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他答道，“我一定做。”
這一夜，他又整夜的不曾睡，在吟哦著，在朗唱著，在疾寫著。他寫：楚國勇士們身披犀甲，手執長矛，奔向前方。前方是戰車在奔馳著，與敵車的輪子互相錯插著，拋了長矛，拔出短劍來刺敵。敵人象天上的雲朵似的紛紛擁擁，雙方的旌旗，迎風飄搖，把太陽光都遮住了。雙方把硬弓利劍象黃蜂出巢似的飛射出去。他寫：個個人奮勇爭先，越過車隊，向前追殺。左邊的一匹馬倒下來了，右邊的一匹馬也受了刀傷，連忙解了下來，再趕車向前。雙手執著鼓槌，咚咚的敲著鼓。他寫：太陽都變得黑了，天空仿佛就要墜落下來。天神們仿佛在發怒。壯土們一個個的倒下了，躺在戰場上沒人理睬。壯土們一出發了就不再回來，那戰場離家鄉是那末遠。
死去的壯士們身上還佩著長劍，掛著硬弓，
頭顱雖然和身軀分開了，心還是不屈不撓。
是那末勇敢，又是那末壯烈，
剛強的楚人是永遠不可淩犯的！
身體雖然死去，神還是有靈驗的，
你們的魂魄啊！也會是鬼的英雄！
——《山鬼》
他把這歌詞兒教會了女巫們。很快的，村眾也都學會了唱。這歌詞兒鼓舞了楚國人民的心，堅定了他們的為國犧牲的意誌。他們不哀而怒，不悲而憤。他使他們把悲憤變成力量。
但他自己則精力似乎已經衰竭了。他從二月聽到郢都失陷的消息之後，便心神恍惚，身體更壞下去。雙眼更凹了，漸漸的失了神。肩頭更聳瘦起來，臉色更加難看了。
一直沒有消息。秦兵把路攔斷了。不知道楚王逃到什麼地方去？北方的情形究竟怎樣的？是不是還在抵抗？秦兵還繼續的追上去沒有？七思八想，老在心裏轉著。有時想到壞的結果，有時又覺得楚是決不會亡國的，心裏又自寬自慰著。但心神老是不定，老是整夜的失眠。
已經入了夏天。草木莽莽的長得更為繁茂。汨羅江邊的香草野花，蒸發出一股香氣，彌漫在空中，嗅吸了進去，便使人昏昏欲醉。他照常的披散著白發，在江邊散步。一步步走得更慢了，他有點支持不住自己。他想到郢都，想到糊塗的熊橫，想到自己的耿耿忠心沒法表白，想到那些權臣們倒上為下，玉石不分，方的東西硬會刓成圓的，自己是瞎子還以為雙眼奕奕的人是失明的，把鳳凰關閉在雞籠裏，卻叫雞兒在翔舞。朝政種種，莫非顛倒錯亂。他以一個人的力量，還受著邑犬的群吠，有什麼法子改變這些亂政呢？當時有許多世臣們，在自己的國內被排斥了，便跑到別的國裏去做國卿，照樣的享受榮華富貴，錦衣玉食。他不是那樣人的同類。他是生根在楚地的，生是楚國人，死是楚國鬼。他是那末摯懷著楚國，那末熱愛著楚國的人民。他壓根兒沒有起過離開祖國的念頭。
他越想越悲，越想越氣。連夜的失眠，使他更加憔悴不堪。連精神也支持不住了。他想勉強的掙紮著，實在是支撐不起來。他已經六十二歲了，象太陽快要黃昏似的，含著滿心的憂哀，隻是想死。
“沒有辦法了，沒有辦法了。”他老是這樣的自言自語著。
五月初四的夜裏，天氣悶熱得異常。天色是墨漆似的黑，連一點星光也沒有。將要下雨的樣子。雲色重得很。門外的香草的芬芳氣，間歇的被夜風吹了進來。他下了決心，提起了筆，寫了他最後的一篇歌辭 ——《懷
沙》。
第二天一清早，他整了整衣服，梳理了白發，走向汨羅江邊，清晨的風還帶著昨夜的熱氣，一點也不覺得清涼。老桂樹亭亭的站在那裏。東方已經有紅光了。五色班瀾的雲彩，映得滿天空絢麗光華。
他覺得天是可愛的，大地是親切的。草木是有光澤的，江水是清碧得見底。老百姓們的樸實勇敢，更和他的心緊緊的貼近。他舍棄不了這一切，但他實在沒有氣力再支持下去了。
他一步步的走下江邊，走到石灘，拾起一塊大石頭，塞進長袍裏，把腰帶緊緊的係住了。回頭望著江邊的村莊，幾家的炊煙已經嫋嫋的升在天空。他長長歎了一口氣，一言不發的踴身向江心一跳，便沉了下去。江水微微的起了一陣濺波。
漁父在船上遠遠的望見了屈原向江心跳下，連忙大嚷走來：“救人啊！救人啊！屈大夫投江自殺了！”
好幾隻漁船都急急的劃了過來，用竹竿子在打撈。村眾聽見喊叫，也都奔到江邊上來。他們束手無策的在幹著急。打撈了半天，也不見一絲綜影。直忙到中午，他們方才放棄了打救。
但屈原是不死的。他永遠活在汨羅江邊的人民的心上，也永遠活在楚國人民的心上。他們唱著他的歌詞，就如他還活在世上一樣。他的歌詞和他們的生活是那末親切，那麼貼近！
他們世世代代的想念著這個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歌詞永遠鼓舞他們為祖國的光榮而鬥爭。
每到五月初五這一天，他們便劃出船來到江心去打救還盼望著能夠打救到他。
原載1957年第2期《收獲》
九.叔
