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長歌
紀實文學
作者：李貴明
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為同禦外辱，國共雙方開始第二次合作，中央紅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又將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形成了國共兩軍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對全國抗戰形勢是具有明確和清醒的認識的，中共認為除了國共兩黨控製的軍隊合作抗戰之外，也應當將中國少數民族納入統一戰線之中。因此，毛澤東在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談到當前任務時，提出中共應該“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對付日寇”。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第一、各少數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第二、各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的地方，當地政府須設置由當地少數民族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作為省縣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們有關事務，調節各族間的關係，在省縣政府委員中應有他們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不但不應強迫他們學漢文漢語，而且應讚助他們發展用各族自己言語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糾正存在著的大漢族主義，提倡漢人用平等態度和各族接觸，使日益親善密切起來，同時禁止任何對他們帶侮辱性與輕視性的言語、文字，與行動。”
隨後，張聞天在其報告中也提出黨的方針是“爭取少數民族，在平等的原則下同少數民族聯合，共同抗日”。少數民族居住地區的地方政府，應有少數民族代表參加，組織少數民族部，給以自決權。黨中央應組織少數民族委員會，加強領導。會議提出當前全中華民族15項緊急任務，其中規定：“團結中華各民族為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從六中全會決議的報告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已作出重大調整：一是強調團結中華各民族建立統一的國家；二是強調中華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數民族有權管理自己的事務，其文化、宗教、習慣應受尊重；三是提出中共中央應加強對民族工作的領導。
根據六中全會的決定，1939年初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主持陝甘寧邊區以外的陝、甘、寧、青、新、蒙等各省地下黨的工作，尤其是少數民族工作。這些應當可以看做是中國民族平等團結政策的開端。滇西多民族抗戰局麵正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族團結政策的背景下出現的。
1、血肉之路
為了鞏固滇西、緬北少數民族地區的軍事防禦，建立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讓中共雲南省工委負責人李群傑進入省政府開展上層統戰工作，派方文彬（方正）到滇軍六十軍一八四師負責滇軍中黨的工作任黨支部書記，後南方局又派雲南龍陵人朱家璧、大理劍川人張子齋回雲南軍隊開展上層統戰和兵運工作。臨行前周恩來告誡朱家璧：“你到過延安，進過抗大，大家是會知道的，這個問題不能回避。你回雲南後，隻能是以進步的麵貌出現。裝落後，人家是不會相信的。”朱家璧回滇後，即利用社會關係通過龍雲、盧漢等被任命為滇軍第一旅（後編為十八師）營長。1942年4月，為進一步加強對雲南的工作，南方局派張文澄、楊才等與方文彬共同開展工作。因此自1938年開始，中共在滇西少數民族地區活動頻繁，廣泛發動和團結當地民族上層人士，滇西少數民族群眾共赴國難抗擊日寇的意識迅速覺醒，各地抗日遊擊隊和自衛武裝紛紛成立，支援前線的激情空前高漲。
