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蒙昧與現代衝擊下的鄉村生存形態(評論)(1 / 2)

蒙昧與現代衝擊下的鄉村生存形態(評論)

晉銳新作

作者:劉媛媛

山西文學界大力扶持的新銳作家,大多出生於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生於70年代的居多。有學者將他們歸類為山西文學“族譜”上的“第五代”。總體上這一代人童年時代有計劃經濟的成長背景,青少年時期趕上改革開放,新舊時代交替的生活變化和觀念衝擊對他們有深刻影響。這批作家還有一個共性特點:他們當中除了少數人是來自於城鎮外,大部分人都生於鄉村並成長於鄉村文化的環境中,有較豐富的鄉村生活體驗,因此他們筆下的世界不可避免地留下成長經曆的烙印,這在文學傳承上也十分自然地接續了山西文學的傳統——鄉土敘事。作為一個黃土高原的內陸省份,其厚重的曆史與閉塞惡劣的自然環境,造就了山西獨特的文學風景,無論是建國初期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輝煌一頁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還是80年代新時期文學“晉軍”崛起,以及90年代以鄉村寫作凸顯晉風特色的王祥夫等,再到當下新世紀成長起來的這代新銳作家群,諸如葛水平、王保忠、楊遙、楊鳳喜、韓思忠、曹向榮等等,鄉村書寫成為山西文學的標簽,也成了山西作家們享譽文壇的特色和亮點,為學界提供了極為典型的地域文化研究範本。當然,不同時代寫作者的關注角度敘事方式也會不同。老一代標誌性人物趙樹理深受民間文學影響,強調故事性,以連貫的情節結構全文,這種手法通俗易懂容易吸引讀者,在當時深受歡迎。但是趙樹理小說裏幾乎沒有純粹的自然風景和環境的描寫,更沒有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挖掘分析,因為時代的局限性,他筆下的人物類型分明,可以用“進步”、“落後”這樣的標簽標注,造成人物外在表現的心理因素則被忽略,使得人物形象扁平單一,缺乏立體感。而縱觀眾多的農村題材作品,更多的是在“苦難”這樣一個先人為主的主題下多層麵展示農民生存的艱辛以及命運的悲慘,對於他們內心世界的形成及變化關注較少——相對於“生存”這樣一個重大命題,個體的心理感受被遮蔽。從這樣的意義上說,楊風喜的新作《少年刀》有意做了一種新的嚐試,試圖用一種新的觀察視角和敘事方法來詮釋鄉村生存的精神流變。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鄉村生活是粗糲的,農民的思想是簡單愚鈍的,他們的精神世界更是匱乏,那些彌漫在鄉間的生老病死,像原野裏野生的灌木,自然又觸目驚心。眾多的寫作者在寫作目之所及的生活表層,很少有人去探究外在環境對他們精神世界的影響。《少年刀》通過一個少年的遭遇,敘寫現代背景下農村依然缺失的人文關懷,警示我們在物質生活異常發達的今天,底層的精神世界依然混沌。小說以一個少年“我”的圍觀,寫發生在鄉間的一起凶殺案:隻因為一棵樹,親哥哥殺死了弟弟和弟媳,金榮、金寶這對關係十分親密的堂兄弟,突然變成了仇恨的對立關係。金寶這個說話和走路都慢吞吞的,眼角總是沾掛著眼屎,什麼時候也蹙著眉頭像是沒有睡醒的老實本分的孩子,在一瞬間失去了父母,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庇護,像一隻嗷嗷待哺的小獸,被突然地毫無準備地拋到了荒野,小說就是圍繞金寶在父母慘遭殺害後的種種表現以及周圍人的態度展開。

心理學認為人在麵對重大突發事件後,大部分受災者會經受高度的壓力從而進入應激狀態,心理反應主要有情緒反應異常、認知障礙、生理反應異常、行為異常、交往異常等五個方麵,需要做相應的心理幹預,疏導受災者情緒,避免悲劇再度發生。對於金寶來說,他還是一個沒有任何生存能力和是非辨別能力的孩子,在經受這樣殘酷的災難時,特別需要親人的關懷,需要有人把這個可憐的孩子抱在懷裏,給他一點安慰和溫暖。然而金寶母親家族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複仇,鄰居如“我”的父母覬覦金寶家的房子,風燭殘年的奶奶隻會自責,“我”作為金寶的好朋友被禁止與金寶接近,案發後曾經視金寶為親弟弟的金榮逃走了。圍繞在金寶身邊的親情友情全消失了,這其實比這場慘烈的意外更殘酷。在巨大的恐懼孤獨中,這個不幸孩子的精神世界一點點地崩潰。作者從三個層麵寫他的心理變化:其一是災難發生之初,他是茫然的,所有外在反應都是應急狀態下的情緒變化。首先是外表的變化:“就在那時候,我發現他長出了胡須。他瘦了,但他高了。他不再流鼻涕,那兩掛鼻涕被他永遠抽進了鼻孔裏。”他對“我”說了自己的想法:“我不上學了,我要報仇!他聲音嘶啞……我要到少林寺學武藝。”然後是他的行為,他剃了光頭,訓斥我,體育課上瘋狂地朝別人扔沙子,無緣無故就抽了晚生一個耳光,金寶變成了一杆冒著硝煙的火槍,可以想象,這個少年的心裏充溢著仇恨,無處釋放的悲傷和無法相信的殘忍煎熬著他,但是他其實是茫然無措的,他不知道怎麼辦,而周圍的人因為他這樣的舉止越發疏遠他。其二,他找到了可以借助的依傍:刀。因為父母是被刀砍死的,這個少年自然地想到刀,他從賴五那裏得到了一把刀,這把刀成了他複仇的武器,也成了這篇小說的意象,“刀”是少年金寶的借以對抗外部的形式,也是他麵對這個世界的障礙。他曾經三次舉起刀,一次是在幻想中尋找殺父仇人,另外兩次是麵對殺父仇人的妻子和兒子,但是金寶三次舉刀都歸於失敗,小說借“我”母親之口點出真相,“金寶還是個孩子,他哪敢去殺人?”刀成了金寶內心世界的外化之物,與他的內心一樣不堪一擊,氣勢洶洶地虛張聲勢。其三,是金寶內心壓抑的爆發。人們隻注意到金寶年齡弱小不足以構成威脅,但忽略了這個單薄的少年承受的與年齡不相匹配的壓力。人們本能地同情他,但又擔心給自己增添麻煩,這個遭遇了巨大不幸少年,不僅要孤立無援地麵對這個突然失去屏障的世界,還要在世俗的共識裏擔負複仇者的腳色,就如“我”的想法那樣,“我突然間意識到,其實我內心深處一直盼望著金寶殺人,就算殺不掉黃明燈也該殺個人”。即要承受失去父母的無助,又要承擔複仇的使命,雙重重壓讓金寶不知所措,他表現出語言和行為的矛盾,嘴裏高喊著我要報仇,我要殺人,但真正舉刀麵對,他又無法下手。這是人麵對血腥本能的恐懼,也是一個孩子良善未泯的軟弱。但是金寶沒有辦法擺脫複仇、膽怯、憤恨、絕望種種情緒的困擾,他隻能著魔一般帶著刀四處轉悠,這樣執著的行為終於引起人們的憂慮,在支書設計的以羊代人讓金寶泄憤的計策實施後,金寶將鋒利的刀刃刺進了自己的胸膛,這個少年以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釋放了生命無法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