九叔在家庭裏，占一個很奇特的地位：無足輕重，而又為人人的眼中釘，心中刺；個個憎他，恨他，而表麵上又不敢公然和他頂撞。他走開了，如一片落葉墜於池麵，冷漠漠的無人注意。他走開了，從此就沒有一個人在別人麵前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問起他的近況如何，或者他有信來沒有。隻有大伯父還偶然的說道：“老九在湖州不曉得好不好，去了好幾個月一封信也沒有來過。”隻有大姆還偶然的憶起他，說道：“九叔的脾氣不大好，在那邊不曉得和同事住得和洽否？”
但是，九叔的信沒有來，九叔他自己不久卻回來了。他回來了照例先到大姆的房門口，高聲的問道；
“大嫂，大嫂，在房裏麼?大哥什麼時候才可回家?”
他回來了，照例是一身蕭然，兩袖清風，有時弄得連鋪蓋也沒有，還要大姆拿出錢來，臨時叫王升去買一床棉被給他。
他回來時，照例是合家在背後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這末快又來了!”人人心中是說不出的憎和恨，家庭中便如一堆幹柴上點著了火，從此多事，雞犬不寧。
他是伯祖的第二姨太太生的，他出世時，伯祖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伯祖死時，他還不到八歲，於是大伯父便算是他的嚴父，他的嚴師，不僅是一個哥哥。他十歲時，跟了幾個兄弟一同上學。是家裏自己請的先生，今天是誰逃學，不用說，準是他；今天是誰挨了先生的打，不用說，準是他;今天是誰關了夜學，點上燈還在書房裏“子曰，子曰”的念著，不用說，也準是他。好容易兩年三年，把《四書》念完了，念完了他的責任便盡了，由“大學之道”起，到“則亦無有乎爾”止，原文不動的交還了先生。說到頑皮，打架，他便是第一。帶領了滿街的孩子在空地上操兵操，帶領的是誰，不用說，準是他；拋石塊到鄰居的窗戶裏去的是誰，不用說，準是他；把賣糖果的孩子打得哭了，跑到家裏來哭訴，惹禍的是誰，不用說，也準是他。
大伯父實在管不了他，隻好歎了一口氣，置之不理。他母親是般般件件縱容他慣的，大伯父要嚴管也不敢。但他怕的還隻有大伯父。不僅在小時候是怕，到了大時還是怕。“大哥”是他在家庭中唯一的畏敬的，唯一的說他不敢回口的人。
他母親死時，他已經二十多歲了，便常在外麵東飄西蕩，說是要做買賣，說是要找事做，說是到上海去，說是到省城去。不知在什麼時候，祖父留給他的一份薄產，他母親留給他的一份衣服首飾，都無影無蹤的消沒了，他便常在父親家裏做食客，管閑事，成了人人的眼中釘，心中刺，鬧得雞犬不寧。
自從大伯父合家搬到上海來後，二嬸，五嬸也都住在一處，家庭更大，人口更雜，九叔也成了常住的客人，而口舌更多。他每次失業，上海是必由之路，而大伯父家便是他必住之地。他的失業，一年兩年不算多，而他的就事，兩月三月已算久。於是家裏的人個
個都卷在憎與恨的旋風中，連李媽也被卷入，連荷花也被卷入。五
嬸是表麵上客客氣氣，背後諷刺批評；二嬸是背後羅羅唆唆，表麵上板著麵孔不理他。而九叔和她便成了明顯的不兩立的敵人。
九叔愛管閑事，例如：荷花手裏提著開水壺，要去泡水，經過他的麵前，他便板著臉說道：“荷花，你昨夜又偷吃五太太的餅幹麼?大太太不舍得打你。再偷，我來打！”這時，廚房裏鏘的一聲，表明郭媽洗碗時又打碎了一隻，九叔便連忙立了起來，趕到廚房裏說道：“又打碎碗了！好不小心的郭媽！要叫大太太扣下工錢來賠。這樣常打碎東西還成麼！”李媽又由樓上抱了小弟弟噔噔的走下樓梯。“李媽，”九叔又叫住了她，“把小弟弟抱到哪裏去？當心太陽。不要亂買東西給他吃，吃壞了你擔當不起。”李媽咕嘟著嘴答道：“又不是我要抱他出去！是五太太她自己叫我抱他去買什錦糖的。”
他是這樣的愛管閑事。於是在傍晚的廚房裏竊竊的罵聲起來了：“一個男子漢，沒出息，不會掙錢，吃現成飯，倒愛管人家的閑事!”朦朧的燈光之中，照見李媽、郭媽和荷花，還有四嬸用的蔡媽和廚子阿三。
九叔吵鬧得合宅不寧。例如：他天天閑著沒事做，天天便站在二嬸、五嬸，隔壁的黃太太，還有二姨太的牌桌旁邊，東張張，西望望，東指點，西教導，似乎比打牌的人還熱心。“看了別人的牌，不要亂講。”黃太太微笑的禁阻他，二嬸便狠狠的盯了他一眼。有一次，二嬸剛好聽的白板，二索對倒，桌上已有紅中一對碰出，牌很不小，她把聽張伏在桌上，故意不讓九叔看見。九叔生了氣道：“不看就不看，我還猜不出？一定有一對白板！對家和數很大，你們白板大家不要打。”而這時，黃太太剛好模到一張白板，正要隨手打出，聽他一說，遲疑了一下，便換了一張熟牌打出。結局是二嬸沒有和出。她忍不住埋怨道：“愛看牌就不要講話！東看西看的，什麼牌都知道了。”
九叔光了眼望她道：“二嫂說什麼，我又沒有看見你的！自己輸急了，倒要埋怨別人!”
