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會問題搬到春晚，讓觀眾在春節的喜慶氛圍裏思考深刻的社會問題，讓人去思考怎樣找回失去的人間真情，不失為傳播“正能量”的有益嚐試。
真情，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重要情感特征，然而，曾幾何時，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出現了危機，人與人之間似乎隔了一層 “可悲的厚牆壁”，猜疑、失信、忌妒、誹謗，成了人人要設防的對象。老人摔倒沒人敢扶，甚至小品《扶不扶》播出之後，媒體再次曝出被扶老人訛人、扶起摔倒者事先拍照的新聞，這讓人想到，同一內容連續成為新聞可能真的已不是“新聞”了。
對摔倒者扶和不扶的問題其實隻是現象，本質還在於人和人之間的真誠與信任，沒有了真誠與信任，真情便難以回歸，所以，呼喚真誠與信任，建立真誠與信任，才是找回真情的決定因素。還是“郝建”的那句話說得好，“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來了。”
時 文>>
扶起人心，需要樂觀的現實主義
曹鵬程
一方說被撞、一方說被訛，法院使用測謊儀當“判官”；交警扶起老人，第一句話被問“小夥子你怎麼撞我”；肇事者撞完人逃跑，“奔馳大叔”先拍照取證再施以援手……馬年新春，幾起很有代表性的“扶人”新聞又擺到我們麵前，相比觀看春晚小品的會心一笑，現實更令人五味雜陳。
有網友感歎：這年頭，做好人還真需要技術含量。的確，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本是中國人幾千年傳承的古訓，也是當代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但是，在今天的社會現實中，無論是拍照先行，還是測謊鑒定，都說明“行善有風險”，這無形中增添了好人的負擔，讓“扶不扶”這道原本簡單的道德設問，變得複雜起來。
1982年，大學生張華舍身救出落入糞池的農民，“讓張華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續”的呼喊曾在各地迅速付諸行動，但也引發了“國家辛苦培養的大學生，為救農民犧牲值不值”的爭論。類似的討論能讓人變得客觀理性，推動善舉。比如，爭議聲中，對見義勇為者的保護、補償和鼓勵機製不斷完善，“勇為”過程中施救者的自我生命保護意識不斷提高，這些都體現了時代的進步。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類討論乃至反思中，道德領域的“理性經濟人”觀念開始盛行。
伴隨著30多年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凡事講究成本的意識普遍覺醒，這是人們經濟頭腦日漸成熟的表現。但這種意識向道德層麵的延伸，使得趨利避害與舍義取利的錯位越發明顯。以簡單的投入產出概念來衡量見義勇為，勢必讓不少人麵對可能的風險和損失畏葸不前。再加上一些救人反被訛、好心沒好報的個案不時被輿論放大，“扶還是不扶”的內心衝突就變得激烈和尖銳起來。長久糾纏於這種價值觀的撕裂和矛盾之中，不免得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結論，而這種負麵情緒一旦形成相互激蕩的循環，很容易進一步拉低對道德水準的社會心理預期。
事實上，大眾對“扶不扶”的強烈關注，背後投射的，正是向善者在現實困境中的糾結，以及對社會轉型期良好道德風尚的迫切期待。當利益考量與道德選擇迎頭撞上，江蘇泰興的“奔馳大叔”先取證再救人，類似這樣的選擇，體現出一種樂觀的現實主義精神。在行善風險客觀存在、製度和規則對善行的保護一時還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他們沒有怨天尤人，沒有躑躅退縮，始終充滿信心，並用自己的行為，守護住了心中的善。在一個遠比當年張華舍身救人更為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的所做所為，捍衛了社會的公義和“德不孤，必有鄰”的信念。
“人倒了扶得起，人心倒了扶不起。”討論這個樸素的道德話題，離不開複雜的時代語境，更與我們的自身處境息息相關。“奔馳大叔”這些樂觀的現實主義者們，盡管沒有舍生取義的毅然決然，沒有赴湯蹈火的豪言壯語，但他們比一萬個在網絡上痛斥老人變壞、壞人變老，卻在現實中無所作為的空談家更值得敬佩。我們有必要給他們多一點掌聲、多一些喝彩。我們應該向他們致以真誠的敬意和謝意，因為正是這些樂觀者、行動者，為現實中那些並不那麼純粹的人們樹立了樣板，而這樣的樣板，人人可學，人人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