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躍斌（滿族）《懸案》也是通過親曆者馬二的敘述來講述日軍鐵山包守備隊倉庫大火的懸案，以及日本守備隊襲擊中共北滿省委密營被領入森林迷魂陣全軍覆沒的傳說。馬二原先是抗聯的一個副官，因為哥哥違反紀律被槍斃而投降日本人做特務，在苟活於世70年後重新講述這個懸案，虛實本在模棱兩可之間，但他的講述在關於大火的三種說法中最接近主流意識形態許可和鼓勵的傾向。至於馬二沒有親曆的迷魂陣故事，作者直接說：“我是在編寫小說，而不是撰寫史誌，而編寫小說需要我振動聯想的翅膀，憑借虛構來補充故事。”這種虛構的合理性根基就是建立在曆史正義的基礎之上。
王躍斌另一篇小說《馬肉》（《民族文學》2015年第7期）以日軍軍馬防疫場的牧馬人王二狗的視角，側麵講述了較少為人所知的關東軍一○○細菌部隊的故事，這個主觀視角有效地規避了史料和曆史研究方麵細節的不足，而著力於表現一個稱得上蒙昧的農民如何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助紂為虐，以及普通人對於這場戰爭的無知——他居然將日軍做細菌實驗的馬肉送給村裏人吃，還以為占了便宜。與之形成對照的則是順天學校的老師國蘭，她作為東北抗聯地下組織的一員，有著抗爭的主動性。在兩個人最終走向刑場的時候，王二狗貪生怕死、萎靡不振，國蘭“奮力托起王二狗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你站不起來，我扶著你走。”小說寫實地描繪了普通民眾與知識精英在抗戰中的各自表現，也暗示了啟蒙這一持久的現代性主題。王二狗與《懸案》中的馬二一樣，是個小人物，當渺小個體在大時代中的掙紮，如果他沒有樹立自己的主體性，那麼就隻能隨波逐流，“人不人，鬼不鬼的，生不如死”。
生逢亂世如同螻蟻，當然可以映照出和平生活的珍貴。但這種判斷對於曆史的當事人來說沒有意義，因為他必須麵對自己的命運並且從中找到出路。韓偉林（蒙古族）《歸還兵》寫諾門罕戰役的側麵戰場，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軍隊與“滿洲國”唯一的野戰部隊興安騎兵師的戰鬥。原本是日蘇之間的戰爭，結果卻成了內外蒙古人之間的廝殺。日本關東軍命令興安師和興安北警備軍調到諾門罕前線分別承擔左、右翼的戰鬥。右翼的興安北警備軍團長郭上校和一支達斡爾情報組秘密地將日軍情報送達共產國際和蘇聯，為蘇聯的勝利發揮了特殊作用，而左翼的興安師戰鬥則死傷慘重，潰散流落。小說的主人公小喇嘛就是左翼部隊的散兵遊勇，“他隻是被強征過來的壯丁，烏珠穆沁草原的牧民，在烏珠穆沁旗時輪金剛法會上被九世班禪膜頂賜過福的小喇嘛”。戰爭的肮髒、血腥、醜惡、絕望讓他認識到，對於蒙古人來說，這是一場無意義的戰爭，同時也感受到日本和“滿洲國”及興安師日本軍官與蒙古族官兵間等級森嚴的不平等關係。“為誰去死？”成為困擾著他與他的同胞的根本性問題。當戰爭的正義性無法落實的時候，作為被殖民者和被壓迫者的蒙古士兵缺乏戰鬥的信念，而成為聽憑本能支配的隨波逐流者。“歸還兵”自然就產生了，在日語“歸還兵”意為“回家的兵”，其實就是臨陣脫逃的逃兵。小喇嘛帶著一夥歸還兵四處遊蕩，但是他卻無力對戰爭的性質做出判斷，隻能毫無目的的左衝右撞，成為毫無價值的曆史冗餘物，並將死於曆史的暗角處，無法留下一絲一毫的印記。小喇嘛在曆史中無法找到出路，是一個無能為力的個體在宏大曆史中淪陷的悲劇，因為他夾雜在各種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網絡之中，無法確立自己的歸屬。這提示了身份與認同問題在曆史實踐中的重要意義。
陳鐵軍（錫伯族）《轟炸》（《民族文學》2015年第8期）有意識地將身份認同作為敘事的動力，小說獨辟蹊徑，以開封的一個日本僑民吉田一郎（馬門鼻兒）為主角，巧妙地將身份與認同的主題放置於細致入微的日常生活與麵臨生死抉擇的重大關頭。吉田一郎原本是離散的貧窮日本生意人，因為父親生意失敗、病死街頭成為孤兒，被賣“綠豆丸兒”的馬長喜收留，成為馬門鼻兒。小說用了大段篇幅對開封市民的風物、景致、習俗、語言進行了精筆細描，在這種人間世情的況味中，馬門鼻兒謀生、結婚、生子、蓋房，許多年來逐漸融入到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已經忘記了日本人的身份。或者說在普通人那裏身份問題並不是那麼重要，安穩的生活才是第一位的。但是，日本的侵華戰爭無疑打破了寧靜生活的表象，即政治認同被凸現出來，而政治認同顯然不僅僅是某種心理機製，而是現實利益乃至生死抉擇。吉田一郎先是被開封的日本僑民中的軍國主義者鼓動，成為“迎接聖戰會”的一員。這裏麵有個值得注意的細節，“迎接聖戰會”的倡導者後藤是吉田的舅舅，而這個舅舅在當初他遇難瀕危的時候並沒有伸出援手，就像他的祖國日本並沒有給他這樣貧困無計的國民以安謐的生活一樣。按照後藤等人的計劃，日本開封僑民在日機前來轟炸前，各自秘密地在開封的重要車站、工廠、橋梁、要道、學校、商鋪、軍政機關設立標誌。吉田一郎這時候麵臨著正是關乎切身利益的選擇：他家毗鄰電話局，如果在自家布置標誌，就意味著自己辛辛苦苦建造的家業會連同電話局一同被毀。他在關鍵時刻通過醉酒回避了血緣身份與政治身份之間的衝突，結果他家和電話局是唯一沒有被轟炸毀滅的建築。他的選擇與其說是國家理念的自覺——即對中國的認同、對日本的排斥，毋寧說是出自於市民百姓趨利避害的本能，以至於到最後他被日本人執行死刑的時候，想到的還是他賣的綠豆丸子。吉田一郎的故事表明了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聯結是如何受到現實的牽掣，而不僅僅是某種理念形成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方麵固然體現了中日戰爭中複雜細微的一麵，即個體認同選擇中的多樣性；另一方麵則同樣表明國民意識的啟蒙在中日兩方麵都具有未完成性。如何讓國民真正熱愛國家，國家觀念的灌輸與宣傳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要深入內化為個體的主動選擇，必然不能停留於詞語的抽象層麵，而要落實到能夠提供實在的美好生活上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