在大多數滇西民族的記憶中，滇緬抗戰是從修路開始的，那就是著名的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幾乎所有與國際運輸線相連的海上通道已經被日軍封鎖，對中國形成了C形包圍，隻剩下緬甸仰光港這個唯一的出口，盡快修築滇緬公路進而與緬甸中央鐵路相聯已經成為整個國家應當全力以赴的任務。但是當時中國既無築路機械，技術力量也十分薄弱，中國政府也曾經向國際招標工程施工，但得到的投標回應卻是“如果中國能提供築路機械，可以在六年內保證修通”。這對於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和日益吃緊的戰爭局勢而言，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中國政府隻能依靠征集民工采取人海戰術修築公路。
國民黨雲南省當局於1937年12月通電強令滇西12個縣、5個設治局於當月征工趕修滇緬公路。傳說當年龍陵縣縣長王錫光曾接到封套上貼著雞毛的緊急命令和一個裝著手銬的木盒。命令說：“分配該縣之土石方工程，務在限期內完成。到期不完成者，該縣長自戴手銬，來昆聽候處分。”這個縣長後來找到了當地土司，如法炮製：“我是流官，你是世襲土司，如果拉了後腿，昆明我是不去了，隻好拉著你跳怒江了。”由此可見工程的緊急情況和當局所采取的行政高壓態勢。
滇緬公路全程1450公裏，當時除昆明至下關段土路通車外，還有959公裏需要新建，均在崇山峻嶺和大江大河之間穿越。從1937年12月下旬起，滇西漢、白、傣、傈僳、彝、回、景頗、阿昌、苗、德昂等10多個民族參與了築路工程。當時每天要求出工人數是11.5萬人，加上施工橋梁、涵洞工程的勞工2.5萬人，以及加寬、維護下關到昆明段公路的6萬人，在整條滇緬公路上，高峰時期每天有20萬人在工地上忙碌。至1938年8月底公路開通，總共有50餘萬人、2500餘萬人次參與了滇緬公路築路工程，先後有3000餘名男女勞工長眠在滇西緬北的長山大水之間。1938年起，雲南也開始緊急修建、擴建40個機場和27個飛行跑道，它們遍布雲南全境，共計征用修築機場的雲南勞工人數為1800萬人次。在後來的第一、第二次入緬作戰期間，每一名士兵身後大約有5個滇西民夫在供應後勤補給，因此在第二次大戰滇西抗戰中，在築路、修機場和支前運輸中總共有不低於100萬名滇西各族民工參與了這場戰爭。
在滇緬公路工地上，著名作家蕭乾作為戰地記者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這本書裏更不容埋沒的是金塘子那對好夫婦，隻要男的每天打六個炮眼，女的背火藥，兩夫妻便可以獲得七毛錢的報酬。”“想在一片懸崖峭壁上鑿出一條九米寬的坦道，打炮眼的人是在腰間係一條皮帶，一端綁在懸崖的樹幹上，在直立的峭壁上搖晃著工作，頭頂是映襯藍天的喬木叢草，腳下是奔騰的怒江。”
“這一天，漢子特別勤快，打完規定的六個炮眼後太陽還沒落山，金黃色的陽光照耀在龍竹和茅草上，山巒呈現淡淡的褐色。”“‘該歇手了吧’！背著火藥的夫人在高處催促。漢子啐了口吐沫，沉吟一陣，說‘來，再打一個吧！’這規定之外的一個炮眼意味著什麼呢？既沒有補償，又沒有額外的酬勞，甚至根本沒有人知道。”“哦，這是一個滇西農民基於對國家危急之時表達的微薄卻偉大的赤誠。”
“這一回，他鑿完炮眼，塞好了火藥，卻因為勞累忘記了在炮眼上堵塞泥沙。”“忽然傳來一聲悶響，漢子還沒爬遠，火藥意外爆炸，人碎了。更不幸的是那爆炸的火星也掉進了女人的火藥箱裏，女人也被炸倒在懸崖邊。”“重傷的婦人被抬到十公裏外的工段時尚存一息，在她永別世界的前一刻，指著自己的腹部說‘救救——救救這小的’，後來，她眼球裏的光澤逐漸暗淡……”
