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紀事 2.
治亂興衰—通鑒紀事本末
南北朝時期的吳郡太守君正，有個兒子叫袁樞。袁樞從小就特別聰慧穎悟，5歲入鄉塾讀書，到七八歲時就能吟詩作對。袁樞幼年就能賦詩，很有抱負，在鄉裏傳為神童。有一次，袁樞在自家的屏風上題了一首小詩：
泰山一葉輕，滄浪一滴水；我觀天地間，何啻猶一指。
其詩意聯想奇特，口氣不凡，出自隻有七八歲的少兒之口，不禁讓人驚奇。
袁樞世代家族顯貴，他性情沉著恬靜，喜歡讀書。雖然家裏很有錢，但是他的生活起居一向儉樸。他總是自己坐在屋子裏，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從不出來，而且他對名利也非常淡薄。
後來，袁樞在太學度過了9年時光後，參加了禮部考試，得了文科狀元，不久又中了進士。被任命為梁秘書郎，曆任太子舍人。
“侯景之亂”時，袁樞父親去世。當時天下紛亂，人人企求苟且幸免，袁樞服喪以至孝聞名。王僧辯平定侯景後，鎮守京城，文武官員爭相前往造訪求職，袁樞卻獨自閉門靜處，不求顯赫之功名。
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裏是同時代人，當時的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一現實，對於抱有“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誌”的袁樞來說，隻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自己的報國憂民之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製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故相章敦的後代曾以同鄉關係，要求他美飾章敦的傳記，被袁樞嚴詞拒絕。他說：
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當時宰相趙雄聽到這件事後，即稱讚他“無愧古良史”。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鑒》的困難。
由於《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
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不足。據說《資治通鑒》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隻有一個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麵對這部巨著，有的隻翻了幾卷，有的隻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司馬光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鑒舉要曆》，把《資治通鑒》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
袁樞喜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但苦於篇幅浩博，要了解某一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很不方便，於是他便以事件為綱，集中抄錄《資治通鑒》的有關原文，“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
最後，他把《資治通鑒》294卷的內容，時間跨度1362年的編年史改編為239個以事件標目的專題，全書縮減為42卷。因各專題記一事之本末，故將這種史書體裁稱為“紀事本末”。因其文總括為239事，獨立成篇，創造《通鑒紀事本末》這一新的寫史體例，兼有紀傳、編年二者優點，使“數千年事跡經緯明晰”，對後世影響極大。
《通鑒紀事本末》按年代順序編錄，每事自立標題。概括了《通鑒》的全部史事，篇幅卻不及原書的一半，因此它又有簡明概括、便於普及曆史知識的顯著優點。《通鑒紀事本末》不僅以“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的記述效果，向人們展示全史的輪廓，而且以類似章回小說的專題敘事，讓人感受到曆史的生動性。
《通鑒紀事本末》同司馬遷的紀傳體《史記》、司馬光的編年體《資治通鑒》，同為史學上的三大巨作，列為曆史上的三大體裁， 袁樞與司馬遷、司馬光並駕齊驅，對中國曆史的書寫有極大的幫助。
《通鑒紀事本末》的史學價值在於創立了“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體裁。在史書中，時間、人物、事件本來同為曆史記載的要素，其中集時、地、人為一體的“事”，更是令人矚目。
在紀事本末之前已流行多年的編年、紀傳二體，因受自身體裁的局限，未能很好承擔敘事責任。紀事本末體史書彌補了這一缺陷，以事件為中心，按時間的先後集中史料加以敘述，使人們便於了解每一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果。《通鑒紀事本末》的問世，豐富、完善了古代史書體裁，從此紀事本末與編年、紀傳一起，形成我國古代史體的三大支柱，對後世影響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