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地區人民一方麵號稱強悍，但經過上千年佛教思想的熏染，深信天命，對於封建等級製度從來逆來順受，不思反抗。此時，投訴苦情的“夷稟”都如石沉大海，忍無可忍，才由一個叫撤拉雍珠的鐵匠帶領，起而反抗。
撒拉雍珠的身世，在瞻對人上給清朝官府的“夷稟”中保存下來。
他本不是窮苦人，出身於一個小頭人家庭。
他父親叫作阿噶，“在前任藏官彭饒巴任內小心當差，並無過錯。後任藏官索康色因與彭饒巴不睦，遷怒於阿噶。又因阿噶之兄鬆郎覺美手摹藏官圖記，被索康色拋河溺死，抄沒全家”，並將小頭人阿噶帶同兒子撒拉雍珠拘囚三年。
這位索康色任滿回西藏前，才把他們父子從牢中提出來，令他們在神前賭咒發誓，此後不準到漢藏官員麵前申訴冤情，又詐取銀錢若幹，才將撒拉雍珠和其父親釋放。到此，全家人一貧如洗，形同乞丐。
撒拉雍珠做了一個身份低賤的鐵匠。
在我心目中，這位撒拉雍珠才是真正的瞻對英雄。他心懷深仇，除打造些日用器具出售謀生之外，“每一刀成，不售，擇其親戚之有才藝者予之，囑其好好收藏。即使有以重價購買者，也不理會”。他其實是心懷大誌，借此集聚反抗的力量。
1889年秋天，撒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等領導的反抗藏官的暴動全麵爆發。
暴動前夕，撒拉雍珠集眾宣誓：“我欲為民除害，勿殺好人，勿擄財物，封其府庫，以待漢官。有違者吃吾刀！”
瞻對全境，參加暴動者達六千餘眾，藏兵各駐紮地和藏官官寨都受到攻擊。很快，駐瞻對藏兵即被擊敗，或死或逃。被圍困於官寨中的藏官青饒策批這時隻好哀求說，既然你們不願歸我西藏管轄，我回西藏好了。
暴動百姓要他先交還搜刮的銀錢，可是大部分錢財早已運回西藏，隻剩下新搜刮而不及運走的很少部分重歸義軍手中。
暴動百姓本欲將此藏官殺之而後快，這時，瞻對境內各寺院有頭臉的喇嘛出麵調解，說殺了藏官，就是違犯王法，隻需將他留下姓名，準其回藏，還給以盤纏，鞍馬並槍刀，往西北方禮送到德格土司地麵。
這位青饒策批並未老實回藏，而是南下潛逃到裏塘土司境內，伺機反撲。
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領導瞻對百姓暴動勝利後，“上、中、下瞻對均各動兵”，分頭把守出入瞻對的各個隘口關卡，“無論何人不容進出”。
同時，撒拉雍珠等繼續向清廷呈遞“夷稟”，控訴藏官，要求內附。
時任成都將軍歧元，在所上奏折中說：“臣等前接該暴動首領的信折，陳述藏官種種貪虐，不願隸藏之意，尚無悖謬之詞，其派兵守隘，亦在瞻境，並未擾及鄰界。”
駐藏大臣的奏文中，雖然也承認此次民變起因是“番官苛斂”，卻誣蔑撒拉雍珠等“勾結野番謀叛西藏，並圍困官寨，肆行焚掠”。
其實撒拉雍珠隻是激於義憤，率眾起事，消滅了駐瞻對藏兵，驅逐了藏官後，就迭次上書清廷，請求脫藏內附，而且也沒有像從班滾到貢布郎加等暴亂首領那樣要做瞻對以致更大地域的“王”的野心。