與滇西農民這種樸實的奉獻精神不同的是，國民黨當局毫不了解滇西強悍民風，甚至認為中共提出的各民族統一戰線是紙上談兵。他們對滇西各民族勞工要求苛刻，毫不體諒勞工的困苦，動作稍有遲緩便常常遭到鞭打或懲罰。1938年3月，在萬人集結的龐大工地上，當來自騰衝、龍陵、梁河、昌寧的幾百名傈僳族勞工身挎長刀、帶著弩弓毒箭出現在蠻莊機場工地上時，引起了其他民工的恐慌，實際上他們不知道這是傈僳族的傳統生產生活工具。由於機場勞工的生活無法得到保障，遠道而來的傈僳族勞工隻好去拔附近農民種植的青菜煮吃，當地農民看見傈僳族勞工挎刀執弩，不敢當麵聲張，但卻將他們的“偷菜”行為控告到機場監理處，機場場長要求傈僳族勞工焚毀弩弓，上交長刀，遭到拒絕，引起對峙。後傈僳族勞工賠償了青菜錢，機場場長同意他們保留弩弓長刀，事件才得以平息。
因為修築機場的民工之前已參與修築滇緬公路長達數月，加之食物匱乏，造成體力衰退，難免行動遲緩。香港監工似乎對挎刀執弩的傈僳人手下留情，但對傣族勞工就不那麼客氣了，幾乎每天都有一兩個人被打，這種行為激起了勞工們的日益不滿。某日，當監工的鞭子揮來時，有個傣族勞工用鋤頭敲破了監工的頭顱，致其血流滿麵，這下可闖了大禍！機場工地頓時一片混亂，傣族民工四散奔逃。晚上，軍方出動軍警將蠻莊機場附近的所有傣族頭人全部抓捕，捆綁在等高寨的高牆上逼迫交出傷人者。後來軒崗寨的頭人承認是本寨的村民打傷了監工，軍方才釋放了被捆人員。至於那名打傷香港監工的傣族勞工，也許被執行了槍決，也許被從輕發落，不得而知。由於監工與勞工的矛盾，蠻莊機場到4月5日隻基本修成機場滑行道和3公裏公路。至1938年12月，食不果腹、不堪勞累的各族勞工一夜之間紛紛逃走，毫無邊疆民族工作經驗的場長屢次用公文和官銜之威逼迫設治局和地方土司解決民工不足的問題，結果無人響應，直到芒市陷入日軍之手，機場擴建工程也未完成。
機場建設工程大部分均因後來戰事的發展功虧一簣，但近50萬滇西人克服各種困難，於1937年底開始到1938年8月底用九個月的時間打通了被全世界都認為不可能實現的長達959公裏的公路，舉世震驚。1938年9月2日，《雲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滇緬公路修完了》的文章，宣布滇緬公路通車。當時美國駐華大使納爾遜·詹森率領大使館人員途經滇緬公路前往重慶，萬分感慨：“此次中國能於短期內完成如此艱巨工程，這種果敢毅力與精神令人欽佩。且修築滇緬路，物資條件異常缺乏，第一缺機器，第二純係人力開辟。全靠沿途人民的艱苦耐勞精神，這種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在這條公路上，架設過370多座橋梁，曾人工開挖土方1988萬立方米，石方192萬立方米。這些工程盡管由政府出資修建，但下關至畹町547.8公裏的公路僅投入320萬元，平均每公裏為5841元，每個工時費用僅為0.13元，而滇緬公路下段的施工難度卻是其它公路的2倍以上，加之當時通貨膨脹的日益嚴重，這0.13元根本無濟於事，這條生命之路可謂是滇西各族人民徒手無償修築而成。
滇緬公路被緊急打通後，民國政府成立了“西南運輸處”，負責相關運輸事務，自1939年至1941年，從滇緬公路搶運回國13000多輛汽車。盡管有了汽車，卻出現了駕駛員嚴重不足的問題。東南亞華僑領袖陳嘉庚、莊明理在得知祖國需要大量汽車司機和修理人員的消息後，組織“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返國慰問，在重慶、延安得到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的接見。通過對國共兩黨轄區的訪問，陳嘉庚據實發表關於延安觀感的演講，盛讚陝甘寧邊區的新氣象，陳嘉庚認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他們向東南亞華僑發出了“南僑總會第六號公告”，號召華僑中的年輕司機和技工回國參加抗戰，與國家一同戰鬥。通告很快得到了響應，前後有9批，3192名華僑誌願回國援助抗戰。至1942年3月，他們從仰光港搶運回國13.22萬噸戰略物資。
