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莊在中國（西安篇）
手記中國
作者：梁鴻
梁鴻，1973生於河南鄧縣（今鄧州市），200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現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為中文係教授。致力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藝思潮研究。著有《巫婆的紅筷子》《中國在梁莊》等。2010年11月，《中國在梁莊》獲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學獎非虛構作品獎、《亞洲周刊》2010年度非虛構十大好書、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書和《新京報》2010年度文學好書。
寫在前麵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我回到我的故鄉穰縣梁莊，前後住約有五個月的時間。在這五個月中，我對我故鄉的親人們——梁莊的老人、婦女、兒童，對梁莊的自然環境，對梁莊村莊的文化結構、倫理結構和道德結構進行了考察，試圖寫出梁莊人的故事，並勾勒、描述出梁莊在這將近半個世紀的曆史命運、生存圖景和精神圖景。最終，以《中國在梁莊》為名出版。
但是，這並不是完整的梁莊，“梁莊”生命群體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國各個城市的打工者，“進城農民”——還沒有被書寫。他們是梁莊隱形的“在場者”，梁莊的房屋，梁莊的生存，梁莊的喜怒哀樂都因他們而起。梁莊的打工者們進入了中國哪些城市？做什麼樣的工作？他們的工作環境、生存狀況、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如何？如何吃？如何住？如何愛？如何流轉？他們與城市以什麼樣的關係存在？他們怎樣思考梁莊，想不想梁莊，是否想回去？怎樣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樣思考自己的生活？他們的曆史形象，是如何被規定，被約束，並最終被塑造出來的？隻有把這群出門在外的“梁莊人”的生活狀態書寫出來，“梁莊”才是完整的“梁莊”。
農民的終結？這樣帶著點遲疑，也更審慎。
——H·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
德仁寨
2011年7月10日，晨，陰雨。我們一行四人，從吳鎮出發，目的地為西安市灞橋區。福伯家的萬國大哥、萬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裏蹬三輪車；梁家正容在那兒開店鋪做小生意；韓虎子姐弟四個在那裏賣菜。梁莊人來來去去，前後不下幾十人在灞橋打過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順暢，下午不到兩點的時候，我們就到了滬陝公路在西安的收費口。依據萬立二哥所提示的路線，下高速，走紡北路，到幸福路，沿著幸福路，就可以看到華清立交橋。他在華清立交橋下等我們。
說的非常清楚，表哥一路開車，結果卻在紡北路上偏離方向，待覺得路不對，已經過了官廳立交橋。給二哥打電話彙報，他在電話裏大叫，錯了，錯了。二哥在電話裏以極高分貝講著路，還是“幸福路”、“紡織路”、“華清路”，可我們就是不明白。他說不清楚，我們也搞不清楚東南西北。城市裏的每一個立交橋都一模一樣，即使是同一座橋，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樣可能碰不到麵。又折騰了一陣子，最後決定，二哥站著不動，我們這邊坐上出租車去接他，讓二哥在電話裏給出租車師傅說路。