要不是黃太太和五嬸連忙笑勸，一場大鬧是決不免的。看了黃太太和五嬸的臉上，看了打牌的份上，二嬸隻好咕嘟著嘴，忍氣吞聲的不響，而九叔也隻好咕嘟著嘴，忍氣吞聲的不響。
這一場牌的結果，二嬸是大輸。她便羅羅唆唆的在房裏罵了九叔半夜。九叔便是她輸錢的大原因。她的牌剛剛轉風，九叔恰來多嘴，使她這一副牌不和；這一副牌不和，便使他一直倒黴到底。這罪過不該九叔擔負又該誰擔負的？
“好不要臉，一個男子漢，三十多歲了，還住在哥哥家裏吃閑飯，管閑事，有骨氣的人要出去自己掙錢才好。不要臉的，好樣子！愛管閑事……吃閑飯!好樣子！”她的罵話，顛顛倒倒是這幾句。
不知以何因緣，她罵的話竟句句都傳入九叔的耳朵裏。第二天，大伯父出門後，九叔就大發雷霆了，瘦削的臉鐵青鐵青的，顴骨高高突出，雙眼睜大了，如兩隻小燈籠，似欲擇人而噬。手掌擊著客廳的烏木桌，啪啪的發出大聲，然後他的又高又尖的聲帶，開始發音了：
“自己輸急了，反要怪著別人，好樣子！我吃的是大哥的飯，誰配管我！住的是大哥的家，愛住便住，誰又配趕我走！要趕我，我倒偏不走！怕我管閑事，我倒偏要管管！大哥也不能掮我走!大哥的家，我不能住麼?快四十的人了，還打扮得怪怪氣氣的，好樣子！自己不照照鏡子看！”
這又高又尖的指桑罵槐的話，足夠使二嬸在她房裏聽得見，她氣得渾身發抖，也顫聲的不肯示弱的回罵著：
“好樣子！一天到晚在家吃閑飯，生事，罵人！配不配？憑什麼在家裏擺大架子！沒有出息的東西，三十多歲了，還吃著別人的，住著別人的，好樣子！沒出息！……”
二嬸的話，直似張飛的丈八蛇矛，由二嬸的房裏，恰恰刺到他的心裏，把他滿腔的怒火撥動了。他由客廳跳了起來，直趕到後天井，雙手把單衫的袖口倒卷了起來，氣衝衝的仿佛要和誰拚命。
他站在二嬸窗口，問道：“二嫂，你罵誰？”
二嬸顫聲的答道：“我說我的話，誰也管不著！”
“管不著！罵人要明明白白的，不要綿裏藏針！要當麵罵才是硬漢，背後罵人，算什麼東西！好樣子！輸急了，倒反怪起別人來。怕輸便別打牌？又不是吃你家的飯，你配管我!二哥剛剛有芝麻大的差事在手，你便威風起來，好樣子!不看看自己從前的……”
二嬸再也忍不住了，從椅上立起來，直趕到房門口，一手指著九叔，說道:“你敢說我……大伯還……”她的聲音更抖得厲害，再也沒有勇氣接說下去。
九叔還追了進一步：“誰敢說你，現在是局長太太了！有本領立刻叫二哥回來吞了我。一天到晚，花花綠綠，怪怪氣氣，打扮給誰看。沒孩子的命，又不讓二哥娶小。醋瓶子，醋罐子!”