南僑機工是經過篩選才準許回國抗戰的，能加入這個團隊首先要深明愛國大義，保證政治上可靠，絕不做不利於祖國抗戰之事，不為升官發財而回國。招錄的條件不僅需要具備駕駛或維修汽車的技術，還需通過考試錄取，還得請一家“鋪保”，即擁有一定資產的商號或者工廠作為信譽保證。此外，南洋華僑自1937年至1940年為中國抗戰捐贈的大小汽車多達1500多輛。可見南僑機工歸國抗戰的初衷是純正、嚴肅和忠誠的。至1942年5月，南僑機工在滇緬公路上遇難近千人。橫跨怒江的惠通橋被炸毀後，南僑機工大部分命運悲慘，國內家園、海外僑寓均已淪喪日寇鐵蹄之下，由此報國無門、求歸無路。由於沒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很多人流落滇西、緬北村莊。
南僑機工中也有一部分人在雲南加入了中共組織，張子林、鄧文聰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後來南僑機工被國民政府當作“難民”遣返時，張子林憤憤不平地說：“我為國抗戰而來，怎麼就成難民了呢？叫我回到南洋如何抬頭見人？！”
2、國家的臉色
盡管中國人打通了滇緬公路，但是由於中、英兩國在緬甸歸屬的傳統問題上一直存在矛盾。從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節點，英國政府對華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當時旅英的蕭乾先生說：“對於我來說，重讀這段往事是痛苦的，但應當讓新一代中國人了解黑暗時代裏的一切，看看殖民主義時代一個中國人的厄運。上海外灘公園那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並不是孤立的，當時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裏都遭到歧視。”“1939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我像其他旅英中國人一樣莫名其妙地成了敵性僑民，英國內務部對這部分人作出的規定是晚上八點以及早晨六點前不準出門，而且每周得到所在地警察局報到一次。”那時候在倫敦的華人連理發、住店都被人跟蹤或者遭到監視，甚至還得隨時接受軍警的盤問。英國的這種態度實際與滇緬公路的打通與反法西斯戰場太平洋局勢的發展有關。
國共開始合作抗戰並且打通了滇緬通道後，中國政府自1939年起向美國訂購了總數約為16.58萬噸的戰略物資。這些物資主要將通過滇緬公路運往中國內地的戰場。為了搶運物資，當時全國的27個汽車兵團中就有14個團調往滇緬公路開展運輸，每個汽車兵團配備500輛汽車，總數約7000輛汽車在蜿蜒狹窄的公路上承擔著每日上千噸的運輸任務。除了國共合作形成的中華民族集體抗戰激情之外，讓急需速戰速決的日本擔憂的另一個問題是國際援華戰略物資通過印度洋海運進仰光港，後沿緬甸中央鐵路和滇緬公路源源不斷地運輸到中國的各個抗日戰場。作為資源貧乏的島國日本急於掐斷西方各國通過滇緬公路運往中國的戰略物資。而此時，英國卻幻想著延緩日軍對其緬甸殖民地的進攻，居然在1940年7月17日與日本簽訂了封閉滇緬公路的協定。
英國封閉滇緬公路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際共產主義和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已經波及其在緬甸的利益。自英國在下緬甸的統治遭到佛教徒的激烈反抗後，1938年，一個叫德欽昂山的緬族青年領導了仁安羌石油工人大罷工，進而引發了全民抗英暴動，事件愈演愈烈。至1939年8月15日，德欽昂山為主的“我緬人黨”（即德欽黨）宣布成立，緬族人爭取獨立的運動演變成與英國人的正麵衝突，英緬殖民政府鎮壓了緬甸工人運動，德欽昂山遭到通緝而流亡中國廈門。此時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繼德、日、意三國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後，1939年9月29日，英國首相張伯倫試圖將納粹德國的戰爭方向引向蘇聯共產黨政權，而與法國達拉第、德國希特勒、意大利墨索裏尼簽訂了《慕尼黑協議》，標誌著英、法政府推行綏靖政策達到了頂峰。本想打著反共旗號取悅德國而獨善其身的英國不願意在中國看到國民黨同接受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形成統一戰線，因此以中緬邊界傳統曆史問題要挾，單方麵宣布封閉滇緬公路。