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擔，發出過一些希望能夠抑製高利貸的命令，但從本質上而言，當鋪行業並不能完全等同於高利貸，所以那些命令對當鋪影響和規範作用並不大。
事實上，真正接近現代意義的典當，並將當鋪行業作為一個正規行業記載在正規的、成文的文件中都是始於唐代。因此，後人能夠考證到的關於當鋪的管理法律製度也是始於唐代。
唐太宗貞觀年間，宰相房玄齡根據唐太宗的旨意，在編寫唐代的法律《唐律疏義》時，第一次以國家法令的形式明確規定了利息的幅度：典當業的存息不得超過5％，也不得放息超過10％，朝廷也不允許利滾利。
另外，朝廷還多次頒發詔書，禁止大臣以朝廷的名義從事典當業與民爭利的行為，否則將追究大臣們的責任。
例如當時一份詔書中就說道：“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胄，或職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今日以後，並禁斷。仍委禦史台，察曆奏聞。”
這段話的主要意思是：禁止皇家貴族和朝廷大臣私自開設當鋪，與人爭利。為了查訪這種違法行為，朝廷還專門委任禦史台進行調查舉報。
唐玄宗在728年下詔，明確對放款月利率作出了規定：“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需厘革，自今以後，天下負舉，隻宜4分收利，官本5分收利。”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之前由於朝廷和民間對於典當業都有經營，利潤也非常豐厚，這樣一來就損害了貧苦老百姓的利益，以後對這樣的情況要加以避免。從今以後，民間的典當業獲利不得超過4％，朝廷從事典當業利潤不得超過5％。
唐王朝的這一係列有關當鋪法律政令的頒布，進一步限製了高息放貸的暴利行為。
在“安史之亂”後，為了解決朝廷財政收入入不敷出的問題，唐德宗在782年下令，由朝廷出麵，向所有在京師長安開業的當鋪“借錢”。
當時，唐德宗還規定，向每戶典當機構收取它們資本金的25％。其實這就是對當鋪行業進行的變相收稅。這次稅收政策的施行，朝廷一共取得財政收入100多萬緡錢。
由此可見，在唐代，僅在長安地區，當鋪行業的資本金就應該在400多萬緡錢以上，這大概占當時朝廷全年財政收入的30％以上。唐代當鋪行業已經成為最大的商業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