下午四點多鍾的時候，一輛出租車停到了我們的車前。二哥從車上下來，紫膛色的大臉，肚子挺得很高，腰帶在肚子下麵虛掛著，褲子幾乎要墜下去。二哥胖多了，少說也有一百七八十斤，倒是那兩顆幾乎突出到嘴唇外的大門牙不那麼突了。我有快二十年沒有見過二哥了。他曾經是我的小學老師，梁莊小學四年級的班主任。那時候，二哥還不過三十歲，是梁莊小學的教學骨幹。他對學生非常嚴厲，說話尖刻，不管男生女生，隻要犯錯，一律痛罵。還記得一次上課，我和同學說小話，被他發現，“嘩啦”一聲，那個裹著鐵皮的黑板擦直衝我飛過來，重重擊中我的額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樣的圓眼睛直直地盯著我，怒氣衝天。接著，一堆唾沫夾雜著急速運轉的話朝我鋪天蓋地而來。那時，他的兩顆大門牙還觸目驚心地往外突著，從那裏麵噴出來的唾沫比話多。
看見我們，二哥大聲嚷著，“日他媽，變化太大了。前些年在這兒還拉過三輪，這幾年都沒來了，到哪兒都不認識了，路硬是說不清。”然後，上前一把抱住父親，“二大（叔），你可來了，說多少次叫你來你不來。”看著我，咧開大嘴，也開心地笑著，“聽二大說你來，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沒見你了？”
父親笑著罵道，“萬立啊萬立，你在西安幾十年了，連路都認不得了？掙錢掙迷糊了？”
我們開著車，沿著二哥指的方向，終於走上了幸福路。遠處是一個小山包，下麵是很深的河，從山包到河這邊，是一條極具彎度的、高且瘦的高架橋。二哥說，“九幾年來的時候，根本沒有這條橋。我拉著三輪車從城裏往山那邊送過貨，得繞二十多裏地，上千斤，二十塊錢。就這樣，還得認識人才讓你拉。”
在一片歡笑聲中，父親和二哥合編了一個順口溜：
萬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輪來掙錢，
大街小巷都轉遍，城裏馬路弄不轉，
人人都說我迷登，一心掙錢供學生。
從華清橋下來，轉一個彎，是一段有圍牆的長長的路。圍牆刷的是劣質白粉，比臨時工地圍起來的高度要高一些，結實一點，但又比作為固定建築的牆差很多，上麵加著一個青瓦的頂，歪歪扭扭，圍牆的高度、長度和那粗鄙厚重的形態，結合在一起，有一種很微妙的壓抑感。圍牆裏的路說寬不寬，說窄不窄，有點像鄉村的老公路，年久失修，被人遺棄。路是老的，但圍牆卻顯然是新近加的。然後一個右拐彎，一條長長的、鐵鏽色的街出現在麵前。街的一邊全是賣鋼材的，長長的，鐵鏽色的鋼管鋪在店麵裏，溢到街道上。店主坐在同樣呈現著鐵鏽色的房屋裏，或倚在門口，神情冷漠地看著我們的車開過。另一邊是一大片開闊的廢墟地，廢墟上堆著各種各樣的建築垃圾。再向左轉一個彎，是一條小道，路的左邊是一個個獨門小院，右邊是各種零散的垃圾堆。再往裏走，右邊出現了一堆堆巨大的垃圾，生活垃圾，也有回收的廢品，廢鐵，廢銅，玻璃瓶，廢紙，各種奇形怪狀的物品，隨意堆放、蔓延在空地上和路上。在這一堆堆垃圾之間，有一條歪斜的小道，通向裏麵，幾條狗在刨食，一個十幾歲的小夥子正騎著三輪車出來。異味在剛下過雨的空氣中凝結、發酵，非常刺鼻，一種腐爛的東西長期漚在裏麵變壞的味道，讓人想嘔吐。直行再往裏麵走，經過一個小鐵路，空間豁然開朗，一個村莊形狀的聚集區出現在我們麵前。
這就是德仁寨。二哥二嫂，還有其它幾位鄉親現在的居住點。他們搬到這裏有一年多。這幾年西安城中村改造的力度越來越大，有相當一些村子完全被買斷、開發，二哥們隻好頻繁搬移，尋找新的城中村，新的居住地。看著這個破舊的地方，突然想起進村時那圍牆給我的奇怪的不舒服感，我想到了一個詞：隔離牆。我們在電影上見到的二戰時期猶太人的隔離牆，美國黑人白人的隔離牆，都與那道牆有相似的氣質。
德仁寨是西安灞橋區的一個村莊。說拆遷已經好幾年了，但總是各種原因沒有動遷。本村居民早已搬出村莊，把房子租給如二哥這樣的外來打工者。二哥居住的這條街，賣菜的、小吃店、五金店、移動通訊店、手機店，所有做生意的都是外地的，就連那個稍大型的超市也是外地人開的。德仁寨，西安的老村莊，卻幾乎沒有西安戶籍的居民和原始村民。