英國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的行為導致國際援華物資滯留香港4萬噸、仰光港3萬多噸，既影響了中國的抗戰局勢，對英國軍隊在遠東地區苟安一時的計劃也毫無意義。因此國民黨政府不僅被迫承認英國方麵關於中、緬南部劃界的主張，還於1939年冬天開始鎮壓控製區內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其中較為嚴重的事件便是發生於1941年1月6日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後，蔣介石派康澤到昆明策動反共行動，雲南省主席龍雲以證據不足為由拒絕實行大逮捕。此後，中共在滇西緬北地區的活動隻能轉入地下。以維西傈僳族地區第一個共產黨員的經曆為例，即可看清當時中共組織活動之艱難。維西人楊湛英1937年考入昆明昆華師範學校後，在校學習期間接觸到馬恩著作，接受了進步思想。後經包平章、陸光亮介紹於1939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10月，楊湛英從昆華師範畢業後任《民國日報》編輯，以“怒山”為筆名在《雲南日報》、《民國日報》、《邊疆周刊》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抗日救國，1941年4月，受中共雲南省工委派遣到維西傈僳族地區和中甸、德欽藏族地區開展邊疆少數民族工作，廣泛結交民族上層人士，擴大黨的影響，並在知識分子中進行共產主義啟蒙宣傳。
楊湛英在維西活動期間，瀾滄江畔的傈僳族在汪臘根的領導下與中共外圍組織取得聯係，成立了一個叫“合作兄弟社”的地下抗日組織，準備積極配合共產黨在滇西的活動。1941年6月，皖南事變引發的反共高潮波及滇西，合作兄弟社成員遭到反動土司及地方勢力的破壞，傈僳族進步人士汪臘根被逮捕。楊湛英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輾轉返回昆明向中共雲南省工委彙報邊疆民族地區情況。但由於中共雲南省工委也遭到監視，分散各地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無法聯絡，楊湛英也因此失去了與組織的聯係。為了繼續完成抗戰心願，1941年7月，楊湛英進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雲南第五分校任少尉科員，9月考入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暫時脫離了國民黨特務的監視。
此時緬甸局勢也在發生轉變，遭到英緬政府通緝的緬德欽黨領導人昂山到達廈門後，本想北上尋求共產國際支持，但是1939年後二戰歐洲戰局急轉直下，德軍於1940年5月12日越過馬斯河後，僅過了一個多月法國就戰敗投降。法國的迅速崩潰使試圖稱霸亞洲的日本獲得了進一步排除英、法在遠東勢力的良機。昂山對迅速興起的法西斯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轉而尋求與日本合作，天真的昂山認為日本軍隊可以幫助他實現緬甸獨立的夢想，按照日本人的指令回到緬甸帶著30位同樣擁有獨立夢想的緬族青年返回日軍陣營，他們被日本特工陸軍人員南大佐帶到中國的海南島接受軍事訓練，後來被稱為“三十誌士”，他們是德欽昂山、通稱昂山、德欽東偶、德欽拉佩、德欽昂丹等。昂山和他的德欽黨成員返回泰國後在日本的支持下在曼穀組建了緬甸獨立義勇軍，並在那裏接受軍事訓練，後來他們運用熟悉的地理環境和天然的族群關係為日本軍隊提供了大量關於英國軍隊和中國遠征軍的準確情報，德欽黨由此淪為法西斯政黨。
