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新”土耳其，北約心情挺複雜
世界態勢
作者：孔剛
近年來，隨著中東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土耳其外交表現頗為活躍，在某種程度上也使土耳其與北約關係發生微妙變化。例如，土耳其的東方外交更加積極，在烏克蘭危機期間對俄羅斯的態度與西方有所差異，甚至優先考慮與中國的防空係統合作等，這些行為在北約看來頗有些標新立異，甚至不合乎“規矩”。其實，即便談不上獨樹一幟，土耳其也是北約內比較特殊的一員：從地理位置看，與許多北約成員國（尤其是初創之時）位於大西洋沿岸不同，土耳其身處歐亞大陸腹地；從文化背景看，與大部分成員國的基督教色彩不同，土耳其是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冷戰後尤其是近年來，北約漸漸出現了對土耳其擔憂、質疑甚至批評之聲。其實，土耳其的行為並非不合邏輯，需要調整的可能更多的是北約，至少是北約的心態。
“新奧斯曼主義”下的土耳其強國夢
自從擺脫奧斯曼帝國的曆史包袱、建立了現代土耳其國家後，從凱末爾至今的幾乎所有土耳其領導人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現代強國夢。雖然加入北約等西方集團在冷戰期間具有製衡蘇聯的地緣政治與安全涵義，但借此與歐美國家靠攏並效法其現代化發展道路，毫無疑問也是土耳其的重要戰略目標，故而亦為探索強國夢的一部分。
不過，正如其他歐亞大國（如俄羅斯）一樣，土耳其的地緣與曆史文化特性決定了其外交必然是多向度的，即東西方兼顧。這一點在冷戰結束後日益明顯地展現出來。從厄紮爾當政期間開始，土耳其領導人就不斷嚐試著調整對外關係新的平衡點。2003年，埃爾多安就任總理後，土耳其的外交加速轉型。特別是其外長達武特奧盧就土耳其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應該追求的目標以及采取的政策措施等戰略性命題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並提出了一套係統性的理論。這些外交方略被稱為“戰略縱深主義”，又由於達武特奧盧的外交思想在客觀上是為了使土耳其重現類似於奧斯曼帝國那樣的輝煌，特別是其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顯要地位，故而又被某些有影響力的西方媒體稱為“新奧斯曼主義”。
根據“新奧斯曼主義”（達武特奧盧本人並不接受這一概念），土耳其最終是為了獲得與其蒸蒸日上的國家實力相匹配的國際地位，並再次成為歐亞非三大洲交界處的地區性強國。達武特奧盧認為：在奧斯曼帝國曾經統治過的那些地區，土耳其有理由也有條件去與當地的所有國家均建立起平等、友好、合作的關係。雖然今日土耳其的綜合國力與上述地區的大部分國家相比都更加強大，但達武特奧盧斷然否認了安卡拉懷有重新追求地區霸權甚至所謂“曆史性”疆界的政治企圖。相反，他明確指出了新外交理念的平等訴求。不過，基於土耳其共和國在現代化道路成功後所積累的雄厚國力，“戰略縱深主義”要求它致力於“在我們的地區建立起值得期待的、永久的和平秩序”，“如果從秩序的層麵而言，這意味著奧斯曼治下的和平，而和平又意味著秩序的話，那麼土耳其就應該嚐試著建立這一秩序。”
在這一理念指導下，土耳其外交不僅打開了某些新的領域，而且更加彰顯了個性。正如達武特奧盧所言，今日土耳其“已不再僅僅是北約的一個側翼國家”。它的自信和自主令國際社會頻頻側目：土耳其與長期以來的競爭對手伊朗改善了關係，並在伊核問題的國際談判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所謂“土耳其模式”在近年來某些動蕩後的北非國家重新受到推崇；而最富戲劇性的一幕則發生在200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當以色列總統佩雷斯為以色列對加沙動武辯護時，憤怒之下的埃爾多安不顧勸阻，拂袖退場而去。凡此種種，也許人們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普遍的看法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地區強國——“新”土耳其輪廓初現。
北約還需新思維
當土耳其為了彰顯其地區性大國抱負而把更多的外交資源和注意力投向東方時，北約對此並不太在意；當土耳其積極參與伊朗核問題的斡旋時，西方大國也認為那是一項有益的舉動。但是，當土耳其在烏克蘭危機期間保持政策獨立性，並與北約內西方大國的立場產生差距的時候，北約對土耳其就有些不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