二哥二嫂住在一幢斑駁的兩層小樓裏，上三下二的開間。下麵一間租給了做移動通訊生意的人，另外一間房連著客廳，租給一家做夜市小吃攤的夫婦倆。我們到的時候，這夫婦倆正坐在陰暗的房間門口忙著擇菜、洗菜、切菜。
二樓三間房。二哥二嫂租了左邊的一個大間，月租一百五十元，中間一間租給同是吳鎮的另外一對年輕夫婦，麵積稍小一點，月租一百。右邊是一個兩間房的小套間，沒有租出去。挨著二哥房間左邊，是一個公用廁所。
二嫂也早早收工，正在房間門口切菜做飯。記憶中的二嫂又黑又瘦，但眉眼和臉龐很俊俏。利索，勤快，下力氣，是梁莊著名的“幹家子”之一。二嫂略有點發福，但回身招呼，說話倒茶，利索勁兒絲毫未減。房間約有十五平米大小，地麵是灰得發黑的老水泥地。進門左首是一張下麵帶櫥的黝黑的舊桌子，櫥門已經掉了，能夠看到裏麵的碗、筷子、炒鍋、幹麵條、蒜頭、佐料等零散東西。桌麵上放著一個木頭案板，案板上放著一大塊紅白相間的五花豬肉。
往房間裏麵看，對麵那堵牆一溜排著紙箱子、席子、包裹、破沙發、桌子和一張大床。大床上的葦席被陳年的汗漬浸得光滑發亮，四麵都有補過的痕跡，靠牆堆著幾床棉被。床的另一端也放著一堆紙箱子，一層層摞著，可以看到裏麵的衣服和雜物。房間的各個角落都縱橫著繩子，上麵搭著衣服，毛巾，掛著傘，帽子，塑料袋等等。整個房間唯一有著固定家居意味的是那口厚重的、上著深色朱漆的木箱子。箱子四角用帶有裝飾的鐵皮包著，前麵正中部位印著紅白相間的喜鵲和牡丹，顏色有些脫落，透著年深月遠的喜慶。旁邊一個廢棄的電腦桌上，擺著一尊財神像，前麵堆著厚厚的香屑。
大家談起梁莊，提到梁莊的很多人。萬龍家女子結三次婚，又離婚了；光義老婆逼著兒子離婚，媳婦沒了，生意也垮了，算是家破人亡；清明顯擺，在西寧校油泵，前些日子來西安買車，非要住賓館；韓家誰誰校油泵發大財等等。二哥、二嫂、父親兩眼放光，大家都很興奮，呈思考狀、緊張狀和幸福狀。梁莊才是他們精神的中心，梁莊裏的人和事閃閃發光。
吃完飯，我們去找住的地方。拖著行李，往街裏麵走，街上的各種小攤延伸到路的中間，使得本不寬敞的路顯得更加擁擠。我看到二哥樓下的鄰居在街的拐角處擺出了攤兒，一個兩平米左右的輪子車，上麵放著各種涼菜，用塑料殼遮著。塑料殼上麵掛著一個白色橫幅，上麵寫著鮮紅的幾個字：“涼菜米線河南燴麵”。
我們在“如意旅社”住下。“如意旅社”不如意。房間積塵滿地，鞋子走過，能劈開地上的灰塵。床上可疑的物品、拉不上的窗簾不說，到衛生間，那水池裏的汙垢讓人氣餒。小心翼翼上完廁所，一拉水箱的繩子，繩子斷了。轉而慶幸，幸虧還有個熱水器，雖然麵目可疑，但總算還可以洗澡。這一天的奔波，全身早就像刷一層厚厚的橡膠。仔細研究之後，發現該熱水器是一個繩子控製出水的熱水器（從沒在市場上見過，估計是自製的），一拉，熱水出來，再一拉，水停。流量雖小，畢竟還有。塗了一身的香皂，一拉，結果，這房間裏的第二根繩子也斷了。
早晨五點半，鬧鈴準時響起。匆忙穿上衣服，往二嫂那兒趕。剛到樓下，就聽二嫂在樓上窗戶邊說，“不用上來了，我這就下去。”
二嫂從客廳裏推出她的三輪車。這個三輪車的確服役很久，車把、鐵的車身都磨得光溜溜的，電鍍完全沒有了，輪子、輪條都裹著厚厚的鐵鏽。車座後麵的架上綁著水壺，拴著塑料袋，裏麵裝著紙、手套、帽子和其它小雜物，絲絲縷縷的，像一個小型垃圾車。
發動機的聲音意外的大，“突突突”，在寂靜的清晨猛然響起，非常刺耳。過那條長長的圍牆路，往右轉，穿過華清立交橋，過一個斜坡通道，再拐到地下通道，就到了路的另一邊。過斜坡的時候，二嫂告訴我，前幾天萬國大哥的車就是在這個地方被抓的。這是一個大拐角，很容易把人、車擠到死角去。三輪車夫早晨六點左右出門去拉活，抓人的交警和他們一樣，也六點左右出發，專逮他們。