這一席話，如一把牛耳尖刀，正刺中二嬸的心的中央。她由房門口倒退了回來，伏在床上嚎啕大哭。
這哭聲引動了合家的驚惶。七叔和王升硬把九叔的雙臂握著，推了他出外，而五嬸，大姆，李媽，郭媽，荷花都擁擠在二嬸的身邊，勸慰的語聲，如傍晚時巢上的蜜蜂的營營作響，熱鬧而密集。
他是這樣的鬧得合家不寧。
等到大伯父從廳裏回家，這次大風波已經平靜下去了。九叔不再高聲的吵鬧，二嬸也不再號啕，不再啜泣。母親和五嬸已把她勸得不再和“狗一般的人”同見識，生閑氣。
這一夜在房裏，大姆輕喟了一口氣，從容的對大伯父說道：“九叔也閑得太久了，要替他想想法子才好。”
大伯父道：“我何嚐不替他著急。現在找事實在不易。去年冬天，好容易薦他到奔牛去，但不到兩個月，他又回來了。他每次不是和同事鬧，便是因東家撤差跟著走。這叫我怎麼辦。他的運氣固然不好，而他的脾氣也太壞了。”
大姆道：“你想想看，還有別的地方可薦麼?你昨天不是說四姊夫放了缺。何不薦他到四姊夫那裏去試試？”
大伯父道：“姑且寫一封信給試試看。事呢，也許有，隻怕不會有好的輪到他。”
第三天早晨，九叔便動身了。他走開了，如一片落葉於池麵，冷漠漠的無人注意。他走開了，從此就沒有一個人在別人麵前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問起他的近況如何，或者他有信來沒有。隻有大姆還偶然的憶起他，隻有大伯父還偶然的說起他。他走開了，家裏也並不覺少了一個人。隻有一件很覺得出；口舌從此少了；而荷花的偷吃，郭媽的打碎碗，李媽的抱小弟弟出門，也不再有人去管。
這一次，他的信卻比他自己先回來。他在信上說：“四姊夫招待甚佳，惟留弟在總局，說，待有機會，再派出去。”隔了幾個月，第二封信沒有來，他自己又回來了。
這一次，失業隻有半年多，而就事的時候也不少於半年，這是他失業史上空前紀錄。他回來了，依舊是一身蕭然，兩袖清風，依舊是合家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又來了！”依舊是柴堆上點著了火，從此雞犬不寧，口舌繁多。
“四姊夫太不顧親戚的情麵了。留在總局半年，一點事也不派。到他煙鋪上說了不止十幾次，而他漠然的不理會。他的兄弟，他母親的侄子，他的遠房叔叔，都比我後到，一個個都派到了好差事。我留在總局裏，隻吃他一口閑飯，一個錢也不見麵。老實說，要吃一口飯，什麼地方混不到，何必定要在他那裏!所以隻好走了！”他很激昂的對大伯父說，大伯父不說什麼，沉默了半天，隻說道：“做事還要忍耐些才好……不過，路上辛苦，早點睡去罷。”回頭便叫道：“王升，九老爺的床鋪鋪好了沒有?”
王升隻隨口答應道：“鋪好了。”其實他的被鋪席子，都要等明天大姆拿出錢來再替他去置辦一套。
這時正是夏天。夏夜是長長的，夏夜的天空蔚藍得如藍色絲線的長袍，夏夜的星光燦爛如燈光底下的鑽石。九叔吃了晚飯，不能就睡，便在夏夜的天井裏，拖了一張凳子來，坐在那裏拉胡琴。拉的還是他每個夏夜必拉的那個爛熟的福建調子《偷打胎》。他那又高又尖的嗓子，隨和了胡琴聲，粗野而討人厭的反複的唱著。微亮的銀河橫亙天空，深夜的涼風吹到了人身上，使他忘記這是夏天。清露正無聲的聚集在綠草上，花瓣上。而九叔的“歌興”還未闌。李媽、郭媽、荷花們這時是坐在後天井裏，大蒲扇啪啪的聲響著，見到的是和九叔見到的同一的夏夜的天空。荷花已經打了好幾次的哈欠了。
二嬸在房裏，正提了蚊燈在剿滅帳子裏麵的蚊寇，預備安適的睡一夜。她聽見九叔還在唱，便自語道：“什麼時候了，還在吵嚷著！真是討厭鬼，不知好歹！”
然而，誰能料到呢，這個討厭鬼卻竟有一次挽救了合家的厄運。真的，誰也料不到這厄運竟會降到我們家裏來，更料不到這厄運竟會為討厭鬼的九叔所挽救。
黃昏的時候，電燈將亮未亮。大伯父未回家，王升出去送信了，七叔是有朋友約去吃晚飯。除了九叔和阿三外，家裏一個男子也沒有。李媽抱小弟弟在樓上玩骨牌；荷花在替母親捶腿；郭媽在廚房裏煮稀飯。這時，大門蓬蓬的有人在敲著，叫道；“快信，快信！”二嬸道：“奇怪，快信怎麼在這個時候來！”她見沒人去開門，便叫正在她房裏收拾東西的蔡媽道：“你去開門罷。先問問是哪裏來的快信。”
蔡媽在門內問道：“哪裏寄來的快信？”
門外答道：“北京來的，姓周的寄來的。”
