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壇邊緣上》的閱讀過程中，我注意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劉錫誠的這本新時期“文壇回憶錄”，與他的書的標題中“邊緣”這個詞有什麼關係？書中所寫到的諸多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壇現象，何以要用“在文壇邊緣上”這個標題來概括？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一直貫穿到我對第二本標題上也有“邊緣”這個詞的書的閱讀與思考。即文學博士、《名作欣賞》執行主編傅書華的出版於2012年4月的“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個體言說”研究專著《邊緣之聲》的閱讀。我想把這兩本同以“邊緣”這個詞為書名的專著結合起來，再聯係劉錫誠送我的他的一篇以《邊緣人》為題的隨筆放在一起來讀，也許可以對“邊緣”或“邊緣人”這個核心詞得出一個清晰的理性認知。打開傅書華送我的這本《邊緣之聲》，我先讀其後麵的《後記》，沒有料到竟有他關於“邊緣”這個詞的言簡意賅的解說。傅書華說：2008年和2012年，他出了兩本書，一本叫做《邊緣處的言說》，一本就是這本我已經打開就要開始閱讀的《邊緣之聲》。接著他便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兩本書都用到了“邊緣”字樣，這固然是因為自己身處社會、學界的邊緣，同時我也想談談自己對“邊緣”的理解。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心”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說，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就是那個時代的統治階級的思想，那麼套用這句話來說，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心”的話語往往最有可能成為統治性的話語。當然，“中心”有各種各樣的“中心”，以電影界為例，似乎奧斯卡大獎就是電影界的一個“中心”。
我不否認“中心”力量的合理性，但我想強調的是，身處“邊緣”的人，要避免用“中心”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要避免用“中心”的問題來代替自己的“問題”，“邊緣”與“中心”的能動關係、間性關係，可能是值得我們身處“邊緣”的人所思考的一個問題……
傅書華的這個《後記》我讀了好幾遍，似乎看到了隱含其中的對“邊緣”這個詞若有若無的解釋，於是“閱讀與思考”在我這裏成為快樂。
《邊緣之聲》是傅書華在進入21世紀以來有關中國當代文學及女性文學作品閱讀以及文壇現象乃至中學語文教學等問題的論文集，我在閱讀中感覺到這本書無論是對哪一類問題的閱讀與思考，大都貫穿著一個或隱或顯的關鍵詞即“個體生命價值”和“個體日常生存”，以及“中心”或明或暗的或直接或間接的對“個體生命價值”“個體日常生存”的遮蔽、扭曲與馴化乃至摧殘。而這有形無形的、直接間接的對個體生命、個體日常生存的遮蔽、扭曲、馴化者，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即政治權力或由政治權力所決定所指揮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這也正是傅書華在《後記》中所說的作為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的“中心”或日“權力中心”。其中如《對“十七年”小說世界中個體生活碎片的打撈》《探尋麵對“整體”的“個體”蹤跡——重評（創業史）》《論中國當前女性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對個體生命的去蔽與敞亮》等都是貫穿著“中心”與“邊緣”關係的很有見地的好文章，讀來頗有啟發。我在閱讀中有一個直到最後看了其《後記》才明白的問題，就是其標題是《邊緣之聲》，可是為什麼在全書的正文裏卻始終不見“邊緣”的蹤影，直到《後記》裏才開誠布公地說“自己身處社會、學界的邊緣”，而“邊緣”不言而喻是與“中心”相對而言的。什麼“中心”？“政治權力中心”，或曰“權力中心”，而“政治中心”也好，“權力中心”也好，都是“那個時代的統治思想”。