從德仁寨到二嫂拉活的夢幻商場，約有七八裏地。緊靠商場後門的地方，排著好多輛三輪車，旁邊三三兩兩聚集著和二嫂穿著一樣夾衫的人。女人們一堆兒，有的坐在車上，大口吃著包子，有的斜倚在車把上發呆，有的吐著唾沫在數零錢；男人們一堆兒，在一塊兒大聲地相互說笑。其中一個瘦小的、戴高度近視鏡、約有五十歲左右的男人特別顯眼，看起來很文弱，很有落魄書生的感覺。
二嫂為我一一介紹她的夥伴們，又用手指著男人堆，說那是誰的丈夫，那是誰一家的，家在吳鎮哪邊。她招呼他們過來，那些男人們反而走得更遠了，有使壞的把其中一個白臉年輕男人推出來，往這邊女人的身上推，大家哄笑起來。拉三輪車的，多是夫妻兩個一起。他們還保持著農村的習慣，在公開場合裏，從不在一起站著。
不到九點鍾的時候，二哥騎著三輪車過來找我們。他早晨的活已經拉完了，掙了三十多塊錢。“日他媽，生意不好，淡季，沒人來。”他嚷嚷著，馬上加入了那一堆聊天的男人中去。
十點多的時候，人流漸漸增多，後麵廣場各種進貨出貨的人越來越多，門前停著的三輪車越來越少了，大家都忙了起來。二哥說，“走，咱們到健康路去。”早已和萬國大哥約好，下午一起到二哥家喝酒。他一個人在西安拉車，大嫂留在梁莊看孫兒孫女。
健康路是灞橋區著名的服裝批發街，街長約有三裏地。這是一條有些年頭的街道。路麵坑坑窪窪，路口是一個外觀已經非常陳舊的商場，往裏兩邊是兩排年代久遠的老樓房，顏色灰暗、樣式落後，樓頂上豎著被風雨侵蝕得麵目全非的各類廣告牌子。它的左右不遠處都是氣勢洶洶俯視而來的嶄新的高大樓群，襯得健康路格外寒酸、狹小。
不時有三輪車“咣咣”響著飛駛過來，這些三輪車前麵都綁著一個小鐵棍，打在三輪車的梁上，發出清脆的聲音，以提醒前麵走的人讓路。三輪車開得飛快，不時擦過行人的身邊，眼看就要撞住，卻“哧溜”一聲滑了過去，技術高超至極。看到我在旁邊照相，騎車者就配合地朝我張大嘴巴，露出笑容，車也不減速，“嘩”地一下瀟灑地騎了過去。歡快而流暢，非常寫意。
萬國大哥拉著人朝我這邊騎了過來，因為速度快，他的頭發被風往後吹著，衣服也鼓了起來，腰挺得筆直，保持著昔日的軍人風采。看到我，他開心地笑起來，臉一下子像被揉皺了，巨大的眼袋幾乎頂住了眼睛。我喊他一聲，大哥，慢一下，照張相。他的腰挺得更直了，目視前方，像個統領千軍萬馬的將軍。
大哥很快回轉過來，三裏地，對於他們這樣的熟手來說，就是十來分鍾的樣子。在健康路拉車的全是老鄉，說話沒有絲毫障礙。王二年不停地拉他的同伴過來，讓我和他們聊天，“都是自己人，清（就）問了，問啥都行。”和夢幻商場一樣，他們對我的出現很好奇，不停地問這問那，而當我要給他們照相時，又哄笑著紛紛躲開。最後，大家聚攏在一起，站在三輪車的旁邊，後麵的人站在車上，有幾個年輕一點還擺著姿勢，照了一張集體照。照片裏的人個個笑容滿麵，意氣風發。其中一個雙手插進褲袋裏，剛好把醬色馬夾攬到後麵，露出裏麵幹淨的白色T恤，他雙眼含著笑意，凝視著鏡頭的外麵，臉龐方正，輪廓清晰，儒雅而威武。
流轉
下午四點鍾，收工了。萬國大哥、萬立二哥和二嫂蹬著三輪車，載著我們，浩浩蕩蕩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鉚足了勁兒，晚上要和父親喝一場。萬立二哥更健談些，幾杯酒下來，打開了話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時候在河北、安陽都幹過，咱沒技術，年齡也大，隻能出苦力，掙不來啥錢。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們韓家幾個人在河北邢台鐵廠那兒幹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環境差哩很。一堆堆鐵在地上燒，鐵沫子亂飛，我們用鐵鍁扒拉，又烤又燒，每個人都像鬼娃兒一樣，嗓子成天像被烤糊了一樣，受罪的很。我忘了我是幹一個月，還是不到，反正沒拿到錢。我給小柱說，走，咱必須得走，這活幹不成，到最後非死人不行。廠裏壞得很，去之前還得先押兩百塊錢，工資也是好幾個月結一次，就是防止你提前跑。最後，我和小柱走了，押那個錢也不要了。韓家幾個娃兒還在那兒幹一段，後來也走了。