呀的一聲，蔡媽把大門開了，門外同時擁進了三個大漢。蔡媽剛要問做什麼，卻為這些不速之客的威武的神氣所驚，竟把這句話
梗在喉頭吐不出。“你們太太在哪裏，快帶我們去見她。”來客威嚇的說道。蔡媽嚇得渾身發抖，雙腿如瘋癱了一樣，一步也走不動，而來
客已由天井直闖到客廳。
全家在這時都已覺得有意外事發生了。不知什麼時候，九叔已由他自己的房間溜到樓上來。他對五嬸道：“不要忙亂，把東西給他們好了。”五嬸顫聲道：“李媽，當心小弟弟。他們要什麼都給他們便了。”四嬸最有主張，已把金鐲子、鑽戒指脫下放到痰盂裏去。母親索索的打冷戰不已，一句話也說不出，一步路也不能走動。
九叔已很快的上了閣樓，由那裏再爬到隔壁黃家的屋瓦上，由他家樓上走下，到了弄口，取出警笛嗚嗚的盡力吹著，並叫道：“弄裏有強盜，強盜！”
弄裏弄外，人聲鼎沸，同時好幾隻警笛悠揚的互答著。那幾個大漢，匆匆的由後門逃走了，不知逃到哪裏去。家裏是一點東西也沒有失，隻是空嚇了一場而已。大姆隻是念佛：“南無阿彌陀佛!虧得菩薩保佑，還沒有進房來！”五嬸道：“還虧得是九叔由屋瓦上爬過黃家，偷出弄口吹叫子求救，才把強盜嚇跑了。”大姆輕鬆的歎了一口氣道：“究竟是自己家裏的人，緩急時有用！”誰會料到這合家的眼中釘，心中刺的九叔，緩急時竟也有大用呢？
然而，誰更能料到呢，這合家的眼中釘，心中刺的九叔，過了夏天後，便又動身去就事了呢？而且這一去，竟將一年了，還不歸來。
誰更能料到，九叔在一年之後歸來時，竟不複是一身蕭然呢?他
較前體麵得多了，身上穿的是高價的熟羅衫，不複為舊而破的竹布長衫；身邊帶的是兩口皮箱，很沉重，很沉重的，一隻網籃，滿滿的東西，幾乎要把網都漲破了，一大卷鋪蓋，用雪白的毯子包著，不複是“雙肩擔一嘴”的光棍；說話是甜蜜蜜的，而不複是尖尖刻刻的謾罵。
五嬸道：“九叔發福了，換了一個人了。”他回來時，照例先到大姆的房門口，高聲的問道：“大嫂，大嫂，在房裏麼?大哥什麼時候才可回家?”他回來了，合家不再在背後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又來
了！”他回來了，家裏添了一個新的客人，個個都注意他的客人。大姆問他道：“九叔，聽說發財了，恭喜，恭喜！有了九嬸了麼？”
他微笑的謙讓道：“哪裏的話，不過敷衍敷衍而已。局裏忙得很，勉強請了半個月的假，來拜望哥嫂們。親是定下了，是局長的一個遠房親串。”他四顧的看著房裏說道：“都沒有變樣子。家裏的人都好麼?”荷花正在替大姆捶腿背。他道：“一年多不見，荷花大得可以嫁人了。”
合家都到了大姆的房裏，二嬸、五嬸、七叔，連李媽、郭媽、
蔡媽，擁擁擠擠的立了坐了一屋子，都看著九叔。五嬸問道：“九叔近來也打牌麼?”“在局裏和同事時常打，不過打得不大，至多五十塊底的。玩
玩而已，沒有什麼大輸贏。”九叔答道。
飯後，黃太太也來了。她微笑的問道：“下午打牌好不好?九叔也來湊一腳罷。橫豎在家裏沒事。隻怕牌底太小，九叔不願意打。”
九叔道：“哪裏的話。大也打，小也打。不過消遣消遣而已。”嘩啦一聲，一百三十多張麻將牌便倒在桌上，而九叔便居然
上桌和黃太太、二嬸、五嬸同打，不再在牌桌旁邊，東張張，西望
望，東指點，西教導，惹人討厭了。
誰料到九叔有了這樣的一天。
這時正是夏夜。夏夜是長長的，夏夜的天空蔚藍得如藍色絲絨的長袍，夏夜的星光是燦爛如燈光底下的鑽石。在這夏夜的天井裏，隻缺少了一個九叔，拉著胡琴，唱著那熟悉的福建調子《偷打胎》。微亮的銀河橫亙天空，深夜的涼風，吹到人身上，使他忘記這是夏天。清露正無聲的聚集在綠草上，花瓣上。在這夏夜的後天井裏，同時還缺少了李媽、郭媽、荷花們，也不見大蒲扇的啪啪的響著，也不見荷花的打哈欠。
上房燈光紅紅的，黑壓壓的一屋子人影，牌聲窸窸窣窣的，啪啪劈劈的，打牌的人，叫著，笑著，而李媽、郭媽、荷花們忙著裝煙倒茶，侍候著他們打牌的人。
1927年8月1日在巴黎原載1928年遠東圖書公司版《家庭的故事》
訪.問
天色老是陰沉沉的，又不肯痛痛快快的下一陣大雨。不時的，飄下一陣子雨絲。忽然的又停了。令人捉摸不住，到底是晴了沒有，抬頭望望天空，實在不敢樂觀。那末陰沉沉的漫天的灰色，仿佛大帳幕似的籠罩在上頭，絲毫的晴意都沒有。
周蔭甫拖著疲倦的足，掙紮的進了房門，拉長了臉一聲不響。