他們起事成功後，聽說貢布郎加的一個兒子鄧登貢布，兵敗後潛逃到了果洛地方的遊牧部落中，便和大家商議要迎他回瞻對，擁立為義軍領袖，並派義軍二號人物巴宗喇嘛親自前去果洛迎請。
巴宗喇嘛果然在果洛遊牧部落中找到了鄧登貢布。這時的鄧登貢布已經須發半白，在當地也能號召數千人眾。而且，鄧登貢布經過二十多年前的慘敗，知道無論如何不能與清廷為敵，便對巴宗喇嘛說，他要“奉大皇帝諭旨，賞給翎頂，準回瞻對”，有“字樣可憑”，才敢率其屬下“野番”回歸瞻對。他轉而推薦其兄弟東登貢布之子，也就是貢布郎加之孫貢布確邛出山，“彼在山中牧羊，先將此人迎回瞻對，暫立為主”。
於是，巴宗喇嘛便先帶了貢布確邛回到瞻對，撤拉雍珠等便將其擁立為主。《清季外交史料》中載有撒拉雍珠等上呈清廷的“夷稟”譯文：“現經瞻民迎回貢布確邛為瞻對頭目，誓不歸西藏管轄，願歸大皇上為良民，不能滋事，求照各土司例歸內屬。”
其實，這位新主貢布確邛就是一個象征性的存在，撤拉雍珠和巴宗喇嘛還是暴動民眾的實際領導者。
這時的清廷當然已經清楚知道瞻對暴動的發生，隻是反對貪官苛政，和此前幾次反抗朝廷統治性質大不相同，卻不顧瞻對方麵的一再申訴，一麵命令駐藏大臣要噶廈政府將“辦理不善之代本青饒策批革職查辦”，一麵又諭令成都將軍歧元、總督劉秉璋，“派兵鎮撫，設法解散”，“亟應查明為首各犯擒拏懲辦”。
總督劉秉璋奉旨後，立即派試用通判王延齡、候補知縣張炳華、巴塘都司李登山等“密帶兵勇”進剿瞻對。
清廷第五次用兵瞻對
是為有清一代，第五次對瞻對用兵征討。
於是，清廷調派的漢、土官兵又一次向瞻對地麵合圍而來。
和前幾次用兵瞻對時那些欺下瞞上的清朝官員不同，這次領命的幾位，官位不高，對於清廷來說，倒確實是幾位“實心任事”的幹練之員。
他們率清軍由章穀土司地麵到達瞻對邊界，陳兵此地，一麵防備鄧登貢布率果洛“野番”從北方草原南下；一麵征調瞻對東麵的明正土司，瞻對南麵的裏塘、巴塘等土司“率土兵嚴堵要隘”。
做好這些準備後，張炳華和李登山也深知瞻對此次民變並不是反抗朝廷，所以敢輕騎簡從，借勘查瞻對和各土司界線為名，深入瞻對各地，大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而撒拉雍珠和瞻對百姓，終於盼到朝廷命官，對他們並不戒備，任其在瞻對全境自由行動。張炳華和李登山等在瞻對民眾中聲言“有大皇帝做主”，定要廢除藏官苛政，欺騙起事群眾放下武器，以此孤立暴動首領。很多群眾果然中計，便收起刀槍，回家生產。
張炳華還通過一名叫李朝的通事（翻譯）收買了撒拉雍珠的侄兒，也是暴動領導人之一的撒拉阿噶和一些大小頭人，利用這些叛逆之人“與以機宜，自相勸解，俾其藩籬自開，自釋眾惑，繼解脅從，黨羽散去，瞻對勢孤無助”。
做好這些準備後，1890年3月間，駐防打箭爐的阜和協副將徐聯魁率漢土官兵急行軍潛入瞻對，將撤拉雍珠及所率民兵重重包圍。至此，撒拉雍珠才明白“清大人”不是來替瞻對百姓做主的，反而要對他們痛下殺手。他知道自己上了大當，便率眾拚死突圍。戰鬥中，撒拉雍珠奮勇作戰，不想卻在衝鋒時讓已被清軍收買的親侄子撒拉阿噶從背後放槍擊中，死於突圍戰中。