小柱還在安陽那個啥刨光廠幹過，也是鐵沫子滿屋飛，噪音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車，手電筒打磨成光哩。聲音一直響，刺耳刺心，我聽著頭都暈。在那個廠裏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幾歲都出門，受住虧了。
1993年陰曆6月，我來西安。在健康路“蹬腳”（拉人），拉貨，當時是人力三輪車，660元買的新車，利民牌。早晨四五點鍾就得起來替出攤的攤販裝貨拉貨，咱租的房子離人家出攤的地方三裏地，過三府灣，到健康路二裏多地，單趟六七裏地。然後再回來，再出一家。一早晨幫人家出四五個攤，晚上再幫人家收攤，來來回回，百十裏地，掙八九塊錢。一車貨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撿輕省的，再輕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個平方。咱們梁家年娃兒當時還在這兒，我們在一塊兒幹。住的地方髒哩很，都是收破爛的，燒那個電線烏煙瘴氣的，難聞死了，見天早晨三四點鍾都燒東西。
那時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掙5塊錢，一個月掙200塊錢都行。幹有二年，慢慢一次漲到2塊，3塊，後來，一天能掙一二十塊錢，那時候不出稅，但是，沒有牌照，出來的晚了，被看見了，二話不說，罰30塊。把車子收了，在煤廠裏擱著，在治安辦開個票，先罰25元，到停車場再交5塊錢。經常被罰，票剛開罷，出來又罰。都是派出所下麵的合同警幹的事兒。後來又出了一個事兒，三府灣村子不讓俺們這些三輪車走了，但是那是必經之路，必須得從那兒過，人家要俺們辦通行證。也是想要錢。有一次，我送紅偉回家，剛從車站回來，三府灣村裏治安辦的人從廁所出來，提著褲子把我叫住了，罰我60元，要我辦證。你說，邪得很，估計他是專在廁所盯人。也不嫌臭。
從南窯地、餘家寨那邊拉被套到城西農村去，是九五年的事，有幾十裏地，上午十點鍾去，下午四點鍾回來，30裏，20塊，那還是認識了才讓蹬。我記得可清，那是過過稱的，拉過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來累的很，渾身都散架了。還拉過摩托車，兩個三個的都裝過，千把斤，嘉陵牌的，從大雁塔出發到另外一個地方，估計得有20裏，10塊錢，一個摩托車5塊，這是九四年的事。這還是虎子認識經二路那邊的人，才讓我去拉這活。
1995年和1996年，還在鐵路上幹過活，南窖地我們房東的女婿做私活，俺們早晨幫人家出罷攤，回來就去鐵路幹活，幫人家挖地下的電纜線，晚上回來再收攤。那個人不給錢，就是剩點電纜給我們，我們拿去賣，一米都幾十塊錢。那時候咱三十四五歲罷，正能幹，一天到晚幹，也不覺得累。那年掙哩最多，往屋裏捎4200塊。那二年掙過一千多，二千多的。你二嫂說掙不來錢不讓回家。
1997年開始幹生產隊長，孩子外婆死時我回去，一埋罷，叫我當村長。那時候一個月幹隊長是40塊，還是欠帳。想著當個官怪厲害，多少人爭還爭不到，人家主動讓我幹，那我肯定幹。當隊長管交提留，交公糧。那二年，交提留可是重要的很，那時候是以隊裏名義借高利貸，一個隊得交幾千塊錢，好像都上萬。隊裏把多出的地再賃出去，再還高利貸。社員們少分那點地，起個名叫“預留地”，咱們北崗地幾乎全賣完了。一年480塊，兩年960塊。幹了幾年，2000年，才不幹了，沒意思。
2000年，和你二嫂去新疆摘棉花，南疆阿克蘇，八九月份，去一百天，摘一斤四毛錢，手快能摘五六十斤，手慢的四五十斤。掙有一千多錢。那兒蚊子多哩很，“南疆的蚊子，伊犁的蠅子”都是有名的。蚊子多哩很，鑽過蚊帳，爬在臉上，臉都爬滿了，得不停的用手拍，早晨起來，臉都扇腫了。
後來又在阿勒泰那兒，種哈密瓜，你二嫂的姐、嫂子、妹子都在那兒，打一天藥，一天十幾桶，下來肩都磨破了，摘，種，鋤，黑瘦黑瘦，幹一年下來，俺倆掙一萬塊錢。