他妻子知道他從外灘步行到家，實在是累極了，便不敢去惹惱他。本來有一肚子的話要說，米已經沒有了，要買。明天的小菜錢也還沒有著落。小蔭的皮鞋破得不能再穿了。士芳要做一件新的花布旗袍。已經老早答應了她的，這幾天就要穿。可是花布還不曾買好。房租已經來要過第二次了。二房東的臉色很不好看。……
可是她沒有作聲，靜靜的在替他預備晚餐。
吃粥時，一家門都沒有好氣。士芳鼓著嘴，要說不說的。小蔭在對著半年不變的一碟鹹菜和一塊紅腐乳生氣，他勉強的吞下了一碗粥。便放下筷子，要走開。
“怎麼隻吃一碗粥?不餓麼?”她問道。
小蔭苦著臉，搖搖頭。
電燈的光，黃得發暗。二房東隻許他們用十支光以下的燈泡，說是電費太貴了。
周蔭甫皺著眉，勉強的把兩碗粥呼嚕呼嚕的喝完。深長的吐了一口氣，坐到房裏唯一的安舒的所在，一張年高德劭，滿身傷痕的沙發上去。 他拿起早上在街上買的日報在看。擠緊了雙眉，在一字字的琢磨著，為了電燈太暗，他不能不吃力的看著。
她在洗碗，士芳在預備功課。小蔭已經跑到門外和同伴玩去了。 房裏靜俏俏的。他心境比較的顯得平定些。疲勞也開始消除了過來。 他讀著這日報的副刊，有一篇文章說，如今的物價高漲，民生凋敝，都是政府不好，要過好日子，便非首先改革政府不可。
他買了這份報，是隨隨便便的；他本來天天看《新聞報》，這一天，為了《新聞報》賣完了，所以，便買了這一份。
那些論調，他都從來不曾聽到過。但句句似乎都打在他的心頭，在替他說話，也仿佛是他自己在說著似的。
“為什麼要警管區製度呢？這不是十足的法西斯的作風麼？恐怕戰前和戰時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那三個極端反動的國家，也沒有那末普遍而深入的擾民之舉吧。”
“為了維護人民居住的自由權，我們應該拒絕警察的訪問，拒絕回答他的問題。”
他讀了報上的另一篇文字，也覺得頗有道理。這幾天，公司裏的同事們和鄰裏的居民們，已經在亂紛紛的討論著，警察來了，將怎樣對付他們呢？有什麼話好談呢？一定會顯得十分狼狽的。
也有許多不平的憤憤的議論。
“難道不放心我們老百姓們，把我們都當作了不穩分子了？就在敵偽時代，也沒有敵探們作那末普遍的訪求！”
周蔭甫向來是不關心那一套的，他隻是安分守己的活著。逆來
順受，仿佛是慣了似的。遇到這種擾民之舉，他隻是皺著眉，暗地
裏在愁著；將怎樣對付過去這難關呢？
“也許不會訪問我們吧。萬一果然來了，將怎麼辦呢？”
他想起，便有一陣陰影似的愁情飛過心頭。看了這段文章，他微微的起了些波動。拒絕他的訪求？拒絕回答一切問題?
他在一瞬間，有這末一個大浪似的疑問。然而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學立刻在抬頭了。為什麼要自找麻煩呢？
大家能夠齊心的都拒絕他們麼？要是隻有少數的人拒絕訪問，怕不會惹起亂子來麼？“不怕官，隻怕管。”這個古老的常識也在作怪。如果得罪了他們，一時也許不發作，將來的麻煩一定要多著呢。他想得心裏煩透了，便把報順手拋在地板上，閉了眼，獨自在養神。桌上的小鬧鍾在滴滴答答的走著。門外有叫賣茯苓糕、桂花白糖糕的聲音。鄰居們都靜悄悄的，突然的石破天驚似的，隔壁王家新生的小娃娃在大哭。
這一切他天天都習慣了的，無害於他的靜養。他有些迷迷糊糊的，仿佛遊太虛。正覺得有點舒適，忽然弄堂裏有皮鞋聲，在重重的走著，仿佛很有威風似的。他心裏一震，靜聽著這沉重的皮鞋聲走著，走到他家門口停住了。“難道是來了？”他驚慌的在心裏自問著。銅的門環嗒嗒的在叩著。他從沙發上掙紮了起來，有點慌，也有點不樂意，走到天井裏，拔了門閂，開了門。
“是八號麼？”一個瘦削的臉的警察問道，腋下夾了一個黑皮的公事皮包。
他點點頭。這警察便挨身走進門來，隨手把門關上。他的雙眉很濃，雙眼有神，仿佛在刺探著你的心上的什麼秘密似的。 不問聲主人，他便大模大樣的在那張唯一的舒服的沙發上坐下了。
周蔭甫恭敬而且惶恐的坐在旁邊一張硬板凳上陪著。士芳和他的太太都停止了工作，也慌亂的以睜大了的眼望著他們倆。
這警察慢條斯理的打開了黑色的公事皮包，拿出一大迭紙張來，在尋找著。什麼聲響都沒有。連紙頭翻動的聲音都聽得到。
空氣有點窒塞。他翻了半天，翻出一張紙來，放在膝蓋頭，眼看著紙，問道：“這兒是八號?”