其實在日本人到來之前，亞洲隻有泰國和中國還保持著獨立國家的身份。精明的日本人當然注意到歐洲人統治之下的亞洲各國緩慢蘇醒的民族獨立運動。日本人瞄準這一契機，將戰爭的宣傳機器在國內和國外同時開動。廣泛宣傳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亞洲是有色人種的亞洲等諸如此類的主張，號召亞洲各國的民族應該團結起來反抗歐洲人的殖民統治，並承諾所有協助日本的國家和人民都將得到獨立和自由，在經濟方麵也將和日本一樣實現充分的繁榮，也就是其所謂的“共榮圈”。後來證明，他們的宣傳的確在一段時間內成功了。日軍一度被東南亞各國視為黃種人的解放者。因此他們取得了這樣的戰績：在新加坡經過短暫的戰鬥之後，一萬日軍俘虜了十三萬英國殖民武裝，當中有八萬白種人。在印度群島，爪哇國王甚至將日本軍隊當作預言中拯救民族的英雄——吉羅布羅而夾道歡迎。
1941年12月7日，野心膨脹的日軍成功偷襲了美國珍珠港軍事基地，標誌著日本與美國、英國成為直接對手。此時，英國人和美國人才注意到中國人已經獨立堅持與日軍作戰四年之久，此前處處遭到跟蹤、監視、歧視的旅英華人地位忽然急劇抬升。蕭乾先生在《從滇緬公路走向歐洲戰場》一文中寫道：
“珍珠港事變以後，中國的國際地位一夜之間有如氣球般騰高起來，成為‘偉大的盟邦’了，然而這時又出現了另一種尷尬局麵：有時候被誤認作是日本人。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車裏，後排突然有個喝得半醉的乘客用賽馬場上的行話連聲嚷嚷：‘嗨，你押錯了馬！’他越嚷越激動，後來索性把頭探到我脖頸後了，酒氣噴得我難以忍受。這時我才察覺到他是在朝我嚷，就回過頭來用眼睛瞪了他一眼，質問他為什麼這麼無禮。‘因為你是個小日本！’我說：‘不，先生，我是中國人！’
這下更麻煩了。他馬上站起來，緊緊地坐在我身旁。先是一長串的道歉，然後歪歪擰擰地行了個軍禮，大聲嚷道：‘向偉大的中國致敬！’這時，整個汽車裏的乘客也都隨聲附和向我表示敬意。……（醉鬼）忽而抬起頭來，忽而雙手撫摸著胸脯，無限感慨地說‘啊，中國，李白的故鄉！’然後彎下腰來緊緊地握我的手，忽而又仰起頭來重複表演一番，然後又說‘啊，中國，火藥的發明者！’接著又是一次握手儀式……”
當蕭乾先生實在無法忍受酒氣和醉鬼的親昵擁抱而提前下車後，這名英國醉漢還從車窗伸出漲紅的臉，熱情地向中國人揮動他的鴨舌帽。蕭乾先生不無感歎地說：“我目送開走的汽車，無限慚愧地想：一刹那間，我成為祖宗的光榮和當代中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所建立的功績的化身了。”從以上故事可以真實地看到戰時英國政府以及英國人對中國和華人的多變態度和複雜情感。而如今滇西抗戰題材影視作品、文學作品中被美化、甚至神化的美國士兵在雲南的真實情況又如何呢？
在美軍到達雲南之前，國民黨曾為美軍作了大量的義務宣傳，特別是汽車第六團團長曹藝從印度回國後，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為美國軍隊塗脂抹粉。大肆吹噓美軍紀律如何嚴明，世上罕見，還說一不貪占、二不受賄、三不請客送禮等等。美軍初到雲南時由於人地生疏，表現的確不錯，給民眾留下較好的印象，是貪汙腐化、投機倒把、隨處搶劫盜竊的國民黨軍隊之形象望塵莫及的。但是沒過多久，美國士兵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開始泛濫。他們甚至盛氣淩人，根本不把中國軍隊的長官放在眼裏。
當時在汽車二十團服役的中國人李幕鄆有這樣的記錄：“我在汽車二十團時，團內派有美國指導員9人，其中軍銜較高的是一位美軍少校，其餘都是少尉。那位少校態度驕橫，淩駕於團長之上，一般要我們聽從於他。他經常一本正經地辱罵官兵，令人難以忍受。但是後來，遮羞布還是被自己揭開，原形畢露了。我們送給他的字畫、繡花被麵、手工雕刻品等等，一律照收。越到後來，美軍紀律越敗壞，貪汙盜竊也不斷出現。”當時昆明夜市上擺滿琳琅滿目的美國軍用品，吃的、穿的、用的一應俱全，這不外乎是美軍士兵從倉庫裏偷出來後，經中國投機商人轉手投入市場出售的物資。也有國民黨腐敗軍官盜竊援華物資，用黑幕交易大發國難之財的原因。因此形成了聞名一時熱鬧非凡的昆明高山鋪、寶善街和文明新街夜市場。國民黨雲南當局對美軍和國民黨中央軍的所作所為基本無可奈何，隻能投其所好，甚至為美軍配備導遊，培訓伴舞的所謂“吉普女郎”討其歡心。
