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同治時期開始，經營票號的城鎮比以前增加了。隨著我國電報事業的發展，票號開始經營電報彙兌。至此，我國票彙、信彙、電彙3種彙兌方式，在票號經營過程中已發展完善。
在這個階段，票號資本和存款都有很大增加，使它融通資本的能力擴大，除工商業放款外，各地錢莊成了它扶助的重要對象，錢莊之盛，盛於票號放款。比如外商在滬銀行，給錢莊的放款，每歲不止數百萬。於是，國內的商賈也開始通過商號進行放款。
票號的極盛，表現為彙兌業務和存放款業務的大增，盈利空前絕後。19世紀70年代，由於外商壓價，絲茶業產生危機，多家商號商行因為經營不善倒閉，往往連帶將放款給它們的票號也一並拖垮，晉商在蘇州、漢口的票號倒賬數十萬。
20世紀初，以生產和出口豆油為主的營口“東盛和”五聯號商行倒閉，之後，又發生了上海的橡皮股票風潮，在這次風潮中，源豐潤、義善源票號相繼倒閉，虧欠公私款項數百萬，又一次引起信用危機。清朝廷成立的國家銀行，也成為票號強大的競爭對手。戶部銀行具有代理國庫、收存官款的職能和雄厚的資本，能夠左右市場。過去由票號收存和承彙的官款業務，幾乎全部被戶部銀行包攬而去。
對銀行業而言，除自有資本外，它發展的規模主要決定於存款開展狀況。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利潤就多。因為金融利潤大多歸於戶部銀行，所以，票號經營業務所賺利潤日益減少。清朝廷開辦起銀行後，從朝廷至地方都搶奪票號的彙兌生意，這更使山西票號雪上加霜。
辛亥革命中，許多商業都市，如漢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發生了戰爭，工商業和銀錢行號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損失。戰爭和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政治風波，使許多票號放款難以收回，存款人人提取。後來各省使用紙幣，彙款兌現困難。種種原因，使盛極一時的票號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20多家票號中，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4家票號因資本實力雄厚，拿出大量現款應付擠兌風潮，信用未失，繼續營業外，日升昌等10多家票號都因無力應付擠兌風潮而倒閉。
此後，大德通、大德恒、三晉源、大盛川4家票號又延續了二三十年，最終還是逃不掉倒閉的命運。從主觀方麵看，主要是山西票號放棄了改革發展的機遇。進入20世紀後，山西票號的資本比起官辦銀行成了滄海一粟，而當時官辦銀行資本在400萬兩至500萬兩，外國銀行的資本就更多了。
在這種情況下，票號的有識之士主張改革，組建銀行，與時俱進。但一些老票號的經理和股東卻很守舊，盲目樂觀，視票號固若金湯，大加反對，致使改革計劃流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