第二年去克拉瑪依，打井，一個月1000塊。一個月後，庫房裏讓我回來看庫，覺得我人老實，倒料，裝裝，碼碼，這活不算多重。但是，井噴的時候不能睡覺，整夜對料。你二嫂在那兒挖樹窩，種草，摘花。幹到十月份，活幹完了。
春節買票回家難死了。白天上班幹活，到黑了去火車站站隊，硬排半個月，最後買的還是站票。總共掙有萬把塊錢。發誓再也不去新疆了，受罪哩很。那二年算是把罪受完了。
小柱是2001年陰曆3月19黑晌去世，2月初5那天生病。他騎車子去上班，路上突然就昏倒了，當時去青島醫院，都想著鍍金廠有影響，光亮他們在電話裏還在說想到北京找咱們老鄉去告狀，意思是廠裏的責任，看能不能賠償一些錢。我們也打聽了，咱是外地的，打官司根本都打不贏，第一經濟不行，第二也沒有那個人，找不到有權力的人。人家還說小柱有先天性心髒病。淨放屁，活這些年也沒聽說他有這病。從青島到南陽，還是梁賢生弄個車送回到咱們穰縣醫院。
俺們到南陽車站去接他時，臉都不像樣，臘黃，人都沒勁走了，梁峰和光亮攙著他，腿都直不起來了。在醫院時，大便都發腥，拉的都是血湯子，最後轉成並發症了，內髒全都壞了。當時花三萬兩千多塊錢，姊妹們都出有錢。都是借的，那時候掙哩少，出來打工都隻是顧住家。
2002年你大嬸去世，是食道癌，發現時醫生診斷已經是晚期了。一直吃不下去飯，到最後忽然通了，喝茶轟隆下去了，一下去馬上就不行了。那是七月二十七，死時六十八歲。人好，也可憐。一輩子沒管過家，都是奶奶把著錢。
2005年又去新疆種哈密瓜，說是不去了，不去不行，那時候想著梁磊（二哥的兒子）要上大學，一年要好多錢，中間這幾年家裏事兒多，花銷大，沒存住一分錢。俺們是6月1號去的，10月份回來直接到西安，那年不行，在新疆沒掙來錢。磊子考上重點大學，高興得很，就是為學費熬煎。記得那年學費是3800元，開學走時連學費都拿不出來。俺們都沒回家，在新疆掙錢，你福伯在家到處借，娃兒是自己去上的學。2006年又去克拉瑪依，去一年，在井隊上倉庫上發個貨，你二嫂在綠化隊裏幹，我一個月700元。11月份又到西安了。過來就再也沒走了。那年去最虧了，這邊健康路生意好了。出去跑跑都不如健康路，這個錢是活錢，自由的很。到那邊端人家飯，受人家管，拉三輪掙這個錢不受氣。
為娃兒上學，俺們奔波的地方多的很。
這兒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間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間有十來天一天能掙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從8月20號以後，生意好哩很，正好學生娃兒上學，買書包，筆，衣服也該換季。生意好的時候，我們倆一個月能掙七八千，鄰居這家倆人年輕，出狠力，一個月有時能拉上萬塊錢，在這兒拉人最認熟人，來來回回，就都認準了。現在我記不住人了，原先還行。不過，現在是電動三輪，輕鬆哩很，車子一發動，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種莊稼強多了。窮人也有窮人的快樂。
苛捐雜稅多的很，在夢幻大商場，俺們每年要交3600元的管理費，如果你沒交錢，就不讓你進；在健康路，一個月100元，還得給黑錢。健康路管三輪車的隊長，不交黑錢就辦不來牌照，明的一年要交2250元，暗地裏還要交一些，逢年過節還要去看他，煙啊酒啊一年下來也得四五百塊錢。去年辦牌照，我以為不要錢，就去了，人家說，“恁容易，那你不給王哥弄條煙？”日他媽，明著訛錢。還是底層，他們欺負你。他一年至少掙幾十萬塊錢。俺們辦回牌子至少得給他兩百塊。往上報二百把車子，實際上至少四百把車，這暗藏的二百把車的錢他和所長分了。不是我好說，“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們吳鎮，那錢不都掙瘋了。”