由於國民黨中央軍敢怒不敢言，雲南當局一味軟弱和退讓，加之駐華美軍犯罪案件隻能由美軍軍事法庭審判，中國法庭無權幹預裁決，駐華美軍更加恣意妄為，常常在昆明街頭酗酒鬧事、橫行霸道、調戲婦女，晚上把中國婦女拖到帳篷輪奸的現象更是司空見慣。[見《血肉築成抗戰路》（雲南省政協文史委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直至戰後發生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和下士普利查德強奸的“沈崇事件”，國民黨當局認為這僅是法律問題試圖掩蓋隱瞞，引起上海、北平、南京各地大學師生的激憤和不滿，引發五千多名學生罷課、教授上書的抗議示威活動，激起我國人民的公憤和世界輿論的譴責，美軍的糜爛作風才有所收斂。
除此之外，在雲南、緬甸和印度的美國士兵對生活要求極高。由於美國士兵主食為牛肉，在雲南還發生過“牛肉風波”。戰時中國駐軍的供給規定僅隻有每人每月1斤肉類，駐紮在昆明呈貢區的美軍要求雲南省主席每天提供35頭牛，50頭豬，1000隻雞，每日提供肉食總量約合22500市斤。當時駐紮在呈貢的美軍人數為10600人，折合平均每人每天2.1市斤肉食，這是中國軍人正常供應的30倍。何應欽、蔣介石三番五次敦促雲南省主席龍雲排除萬難采辦，不僅要龍雲滿足雲南美軍的要求，還希望多餘的牛肉送往印度。這可為難了龍雲，當時雲南生產力低下，加之自1938年開始頻繁派夫抓丁經年累月，已經民疲物乏，實在是有心無力，難以為繼了。而此時奮戰在全國抗日戰場的中國軍人，每天能吃到一頓米飯算是莫大的幸運了，因此後來有史料認為戰時供養一名美國士兵的費用可以供給500名中國軍人的觀點是有依據的。
這個推測可以從保山醫院的故事得到一定的反映。戰時在保山永昌鎮王官村曾經設有遠征軍第七十一軍陸軍醫院和美軍醫院，傈僳族戰士李萬春是當時衛生大隊的擔架兵，而肖學武則是美軍醫院的夥夫。吳永春先生在《王官的陸軍醫院與美軍醫院》一文中的記錄與後來調動到“北方醫院”擔任護理的遠征軍士兵李萬春的口述基本一致：“陸軍醫院和美軍醫院盡管挨在一起，但是條件差別很大。陸軍醫院的傷病員多數吃不飽飯。經常跑出去，或以便宜的價錢買，或不出錢拿周圍老百姓的瓜菜、豆類煮吃。老百姓一是不敢惹他們，二是覺得為抗戰受傷也挺可憐，所以要買要拿隨他們，從不多說什麼。”而美軍醫院就不同了，“美軍醫院一天要吃一頭牛，而且隻吃中腿，還由美國人自己加工，牛的其它部分統統給醫院裏的中國民工吃。”“他們吃的罐頭都是從美國運來，也是吃一頓剩下的就不要了。也都給了做活的民工。這些民工很難將這些剩肉、佳肴端回去。因為一出美軍醫院，就會被餓極了的中國遠征軍傷病員劫走。”
滇西反攻結束後，美軍醫院是最先撤走的。美軍人員乘坐飛機離開之時，雖然有很多東西他們無法帶走，但也不留給附近的老百姓，他們對附近的老百姓說：“如果給了你們，我們走後國軍士兵又來找你們的麻煩，不好。”後來，美軍將所有帶不走的物品全部丟棄於郊外燒毀。
盡管美軍在生活和補給上要求很高，但是美軍或美國政府自1941年開始支持中國的抗戰以來，不僅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開辟了駝峰航線，使得中國內地的抗戰得以頑強堅持，而且在太平洋戰場和後來緬北反攻作戰中，美軍先後在菲律賓群島、阿留申群島、緬甸以及印緬戰役，塞班島、瓜達爾卡納爾島、硫磺島、衝繩戰役等對日作戰戰場給予日軍沉重打擊。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美軍先後有38萬餘人陣亡，其中在對日作戰戰場中有12萬餘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僅在滇西緬北“駝峰航線”長達3年的艱苦飛行中，中國航空公司共飛行了8萬架次，美軍先後投入飛機2100架，雙方總共參加人數達84000多人，共運送了85萬噸的戰略物資以及戰鬥人員33477名。美軍在這條航線上總共損失飛機1500架以上，犧牲航空人員2200人左右。在配合中國遠征軍行動的緬甸中部和東印度戰役中，美國陸軍人員也在戰鬥中陣亡3810名。依靠這樣的代價，盟軍取得了擊落敵機2600架，擊沉或重創敵商船223萬噸、軍艦44艘、100噸以下的內河船隻1.3萬艘，擊斃日軍官兵6.67萬名的驕人戰績。由於美軍的直接參戰，中國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時間得到了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