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與“90”年代以來，我在參加《文藝報》的幾次“中篇小說評獎讀書會”和作為朋友的很少的幾次接觸中，我感覺劉錫誠和夫人馬倡儀活得很自在也很充實。據南京的一位與劉錫誠、馬倡儀和我以及吳宗蕙等同為“30後”的文友陳遼發表在《揚子江評論》上的一篇對劉錫誠的評論文章說：劉錫誠作出“邊緣人”的選擇後，身體很好，生活充實愉快，而且更為難得的是著述甚豐。如我前麵所說的於2004年出版的《在文壇邊緣上》，以及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黃昏的眷戀》，還有關於民間文學研究的巨著《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和《中國原始藝術》等，都是散文創作和民間文學藝術研究中足以留傳後世的紮實厚重之作，是他作出“邊緣人”的選擇之後的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
就在我的這篇以“邊緣”“邊緣人”為中心詞的散文隨筆即將完篇劃上最後一個句號的時候，我收到了傅書華寄贈給我的他的又一本以“邊緣”為主題詞的專著《邊緣之思》，其中有一篇對我的“學術人生”的評述文章《一代女學人的心路曆程與文學批評之路》，讀後對自己逐漸明晰的“邊緣人”選擇增強了自信。如傅書華認為我的以“文學是入學”的以“人——女人——個人”為女性文學研究理路的女性文學研究，在目前的學界仍然處於“邊緣”地位，而正是這樣的“邊緣”位置，才能免受“主流”或“權力中心”的汙染。他還認為，這與現代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進程中的命運是頗為一致的。也許正因為這對“邊緣位置”的自我認知，並以此來“體現自己”“個人的聲音”，“讓抽象的曆史具有具體的”“個人”的生命溫度，並以此來抵抗“集體”對個人記憶的強迫性遺忘。女學者在這方麵似乎成果還不太多。傅書華說：我“期盼著劉思謙教授率先在中國學者開出這樣燦爛的思想之花”。
傅書華作為我的當代文學研究的博士生，他對文學評論的邊緣性也是個人主體性的理解和期盼，與劉錫誠的“邊緣人”選擇，也堅定了我個人對“邊緣人”的思考與選擇。我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個“邊緣人”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種與“中心”不同的“活法”，而且也是一種屬於個人的獨特的寫作的視角。這個“視角”用百歲老人楊絳編定的錢鍾書的一本散文集的題目來說，便是《寫在人生邊上》。這“寫在人生邊上”的視角，意味著我在說什麼話和如何說話方麵，能夠自覺地和“中心”尤其是“權力中心”保持一定距離，幫助我在自己的文學評論與回憶性散文隨筆的寫作中，更清醒也更冷靜地認識這個世界，認識自己所經曆的曆史真實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真實，防止和拒絕政治權力話語和一切偽裝的貌似正確的權力話語對我的誘惑和馴化，幫助我永永遠遠不說假話套話空話而隻說自己經過觀察思考的真話和明白話。我慶幸自己總算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趕上了一個可以不說假話大話套話空話而隻說經過自己頭腦認真思考後的真話明白話的時代。正如俗話所說的“旁觀者清”。自覺地位於“邊緣”的“邊緣人”的經過自己獨立觀察思考的話語，才可能達到這個內涵著真實與清楚明白的作為獨立自主的生命的個體的話語言說。
我已在去年即2013年的平安夜和複活節清晨，度過了自己的80歲生日，如今已是進入“望九之年”的老人了。來日無多，我要珍惜我這已經“不多”的來日，在做什麼人和說什麼話方麵做出自己的獨立選擇。我認同劉錫誠同誌做一個“邊緣人”的選擇，並祝願劉錫誠、馬倡儀以及所有的與我同屬於“30後”的如今已是耄耋之人的老朋友們度過一個屬於自己的充實而快樂的幸福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