二哥說到“掙瘋了”，大家都充滿向往，連聲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吳鎮，也做了那裏瞞外騙的車隊隊長，真的“掙瘋了”。場麵很是滑稽。
晚上八點左右，二哥鄰居的那對夫妻也回來了，加入了談話。
二哥問他們今天咋樣，男的說不咋樣，他拉了八十幾塊錢，老婆拉有四五十塊錢。二哥對我說，這已經不少了，這是淡季，他們倆是有眼色人，才能拉這麼多。鄰居夫妻看起來很年輕，一問，和我同歲，是吳鎮南頭一個村莊的人。他們來西安十年，兩個孩子，女兒十三歲，兒子九歲，都在吳鎮讀書，爺奶在家看著。隔一兩年，暑假期間孩子會來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們沒來。女孩子大了，不願意坐三輪車跟著父母到處跑，要不然，就得呆在家裏看一天電視，沒人玩，沒人管，連飯都吃不上。
沒有想到，大哥比二哥還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滿臉通紅，一會兒低頭歎氣，一會兒抹著眼睛，流下了眼淚，長叫一聲，“我的日子不好過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賤眼淚多，人家都不難，就你難。”哥倆一直是戧茬兒說話，這是兄弟間慣常的說話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元月份，十八周歲，去當兵，在鄭州當警衛兵，屬於鄭州警備區獨立一團，四年兵，農村娃也沒啥機會，也沒錢送禮，當幾年就又回來了。那時候長哩年輕，個子高，精精神神，是個“聖人蛋”（愛賣弄某方麵的能力，不合適宜的人），轉業回家，每天早晨還跑步，從王家出去，繞著北崗地，跑十來裏，堅持了兩三年。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過，收過廢品，收過塑料，賣過鞋底子，涼粉，宰過羊。一隻羊賺十數八塊錢都高興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兒搞裝修，我剛開始也是在搞建築，幫小工，一個月我記得好像是六七十塊錢。幹幾個月，我看這個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廠裏不給我工資。老三萬科當時在北京當保安，他們去了兩個人，穿保安服，才把錢要過來，就這還欠一百多塊錢。包工頭是河北的，錢清是不想給了。
小工不幹了，自己找了個廠，搞鐵焊，才開始去給師傅敲敲打打，後來自己幹。我自己又換了個廠，到家具公司，學氣焊、電焊，自己摸索著學，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學成了。在那兒幹了二年多，當車間主任，那時候一個月都千把塊錢，最高一個月拿到一千六七。這是1992、1993年的事。這錢在當時都不得了。後來，小柱也在那個廠幹，他主要是幫著搬木頭原料。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個人是他們一個村的，他們兩家在村裏就生過氣，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頓。咱們知道之後，當然不願意了，小柱就喊了咱們梁莊一幫人，那回是清明，年娃兒，老二老三老四，咱們這邊去八個人，去都拿個片刀，我拿個鋼管，沒找住那個娃兒，把他們村另外一個娃兒打一頓。
大哥講到這裏，二哥忍不住發出感歎，“那次幸虧沒找到那個人，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那時候咋啥也不怕？出去了，就像換個人。都野蠻的很，潑死哩打，好像沒個啥約束。”
為啥不幹了？我車間主任那個位置被老板親戚占了，心裏有點不順，剛好又和甘肅一個人鬧矛盾。老板看見小柱掂個刀在車間裏晃，不讓小柱幹了，隻叫我在那兒幹。我給老板說，我兄弟是為我的事，你把我們錢一清，我們一塊兒走。這是1995年的事。