突圍不成，巴宗喇嘛接過指揮權，率眾在寨中堅守。
後來，又一任駐藏大臣長庚在《瞻番就撫首惡次第殲擒折》中這樣追述當時的戰鬥情形：“寨外牆高數仞，圍房數層，中有大碉高插空際，寨外小碉回環相應，巴宗喇嘛分布脅從，在內持槍死拒。”這樣，戰鬥持續了半月有餘，清軍終於攻抵寨前，“命精銳各頂方板，掘挖寨牆，用柴薪堵塞寨門”，準備放火攻寨。
孤立無援的巴宗喇嘛見寨破在即，隻好率眾突圍，力戰被俘。從果洛迎回的貢布郎加之孫貢布確邛也於突圍時被槍擊而死。
於是，瞻對地麵這次真正意義的民眾起義被清廷鎮壓了。
到此為止，清軍已經是第五次用兵瞻對。對於那些真正反抗朝廷的戰鬥，每一次都代價巨大，虎頭蛇尾，不得善果。倒是這回鎮壓一心要歸附朝廷的瞻對起事百姓，如此迅速就得了完勝。這是瞻對百姓的悲哀，在一直聲稱要“用德以服遠人”的清廷，則是一個荒誕無比的巨大諷刺。
清廷此次用兵，不是不明白民變情有可原，而是出於所謂“大局”的考慮。這個大局，就是清朝中央與噶廈政府之間此時已相當微妙的關係。鎮壓瞻對起事百姓，意在安撫西藏上層。所以，事後對俘虜的巴宗喇嘛毫不容情，“瞻對叛番巴宗喇嘛首先造意煽亂，勾結野番奪寨逐官，情罪重大。現經長庚等審訊明確，即著正法梟示，以昭炯戒”。這個炯戒是什麼呢？那就是噶廈政府官員，無論僧俗，無論如何以一己之貪殘，虐民於水火，老百姓都得各安天命，不得反抗。曆朝曆代，所謂治藏安疆，都是籠絡上層僧俗權貴，而於民意民情則無所體恤。這樣的治藏政策，於今思之，仍不無教訓的意義！
有此指導思想，瞻對第五次亂平後，清廷一些善後措施，比如所謂列出“應禁苛政酌議八條”，“以安地方”等，也都是官樣文章。
兩年後，駐藏大臣升泰上奏，是關於那位促成了瞻對撒拉雍珠事變的藏官青饒策批的處理意見：“訊明已革瞻對番官青饒策批參案苛虐情狀，皆其頭人四郎旺堆勾同其子堅參紮巴所為。”也就是說，這個人回到西藏後，不知又使了多少從瞻對勒索而來的銀子，大事化小，終於申明自己沒有苛虐之罪，至多是失察之過，所以，駐藏大員要上奏“請免治罪”。
得旨：“允之。”
此時，新的藏官已經在瞻對上任，重演舊事了。
哀哉，鐵匠撒拉雍珠！
哀哉，巴宗喇嘛！
嗚呼，瞻對百姓！
可以補充一點的是，這段曆史事實也被西方人以他們的方式加以獨特的關注。在意大利人畢達克著《西藏的貴族和政府》一書中，對這件事情是這樣記載的：“1889年，那個地方爆發了動亂，驅趕首席西藏地方長官……形勢要求四川總督再次加強漢人的直接統治。麵對這一困難局勢，拉薩政府派霍爾康賽和堪布洛桑紮西前去調查。不久，霍爾康賽接任高級地方長官職務，成功地平息了這場叛亂。四川總督將一位首領——巴宗喇嘛當眾處死，並依法對他主要的追隨者起訴。”
需要指出一點，這時的中國，是清朝滿族皇帝的江山，不是“漢人的直接統治”。
這是一本很有權威的學術書，那樣的血雨腥風在優雅的學術文體中是多麼平靜啊！但傾向性還是難於掩飾的，隻是同情沒有落在最該得到同情的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