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變革趨勢與中國外交進取思路
高端訪談
作者：劉毅
新世紀初期，全球形勢悄然發生劇烈而實質化的變動。新的世界“權力生態”構成要素持續更新，對世界各國特別是新興大國的順利崛起提出更精致、更嚴格的要求。如何看待20世紀全球曆史遺產？20世紀後50年，中國的國家戰略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記取？新世紀以來，國際關係領域出現哪些新動向、新趨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如何順應形勢、在一些有特殊意義的關鍵領域（比如高邊疆）如何體現創造性、取得先動優勢？中國新外交具體可以有哪些進取思路？針對這些問題，本刊特約記者專訪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王逸舟教授。
二十世紀的曆史遺產與反思
領導文萃：您如何看待當今國際關係變革進程中的延續性或曆史性？最近的曆史時段內有哪些重要因素，仍在持續影響當今的國際關係趨勢？
王逸舟：一般來講，走得越遠、足跡越長，過去的曆史相對而言越能夠分清楚。今天看20世紀，有很多重要的曆史勾連與情感瓜葛，反而留下更多遺產。再加上有些因素的延續性相當強，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國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兩次世界大戰，造成數千萬人的傷亡，是人類史上最慘烈的經曆之一。但也導致一種特殊的狀態：大國之間實際上形成某種不開戰的默契，為“戰略機遇期”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條件。實際上，更重要的條件應該是20世紀中期核武器的出現。它可能導致人類毀滅幾百次，因此形成“恐怖平衡”，使二戰後的國際社會徹底改觀。核武器的作用在於威懾而非使用，它導致戰後世界維持了長期的總體和平狀態。近幾十年來，戰爭衝突的禁忌在增加，軍事的權重與便利程度下降，來自各方麵的製衡和約束正在發揮作用，外交手段、軟實力等因素重要性凸顯。
在這一背景下，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國際製度迅速發展。我們看到，至20世紀後期，安理會決議和行動越來越有力度，大國已經形成某種默契，聯合國則作為尋求或驗證合法性的場所。國際製度、國際規範已經網絡化密布在人類社會各個角落，從政治到安全、從貿易到生態，規則無處不在，而且迅猛發展。雖然某些國家力圖幹擾或操縱國際製度，各種國際利益集團與中小國家的博弈也從未中止，國際組織或製度內部的官僚化惰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效能，但總體上國際製度的推進已經不可阻擋，覆蓋麵不斷擴展，執行力度、履約強度逐步提高。自20世紀70年代恢複聯合國席位以來，中國對國際製度的參與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從受動者到定價方，乃至扮演可能的監管、改造、協調角色，融入和塑造國際體係的能力不斷升級，已成為國際製度體現代表性、國際規範發揮功能的重要倚重力量。
另一項因素也相當重要。20世紀社會主義思潮轉變為一種運動和製度試驗，成為非資本主義道路的重要嚐試。在經曆資本主義幾個世紀的社會極化和危機過程後，20世紀在北歐、西歐、北美都開始出現社會福利潮流，引進早期社會主義倡議，從搖籃到墳墓提供國家保障，重視政府“有形的手”。福利製度和觀念在今天已經深入人心。中國政府多次強調，國家致力於讓更多人享有公平正義，促進城鄉居民享有統一的醫療、教育、國家補助。這體現了公正導向、社會利益、國家責任，是對市場化改革的再修正舉措，世界範圍內的社會民主黨人、共產黨人、包括綠黨，都在反思：一方麵繼承社會主義製度實驗的優秀成果，同時力圖改善其對經濟和社會可能的束縛。
全球化的提速是20世紀最重要的現象。20世紀後期全球化以加速度形式拓展至世界各個角落。區域一體化進程也在不同地區迅猛發展，以歐盟為代表的集團化、一體化、經濟整合過程逐漸加速，全球大國都已經加入這一過程，涉及經濟、貿易、投資、交流等多個領域。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領軍國家。中國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深度介入和廣泛參與，成為全球化的標誌性事件。
當然，20世紀最大的遺產當屬人類價值觀進步。一方麵，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沒有個性或獨特文化傳統的國家不能在世界上立足。另一方麵，越來越多的共享價值、普世觀念開始呈現其合法性，不僅作為一種政治口號，而是具有實質內涵和規範性質，在國際關係中得到體現。外交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各國政府不得不適應社會公眾知情權要求而做出改變；民眾發言權擴大、草根組織橫向聯係增強，信息迅速傳播、新媒介層出不窮，都削弱了國家權力的某些壟斷。人民民主、人本價值成為全球共識。
領導文萃：除了上述國際層麵的曆史遺產，您認為建國以後中國自身有哪些重要的曆史遺產，對當前外交產生較大的影響或啟示？
