支持西藏兵民抗英的文碩以“不顧大局”的罪名，被朝廷下旨革職。換上服從旨意的升泰接任駐藏大臣，堅決貫徹清廷“嚴束藏兵，不準妄動”的旨意，在此情形下，以原始武裝的藏軍於當年8月，屢敗屢戰，在付出了一千多軍民的犧牲後，終敗於隆吐山之役。
結果是簽訂《中英會議印藏條約》和《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無非是割地通商。
條約簽訂了，但還賴藏方執行，但他們總是以種種方式抗不遵行。你隨便割他的地，他怎麼遵行？他不想通商，你一定要前去強開商埠，他怎麼會遵行？整個中世紀，藏傳佛教各派不同時期執政西藏政教大權，靠的就是地理與人文上的重門深鎖，現在有人想用強力撞開這個大門，掌權者當然會感到危機來臨，怎麼會遵從？前麵所引榮赫鵬的話，就是針對此時的情勢而言。
從此，西藏方麵懾於英國人聲威的同時，對清廷駐藏官員日益怨恨又輕視，對中央政府日漸離心，噶廈政府的僧俗官員也就越來越難以節製了。
清廷在這重重危機前，也較前更重視西藏或藏區問題。光緒年間甚至在科舉考試中，把西藏問題列入了策試內容。
光緒十六年，“策試天下貢土夏曾佑等三百八人於保和殿”，策試內容就是關於曆朝與西藏茶馬互市的政策：“茶稅之征起於唐代，其初稅商錢在於何時？獨開茶稅在於何時？茶官之設在於何時？稅茶之法其後增減若何？茶馬之法始於唐，宋有茶馬司專官，元明因之。宋之三稅法、貼射法何法為便？明之茶馬司批驗茶引所設於何地？遠番重茶，以資其生，茶市之通濟及海外，能極言其利弊歟？”
這個策試題今天也可以用來考考那些熱衷於開發茶馬古道為旅遊資源的官員和商人，不要求他們作出正確答案，能讀懂這題目就阿彌陀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