所謂“邊緣”“邊緣人”都是相對於這個“中心”即“權力中心”“政治權力中心”而言的，包括那早巳進入千家萬戶的直接為“權力中心”宣傳服務的或曰作為權力中心的傳聲筒擴音器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傅書華在他的《邊緣之聲》的《後記》中開誠布公地宣稱“自己身處學界、社會的邊緣”，而“邊緣”又是和“中心”或曰作為“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的統治階級思想”相對而言的，於是一個不言而喻的關於“邊緣”的思想便隱含其中了，這便是身處“邊緣”的人對自己作為個體的主體言說身份的理性認知與實現，也就是他所說的要有自己的“思考”與“問題”，力戒被“政治權力中心”這雙“看不見的大手”所遮蔽乃至所代替所馴化。這裏表現了傅書華政治理論思維的前沿性和連續性，這對於一個人文學科學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前述《在文壇邊緣上——編輯手記》的作者劉錫誠也是這樣，他寄贈給我的寫於1998年的一篇很短的隨筆《邊緣人》，把他要論述的也是自己要做的“邊緣人”，開門見山地放在與“進入權力中心”不同的另一種“活法”來論述。這兩種“活法”的區別便在於對“權力中心”的態度不同。而進入“權力中心”的入主要原因是因為“權力”對他是一種“誘惑”，能滿足他的許多人生欲望和利益，所以就千方百計往權力中心鑽。這也說明了社會上的權力尤其是政治權力早就進入了一個社會的日常生活，成為一個社會製度化的或潛製度化的人的等級化社會結構，為鑽進權力中心的人帶來許多“政治的、物質的、名譽的利益和誘惑乃至快樂”。這也正是“權力”對許多人的難以拒絕的根本原因。而與“進入權力中心”不同的另一種“活法”便是“甘願做個邊緣人”。這雖然是一個不那麼容易的“選擇”，但是對於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而言，也並非不能做到。劉錫誠在他的《邊緣人》裏，寫了東漢時期一位少年時代曾與光武帝作為好朋友而一同遊學的嚴光，在劉秀即位後就隱居不見，劉秀數次聘他為諫議大夫，嚴光均“堅辭不就”，“一生耕釣於桐江之濱”，“做一個邊緣人”。劉錫誠在結尾時說：“真正的文人多自謙，戒浮躁，胸懷平常之心，甘為邊緣人。粗茶淡飯，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會、靜觀人生百態，寫出多少能夠傳世的作品來。這篇短文的這最後的這幾句話，也正是劉錫誠自己在《文藝報》編輯部退下來之後的自覺選擇。劉錫誠《在文壇邊緣上》的許多記敘，尤其是對新時期文學初期幾次著名的小型批判論爭的記敘，如對《向前看啊文藝》的論爭，《歌德與缺德》風波、批判白樺的《苦戀》事件，“反自由化”之風等等，都可以看出劉錫誠在作為《文藝報》編輯部主任時就萌芽的作為一個“邊緣人”的這種“活法”的苦心。如對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和根據這個劇本攝製的影片《太陽和人》的批判中，有的領導（即劉錫誠所認識到的處於“權力中心”的人）甚至認為《苦戀》是“四反”即“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作品，要求調查“出籠”經過並追查支持人等，如今看來，這的確是“政治權力中心”向白樺這樣一個並不自覺的“邊緣人”和劉錫誠這樣一個當時還半是自覺半是不自覺的“邊緣人”的挑戰。而對這樣的挑戰，劉錫誠的態度是冷靜的和聰明的，這體現在他隻是“客觀的”敘述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而由誰來寫那篇根據“政治權力中心”的指令來寫的批判《苦戀》的文章在《文藝報》發表並由《人民日報》轉載這個問題上，劉錫誠說作為《文藝報》上司的羅蓀、馮牧等都以這樣那樣的理由推掉了，我和唐因是《文藝報》的副主編，看來是推不掉了。可是結果卻是由唐因、唐達成來寫，劉錫誠卻“推過去”或“躲過去”了。劉錫誠還說這篇由“二唐”署名的奉命文章，經過8次修改均未通過，後來由胡耀邦拍板，才算通過並在《文藝報》上發表了。這大概就是傅書華所說的“中心”與“邊緣”之間的“能動關係”“間性關係”吧？而如何處理這種“張力”或“間性關係”？對於身處“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邊緣人”而言，是一個需要作為個體生命的主體性的智慧和理性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