他又點一次頭。
“是二層樓的房子？”
“是的。”他恭順的答道。
“住了幾家人家？”
“樓上一家，亭子間一家，樓下客堂一家，披間一家，一共是四家。”
“你是二房東麼？”
他搖搖頭。
“二房東姓石，山東濰縣人，做買賣的，家裏有一妻二子一女，是麼？”
“是的。”
“你是租的客堂間住麼？”
“是的。”
“每個月房租多少？住了幾年了？”
他有點為難。二房東曾經再三關照過他，有人問房租數目，不能照實數告訴人家。
他期期艾艾的答道：“住了七八年了，每月的房租是……是八九百元。”
“你怎麼的！難道自己也不知道居住年月的準確日期了麼?難道連房租的確數也不知道了麼?這調查是要緊的。防止奸宄匿跡。什麼話都得老老實實的回答。不能隱瞞。我有底子的。和底子不對，就顯然有問題。要小心！”他一口氣的教訓了一頓。
周蔭甫漲紅了臉一聲不響。
“到底住了多少年?房租到底多少？”他追緊了一步，迫問著。
他越發慌亂了，在靜聽著的他的妻和士芳也都顯得有點慌亂。“是八年。房租是九百元一月。”他極力鎮定的答道。警察看著紙頭，搖搖頭。“和你填的東西不對。你再想想看。有問題，大有問題！”他頭腦蓋上仿佛嚶的一聲，靈魂飛了出去。他費盡了心思，在
追索著。從前填寫的那張表，到底怎麼填的，他實在想不出了。“你姓周？”警察又問了下去。他機械的點點頭。“名叫什麼?”“叫蔭甫。”“在哪兒做事？”“在仁記路永泰公司做職員。”“這公司是做什麼買賣的?月薪多少?”“是做股票買賣的。月薪隻有三萬五千元。”“現在還做股票麼？”“是的。”警察又抬起頭，注視著他，說道：“你知道現在股票是政府禁
止買賣的麼？這公司有問題。你在那裏是做什麼的？”他心裏益發慌了，不暇細想的答道：“是聽電話，報股票行情的。”
“從哪裏打來的電話，這要查，要仔細的查。你要好好的回答我。有問題，有問題。這是重要的大事件，不能含糊過去!你回答！立刻回答！”他拿起一張空白紙來，一手從警服的口袋裏，拔出一支自來水筆來，等待著寫下去。
周萌甫的臉色變得蒼白了，雙手在抖著，嘴唇也在發抖。“我……我……也不知道……隻知道是叫一二二五九……的電話。”警察把這號碼記了下去，“你不知道那對方公司的地址和牌號麼?果真不知道麼？不得說謊。說了謊查出來，要吃官司的。”
“實在不知道，”他渾身在抖著。
“你家裏有幾口人？”
“一妻，一子，一女。”
“妻做什麼的？叫什麼姓名?子叫什麼?在哪裏讀書，做事?多少
歲了？生日是幾月幾日?女叫什麼？在讀書麼?”“妻叫周陳氏，不做事，”他答道。警察連忙攔住了他，“這不成的！現在不作興用什麼‘氏’
的，總應該有個名字。”“實在是沒有。”“不成！總得有一個。”“是，是，馬上就替她取一個名字。”警察點點頭，表示讚同。“子名小蔭，年十二歲，在初中讀書。”警察看看紙頭，說道：“不成！現在要說實在的歲數。到底是
幾歲零幾個月？”他無望的在細細的計算著。妻也在焦灼著。還是士芳算了出
來，道：“實在歲數是十歲零八個月。”警察向士芳望著，“是你的女兒麼？在讀書沒有？”“是，名叫士芳，在育華中學讀書。”警察又注意了起來。“哪裏的育華中學，是在中山路中段的那
一家中學麼?”他答道：“是的，”心裏在疑惑著，不知又要有什麼毛病發生。
果然警察大發議論了。“這學校不好。是異黨分子辦的。常鬧亂子。你這女兒思想受毒，大有問題，得好好的注意著。”說著，便在紙頭上做下什麼記號。
周蔭甫頭腦有些混亂，不知回答什麼好。他的妻臉上也變了色，手在抖著。土芳鼓起嘴，有點憤然。“你的薪水每月夠用麼?”周蔭甫搖搖頭答道：“現在物價高，米糧貴，每月總是不夠用
的。”“不夠用，怎麼辦呢?有做別的事麼?有兼差沒有？有做別的投機事業沒有？有做別的買賣沒有?”