回來幹農活不行，關鍵是不掙錢。在梁莊停有半年，又去北京。小柱和老三原來一直在北京，當過保安，也到化工廠打過工。我看他那兒空氣不好，才把他弄到家具廠。當時聽小柱說在煤廠幹活時摔過一跤，裏麵有個下水井，摔住腰了，好些天沒起來，估計是怕有啥事，工廠就不讓他幹了。後來又幹過刷漆，也沒見過帶口罩。生病估計都與這有關。
從北京借的錢，六百塊錢，直接來到西安。和我在北京掙的反差很大，但是我就滿足了。沒人管沒人整，自由。我是1995年陰曆九月份來的，就沒有動。整整十六年，一直沒有動。我沒有投資，投資不起。那真是出住力了。二百斤的包，毛毯包，往樓上扛，一包一塊錢，一口氣扛了十六包，最輕一百六十斤，最重二百三十斤。那還是信任咱，才讓咱扛，不是那個人還不讓你扛。
現在少出力了，比原來多掙錢了。錢還是不夠用，一塊分十塊都不夠用。梁東上學，一年四千多學費，再加上吃喝，一年一萬多。先上大專，又上本科，上了五年。你大嫂一年到頭吃藥，至少得幾千塊錢。家裏人情世故也大，行的人情多，我是一人掙錢全家人花。
不過也有高興事。2008年12月24日，聖誕節，梁東給我發了個信息，你看，我給念念：“聖誕將至，不知你又和佳友們到哪兒去暢遊？無論你在哪裏，請別忘記了我對你的深深祝福！”我回了四句：“佳節美景無心遊，披星戴月健康路，掙錢為兒完學業，是為父的大任務。”
今年，梁東在鄭州要結婚，買房需要四十多萬，五十多平米，四十萬，吃人啊，還說是在郊區。你說咋辦？好不容易供出來，還得管，你說不管行嗎？就他那工資，多長時間能攢幾十萬？我給他借了八九萬塊錢，還借你萬科三哥三萬塊。兒子又給我發短信，“親愛的老父親！兒子讓您受苦了！已經二十多歲的兒子卻仍然讓我那五十多歲的老父親出力！受苦！心裏很受傷！”我看了心裏也難受啊。說實話，就咱們這個收入，供一個、兩個大學生，這個家算完了。
大哥說著說著眼淚又流了出來，拿出他那個破手機給我翻看他二兒子梁東給他發的短信和他回的短信，喃喃地念著，一邊搖頭、訴苦、歎氣，可是那語氣中卻帶著驕傲、炫耀和軟弱。三年過去了，他一直沒有刪那三條信息，就他那個破舊手機，他得花多大功夫才能留住那三條短信啊。最後那條短信是2011年4月17日發的。兒子心疼他，這使他幾乎有些受寵若驚了。
二哥一直白著眼瞪他，不時拿紙塞到大哥手裏，口氣很衝地說，“趕緊擦擦，流啥眼淚”，轉過臉對我們嘟囔著，“大哥大嫂有些偏心，稀罕老二娃兒，想著老二在鄭州過的好，將來能指望住，啥錢都貼給老二了。”
沒想到大哥聽見了，大聲嚷著，“我偏啥心了，梁峰能顧住自己，家裏房子都蓋了，老二啥也沒有，不指望我指望誰啊？”
將近十一點的時候，大哥醉醺醺的站起來，說得走了。他住的地方離這兒有將近十裏地。二哥也沒有留他住下，因為他的三輪車電瓶晚上必須充電，另外一個替換電瓶還放在家那邊。說好了，明天下午再過來。二哥已經打電話給韓家虎子，韓家虎子聽說我們來了，激動得很，說不做生意了，明天上午就過來。我說我們到他那邊去，他一定要先過來看我們，然後，再把我們接過去。我知道，這是禮數，表示鄭重。
搶劫
第二天早晨，二嫂帶著我們去夢幻商場和健康路轉了一圈。還剛剛和大家聊上，二哥電話來了，說大哥已經到德仁寨家門口了。二嫂笑著說，“你大哥可真難得，一般是舍不得耽誤拉活的。”回到二哥家裏，很自然地，我們談起大哥前段時間三輪車被扣的事件。沒想到，不是簡單的被抓被罰再放人的事情，大哥組織了一場示威，很有現代英雄的意味。這與大哥喝酒就哭的軟綿綿的形象頗為不符。喝了酒的大哥開始講事情的經過，隔壁一些老鄉也陸續過來二哥家聊天湊熱鬧。十一點多的時候，虎子和他老婆也過來了。在梁莊時的虎子是一個瘦弱內向的年輕人，現在，依然瘦削，但神情活躍，開朗異常。虎子的左小腿用幾個厚厚的木板夾著，外麵纏著一層層的布，走路一瘸一拐的。一個下雨天，虎子上車下菜，滑了下來，小腿骨摔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