王逸舟：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時代轉換，是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曆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熱點。我們在這裏隻是從國際關係或者說全球角色維度對這一課題略作討論。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遺產，首先是革命訴求。當時的格瓦拉、卡斯特羅、卡翁達、金日成等亞非拉反帝反殖獨立運動領導人都趕來北京，向中國求取經驗。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在國際體係中，是一個不妥協的角色，這種對抗的、激進的思維，可以說是對中國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一種矯枉過正，在當時有其必要性。但是，國際體係的複雜性在於：它不僅是發達國家為所欲為的場所，又是現代性、全球化的驅動因素。全方位的對抗與鬥爭導致新中國在世界經濟、貿易、金融領域不斷被邊緣化，最終影響到國際影響力與世界地位。當時，中國更多是作為美蘇競爭的“棋子”，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具備獨立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鄧小平時代的最大遺產，是通過改革開放將中國由邊緣國家拉進世界核心，由體係的反抗者轉向建設者，使國家潛力得以最大限度發揮。世界大戰有可能推遲，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等重要判斷，在當今仍有明顯的指導意義。經過30多年持續高速發展，中國已成為全球體係重要經濟體和動力源。可以認為，如果沒有經濟成功，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僅僅依靠經濟成功，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同樣缺乏可持續性，進一步發展潛力受到限製。經濟建設日新月異，但政治改革、社會公平、民族關係、軟實力等方麵進展乏力、發展不均衡問題依舊凸顯。如果繼續將狹義的經濟發展視為一切問題的“關鍵”，認為隻要抓住“老鼠”就可以，極易形成“路徑依賴”與發展惰性。唯經濟論在一定時期內是必要的，但不能一直如此，仍需尋求新的突破點與增長極。
新世紀國際關係的主要動向
領導文萃：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際關係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動向。您認為這些變動是否具有某種總體動因或者宏觀背景？
王逸舟：我們可以從全球的“複雜化”趨勢開始討論。目前在全球穩定形勢之下，存在很多“戰略意外”。過去的觀念認為，可以一勞永逸發現事物的規律，適用於人類曆史的不同階段。我們期待尋找一種最好、最高、最合理的東西，但今天的世界以及人類的未來應當是一種複雜、多元的存在，通過常規知識、傳統分析工具很難獲得深刻理解。例如，根本沒有任何研究或政策報告確切預測蘇聯解體、“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機等，諸多問題都屬於各自的“複雜係統”，相對獨立的自組織因素相互作用、適應、調節，得以延續和更新。
當前，利益的多元分層、日益活躍的社會力量導致各方需求結構的複雜化、差異化，這一點意味著國家的開放和進步，表明決策者需要警惕和避免使用簡單僵硬的思維方式、固定不變的認知思路。利益的複雜組合並非一成不變，所以既要有頂層設計，宏觀布局，又要建立動態、多層次的複雜平衡關係，對不同事態給予微妙而恰到好處的回應。組織社會學理論認為，在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之間以及內部存在密切依存與高頻互動關係；國際社會結構越複雜，內部越是不斷分化、層化、再組合，無論組織機構如何信息靈通、行動高效、計劃周密，也不可能時時處處兼顧各種事態，也不可能沒有盲區或永不失誤。這樣，批評方、競爭者總是存在。有必要用積極平和的心態應對批評與複雜形勢。
複雜化同樣體現在主權問題的認知。目前在全世界範圍內，主權已經呈現多樣化、動態化、分層化等新特點，在原來的高政治領域湧現出新的議題和趨向。在曆史上，主權的概念遍曆了“君主主權”、“國家主權”、“人民主權”等多個階段，經典主權概念將其行使和操作的權力賦予國家和政府，這就存在濫用這一權力的危險與可能性，構成了主權的消極麵。為此，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越來越傾向於達成一種共識：主權意味著“國家對本國民眾負有責任”，如果主權行使者真正對民眾、對民族負責，建立起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充分保障國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國際社會將保證該國政府及其代表受到應有的尊重，獲得相應位置與安全保障。因此，主權的範疇已經出現複雜化趨勢，不再是整齊、絕對化的“反對幹涉”，它隨著主權行使者的行為表現而不斷伸縮，有強弱變化。中國傳統外交有一套學說，例如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鄧小平的“不結盟”、“不當頭”、“不幹涉”。當時，我們與很多第三世界弱小國家同甘共苦，堅決反對外部幹涉。現在，中國在海外擁有太多的利益，遍布貿易、金融、投資、能源、領事甚至政治、文化等領域。我們在觀念上需要“早期規劃”、預先調整、適時跟進。事實上，我們在外交實踐上已經走在理論之前。中國在各個層次上，建立了很多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戰略支點、戰略援助，對世界事務的參與深度已非20世紀可比。當然，中國的介入應該參照聯合國憲章，講求合法性，尊重國際法與國際製度，得到目標國的同意和支持，並且注重時機和力度，獨立自主，保持戰略耐心，靈活對衝壓力。西方國家在這方麵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