周蔭甫本來在這家股票公司裏，自己也常做著搶帽子的花頭，有時全靠了這，才敷衍得過這艱難的日子，但被他這一路教訓下去，實在不敢再說實話了，便搖搖頭的說道：“沒有做別的事。”
“那末一家四口怎麼夠敷衍下去呢”“隻好早晚吃吃粥，勉強的過著苦日子。”警察的緊繃著的臉鬆了下去，仿佛很同情似的，“原是的，現
在誰不過著苦日子呢！在開始建國的時候，大家都得吃些苦。好日
子在後頭呢！工業發達了，工廠多了，生活自會提高的。”周蔭甫茫然的點點頭。警察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把紙條收拾好了，放入公事皮包裏
去，大聲道：“好了，打擾了你好半天，為了公事，不能不如此辦。以後有機會還要常常來麻煩你。”說著，便走到天井，自己開了門出去。
周蔭甫機械的送他到門口，點點頭，心頭還在撲撲的跳著。回到了客堂，方才鬆了一口氣，仿佛過了一重鬼門關似的，茫
然，而又覺得有點淒楚。一陣細雨又隨著晚風飄灑了下來。不知什麼時候會放晴。
1946年6月寫選自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鄭振鐸文集》第1卷
最後一課
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誌士。無數的勇士，前仆後繼的倒下去，默默無言。
好幾個漢奸都曾經做過抗日會的主席，首先變節的一個國文教師，卻是好使酒罵座，慣出什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類題目的東西；說是要在槍林彈雨裏上課，絕對的“寧為玉碎，不為瓦上”的一個校長，卻是第一個屈膝於敵偽的教育界之蟊賊。
然而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的做著最後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的，千辛萬苦的開始長征，絕不做什麼“為國家保存財產、文獻”一類的借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後，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湣不畏死的東西。其後，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再其後，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著“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後，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著日本政策的改變，在做著“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著“共死”，卻糊塗到要掙紮著“同生”。其實，這一類的東西也不太多。自命為聰明的人物，是一貫的利用時機，做著升官發財的計劃，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做惡的勇氣夠不夠，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隻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鬥著，絕對的不做“苟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的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12月8號是一塊試金石。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裏被電話的鈴聲驚
醒。“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裏說。“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聽說日本人占領租界，把英國人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
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是報館裏的朋友打來的。事實漸漸的明白。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
掃射，紛紛的死在水裏。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於敵手。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已經到了，立刻舉行了一次會
議。簡短而悲壯的，立刻議決了：“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麵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
大學關閉結束。”太陽光很紅亮的曬著，街上依然的熙來攘往，沒有一點異樣。我們依舊的搖鈴上課。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台上，可以望
得見街。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吧。”學生們都
點點頭。“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麵日本旗經過校門，立刻便停課，並且立即的將學校關閉結束。”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著堅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但是我這一門功課還要照常的講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麵日本旗為止。”我不荒廢一秒鍾的工夫，開始照常的講下去。學生們照常的筆記著，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清朗，語音裏自己覺得有點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象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象衝鋒前的士兵們上了刺刀，“引滿待發”。
然而鎮定、安詳，沒有一絲的緊張的神色。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一切都已準備好。誰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我願意講得愈多愈好，學生們願意筆記得愈多愈好。
講下去，講下去，講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應該講授的東西，統統在這一課裏講完了它，學生們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記著。心無旁用，筆不停揮。
別的十幾個課室裏也都是這樣的情形。對於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戀戀。黑板顯得格外的光亮，粉筆是分外的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
十分的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摩著，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舍。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麵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塗寫著，刻劃著許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離別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鮮，小販們不時的走過，太陽光很有精神的
曬著。我的表在衣袋裏低低的喀噠的走著，那聲音仿佛聽得見。沒有傷感，沒有悲哀，隻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的在等待
著——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遠遠的有沉重的車輪輾地的聲音可聽到。幾分鍾後，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向東
向西，徐徐的走過，當頭一麵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
飄蕩著。時間是上午10時30分。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做著立正的
姿勢，沉毅的合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布道：“現在下課！”學生們一致的立了起來，默默的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
低低的啜泣著。
沒有一個學生有什麼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顧慮。個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麼辦，應該向那一個方麵走去。
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
致。從來沒有那麼無紛紜的一致的堅決過，從校長到工役。這樣的，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它的生命。默
默的在忙著遷校的工作。那些喧嘩的慷慨激昂的東西們，卻在忙碌的打算著怎樣維持他們的學校，借口於學生們的學業、校產的保全與教職員們的生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