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文學正義書寫曆史正義
評論
作者：劉大先
新世紀以來“重述曆史”成為虛構和非虛構體裁創作的又一個熱潮，20世紀中國經曆的巨大變遷是尤為集聚各種書寫的一段過往。其中，抗日戰爭則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久不衰的一個主題。這個題材從投身其中的如“東北作家群”的民族主義書寫，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英雄傳奇，再到90年代一反主旋律的個體化、欲望化、人性化的新曆史小說，美學趣味的屢次轉折都可以見到時代風潮的風向。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幾年來的抗日戰爭書寫重新有種回到現實主義和崇高風格的現象，個體敘事中努力將創傷記憶轉化為人文遺產，從中闡發曆史鏡鑒與抒發現實關懷。
在這樣的背景中看中國多民族文學創作中的抗戰題材作品，我們可以發現一種與主流曆史敘事既有共通性又有區別的書寫。這是一種深紮於民族文化底層的寫作，它們普遍有著超越於族群認同之上的國家認同，卻又對個人在曆史洪流中無常命運充滿同情，一再體現了通過文學正義重新賦予曆史正義的衝動。
近幾年關於滇西抗戰以及中國遠征軍題材的虛構與非虛構寫作乃至影視作品日漸增多，曾經一度因為種種原因不太為一般讀者所知的國民黨軍隊、民主人士、地方豪強以及協約國參與的中國抗戰這一曆史側麵也因而得到了更多的言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反撥既有意識形態話語很容易重複單一性的思維邏輯，容易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即片麵強調國民黨正規軍隊和美化諸如美軍等“友邦”的功績，而忽略了中國本土地方性以及民間力量所作出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李貴明（傈僳族）《熱血長歌——滇西多民族抗戰紀實》、金學鐵（朝鮮族）《到太行山》和陳永柱（白族）《慷慨同仇日 間關百戰時——李根源滇西抗戰歲月》這些非虛構作品起到了補苴罅漏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們更多呈現了底層民間的多民族同胞的作用，正是這些無法表述自己的沉默民眾的犧牲與奉獻，才有了抗戰勝利的可能。
《熱血長歌——滇西多民族抗戰紀實》以其“後見之明”的優勢，爬梳材料、貫通史實，言簡意賅而又充滿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全麵地展現了滇西抗戰中錯綜複雜的國際與國內環境，突出了國民黨中央、地方政權、民間組織勢力、英美同盟軍與共產黨及滇西各民族的對比，從不同角度出發的言說使得曆史的複雜與豐富得以呈現。但這種呈現顯然是有立場的，也就是說作者並沒有擺出一副犬儒主義般的中立麵孔，或者懷舊式勾勒出一幅幅民國風情，而是直麵慘淡乃至慘痛的過去，在混亂的曆史大潮中有意識地強調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最終決定性的勝利，與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民眾共同奮鬥有關係。作者在一開頭就將中國共產黨的“團結各民族為一體，共同對付日寇”的政策提出來，指出滇西多民族抗戰局麵正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族團結政策的背景下出現的。這種對於宏觀曆史的把握凸顯出一種有情感的曆史，具體而微地詮釋了何謂“血肉鑄成新的長城”。
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既是國內各個民族團結抗戰的結果，也有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作用，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凝聚起“中華民族”這一共同的認同。金學鐵（朝鮮族）《到太行山》是1980年代寫作的回憶錄，作為戰爭的親曆者，作者曾經擔任過朝鮮義勇隊的分隊長，在偽滿洲國、湖北、湖南、廣西戰場上奮勇作戰，1940年加入共產黨，在太行山與日軍戰鬥中受傷被俘，直到1945年才出獄，此後又在朝鮮擔任記者，晚年定居於中國延邊繼續創作，被稱為朝鮮族的魯迅。金學鐵一生創作言為心聲、至誠至性，《到太行山》主要是回憶自己三、四十年代輾轉各地抗戰，直到進入太行山根據地的經曆。著重寫了戰友金學武，金學武是一位具有國際主義自覺的革命者，在與民族主義革命者尹奉吉人生道路的對照中，作者更是強調了金學武和太行山上的共產黨人在自己加入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成長過程中所起到的引領作用。在太行山的抗日根據地，除了有朝鮮戰士，還有日本人、越南人、菲律賓人等，這是一個國際性的大聯合。如同文章結尾所寫道的：“金學武犧牲後，連一座墳墓都沒有留下，更不用說立單個墓碑了。然而，太行山依舊巍然險峻，豈非他不朽的墓碑？”金學鐵的這個作品也是另一座文字的豐碑，記載了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獻出生命的英雄們的不朽業績。
與這些紀實性的作品相比，虛構體裁在今日如何記憶過去？吳剛思汗（蒙古族）《白馬巴圖兒》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這個小說是通過“我”對作家同學講述東北抗日聯軍戰士爺爺的回憶構成。曾經的抗聯戰士爺爺患了老年癡呆症，“他跟我說過的話、講過的故事，幾乎分不清到底哪個是真實的、哪個是他殘存的記憶作怪給他撮合出來的”。故事是講爺爺所在的連隊被日本關東軍深夜偷襲圍剿傷亡慘重，爺爺在逃亡過程中，遇到了家破人亡獨自向日本人複仇的蒙古人巴圖兒。兩人一起重新回到抗聯部隊後，經曆了一係列艱難的戰鬥，最終戰至最後一人，在爺爺不願投降即將被殺的時候，一匹白馬救了他，那匹白馬就是巴圖兒。這個故事被聽故事的人認為太假了，但“其實真假，我倒覺得並不重要了。很有可能巴圖兒就是爺爺幻想出來的這麼一個勇敢的蒙古族戰士；或者爺爺那天就是自己眼看無望便跳了懸崖卻沒死成；或者第一次見到巴圖兒那晚是他自己殺了兩個日本鬼子。可這些都不重要啊？因為爺爺告訴我的這個故事，更好聽不是嗎？”過去難以細究，即便是最嚴苛的實證研究也很難還原曆史的現場，當我們用文學這一表現形式去書寫曆史時，最重要的是在自覺到對曆史無法複原的同時，保持當下敘事的曆史感，而這種曆史感並不是那種“曆史主義”冰冷理性對於史實的錙銖必較，因為曆史不僅僅包含客觀理性的認知，對於具體個人而言，更包括情感、理解和傾向性，以及從書寫者當時情境出發的主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