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受降坊”
散文
作者：田均權
芷江，一個芬芳的名字，懷有悠久的曆史。
“芷江”雅稱，源於屈原《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蘭”的佳句。古籍《方輿勝覽》中亦載“潕水兩岸多生杜衡白芷，故曰芷江。”沅州為芷江舊稱。70多年前，沈從文先生筆下曾對詩意芷江有過細膩的描寫：“由河南岸上行時，但見河身平遠靜穆，嘉樹四合，綠竹成林，鬱鬱蔥蔥，別有一種境界，沿河多油坊、祠堂，房子多用磚砌成立體方形和長方形，與峻拔不群的楓杉相襯，另是一種格局。有江浙風景的清秀，同時兼北方風景的厚重……”
自漢高祖五年建縣無陽以來，漢唐間曾四度為州治所在，元明清曾兩度為府治所在。芷江即為湘、黔、川、桂、滇五省之物資集散地，屈原、王守仁、林則徐、熊希齡、沈從文等政治、文化名人都有書寫芷江的詩文傳世，軍事上更擁有“守滇黔門戶，扼全楚咽喉”的獨特戰略地位。如此，飽含秦皇漢祖、唐風宋韻的豐厚人文積澱而成為湘黔邊地千年重鎮。若說她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所創造的輝煌，非抗戰時期莫屬。
芷江是塊英雄的土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芷江成為西南大後方的前沿軍事重地，芷江人民為抗擊日軍侵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1936年至1940年，芷江及鄰縣數萬民工幾度搶建、擴修芷江機場，使之成為對日作戰的重要空軍基地。進駐芷江的蘇聯援華航空誌願隊、中美空軍以芷江機場和雲南機場為空軍基地，對日本空軍和地麵部隊進行了毀滅性打擊，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間，由東南沿海、華北、華中向大西南撤退的國民黨機關、學校、企業、傷兵醫院、調動的軍隊和難民多數取道湘黔、湘川公路經芷江西遷躲避戰爭，有相當一部分直接落腳此地。1944年6月長沙淪陷後，省內機關、廠礦、學校及其他社會團體紛紛內遷湘西境內的芷江等縣，一時芷江境內人口猛增。縣城由3萬人增至10萬人，芷江成了戰時的大後方，成了當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抗戰相持階段中的芷江機場，在配合1939年桂南會戰，策應1941年宜沙攻勢，1943年鄂西會戰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戰反攻階段，芷江機場在長衡會戰、桂柳會戰中，平定華中、橫掃華東，在掌握戰場的製空權乃至向侵略者發出致命一擊時，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
生活在芷江的人民，他們共赴國難，保家衛國，冒著生命危險，爭分奪秒搶修機場、公路和橋梁，踴躍參軍參戰，募捐支前，救護傷兵、同胞，用鮮血和汗水演繹了一幕幕保家衛國的感人事跡，張揚了芷江抗戰精神，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抗日戰爭磨練了芷江城和芷江人，也塑造了芷江城和芷江人。在國難當頭的崢嶸歲月裏，人格和人性的魅力得到了集中的彰顯。在這片英雄的土地上，他們同仇敵愾，奮起抗爭，發揚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形成了萬眾一心共禦外侮的大局意識，堅定了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必勝信念，彰顯了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而1945年春夏之交那場以保衛芷江機場為目的的“芷江保衛戰”，也成了中華民族八年抗日中中日會戰中的最後一戰。第四方麵軍布防堅守在不遠的雪峰山區，以民族禦侮的意誌和巍巍山嶽一起築成鋼鐵的屏障，保衛了給日寇以嚴懲威脅的芷江空軍基地，使日寇占領大西南後而滅亡全中國的計劃成為一枕黃粱。
“烽火八年起盧溝，受降一日落芷江”。
曆史之巨手一個不經意的安排，抗日戰爭的起止竟被鄭重地交予兩座名不見經傳的小橋——從宛平的盧溝橋到芷江的七裏橋，緊緊維係了一個民族奮起的吼聲與勝利的歌聲！
1945年8月21日，橫行直撞的太陽旗終於墜落在地，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不得不派遣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一行飛到芷江，和國民政府要員舉行無條件投降簽字之前的乞降會談。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受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派主持受降儀式。
在受降堂，你很難想象，就在這樣一棟不起眼的美式平房裏，中國軍民最終折斷了日本武士的屠刀，洗淨了炎黃子孫一個世紀的重重屈辱！
“受降，受降，潕水河邊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在億萬人掀天動地的歡呼聲中和日以繼夜的鞭炮聲裏，芷江，便如同千秋不磨的紙鎮一方，重重地壓在血與火所書寫的勝利的史冊上。”（淩宇《芷江行》）
曆史的回聲凝重而久遠，曆史的轉折震古而爍今。
為了中華民族不可忘卻的紀念，1946年的那個金秋，國民政府在原受降簽字房側修建了“受降紀念坊”，於是中國有了第一座，也是迄今唯一的一座“凱旋門”！
在受降坊前的林蔭道上下車，即見紀念館大門門額上，有大理石刻“凱旋門”三個隸書大字，大門兩邊有四個象征勝利的V字。這是英文“勝利”的頭一個字母，意為象征抗戰八年3500萬同胞用鮮血換來的勝利。進門就是頂天立地的受降紀念坊。紀念坊為南北向，四柱三拱門的“血”字形碑坊，因為它象征著中國人民用鮮血換來的勝利，這是華夏大地唯一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的標誌性建築，被世界稱為“中國凱旋門”，或“中國第一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