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哩可清，6月23號早晨不到六點半的時候，我就騎到了華清立交橋，那是俺們這些拉三輪的最警惕的地方。我每天早晨五點半起床，快六點開始走，到那個地方最多十幾二十分鍾。那個地方車少，又有一個大斜坡，擠你好擠，是他們作案的好地方。看見三輪車，裏麵裝著黑狗子的大金杯車就開始往路邊擠，擠成一個三角，把人車圈住，看你往哪兒跑！逮人可好逮，一般是女的抱住車哭，男的死拉住車不放，嘴裏還跟他們論理。論啥理啊，明知道沒指望。蹬三輪的，十個有九個都被抓住過。我一直在想，他們不穿製服，我可不可以打他一頓？他沒穿製服，那可不可以把他當作鬼來搶劫我們的？
一到立交橋下，我就習慣性地心跳加速，想著加快油門，趕緊騎過這一段。可是，怕鬼鬼到。金杯車不知啥時就跟著我了，把我往裏擠。要是年輕那會兒，我就非闖過去，跑了就跑了，不行軋死算了。現在老了，不敢了，一猶豫，就被擠死了。他們下來一群人，最少七個人，就一個穿警服的，其他都沒穿，把我車子往那兒一攔，把我鑰匙拔了，也沒亮警官證。他們抬著我的車就往金杯車上扔，我肯定不放手，我想著他是搶劫的（那也是騙騙自己），我死不放。我記哩可清，金杯車車牌號最後三個數字是XXX。我不放手，我說你們反天了，也沒有證，憑啥抓我？他們壞的很，把我的電瓶箱打開，想把我的電瓶拿走，三輪車最值錢的就是這電瓶。幸虧我平時都鎖著，他沒拿走。我護著車，死死拽著，就是天王老子來了我也不放手。這是我的車。那五個人連擰胳膊帶擰腿，把我胳膊都擰腫了，又死死掰我的手，硬是把我掰開了。把我用手銬銬住，扔到金杯車裏。我又掙出來，拿胳膊去攔我的車，他們抱住我，其中一個人死捋我胳膊，胳膊當時就麻了。他們把我的車抬上車，門一關。又把我推出去，趕緊跳上車也跑了。我在後麵追一截兒，罵了一通，也沒啥用。
回來一看，媽呀，胳膊腫得像蘿卜一樣，銬手銬的地方皮都溜了一層。你看，這都十來天了，還腫著，上麵的皮也脫著。日他媽，得用多大勁啊，是非要把我車弄走不可。
後來我就去找“托兒”，我打電話以後，他說你等著，過一會兒回來，說，老梁，你這個車不行，拿不回來，一點希望沒有了。人家說了，你太強了，還敢還手？還敢打我們？就是不給，如果不強，三百四百，就可以拿回來。並且，人家還說了，反正沒開票，就沒有這個車。你說，當時他們連抓帶打，把我三輪車搶了就跑了，上哪兒開票啊？他們是想把我的車昧下。連等三天，還是不給。又等到星期六，“托兒”回過來話，人家給不了。我是想著，掏點錢算了，哪怕多花倆。我準備了五百塊，給我們隊長老張打電話，老張問完之後，也這樣說，人家堅決不給了。
我打了三次都市快報熱線，接通了，人家也說，我給你聯係記者。但是，始終沒有人來。
我日他媽，我氣啊，我這個車子值兩千塊錢，要是買個新車至少得三千多塊錢。我又準備了700塊錢，去找“托兒”，給人家說，你再去說說，我多掏幾個錢，把車趕緊給我，耽誤一天都是一天的錢，咱耽誤不起啊。平時“托兒”肯定是行的，因為我們給他的錢，他要和交警分成的。可是這次就不行了，估計是抓我的人有領導，我罵住人家了。我去停車場去看我的車，他們把電瓶箱都撬開了。看來真是想黑我的車了。我又去找“托兒”，我拿一千塊錢，說都給人家，到時你的再給你，看行不行。“托兒”回來說，那不行，人家是不認這個帳了，要黑你這個車了。到星期一早晨八點多鍾，我還在給“托兒”商量，我舍得花錢。咱不想鬧，想著還是掙錢重要。
星期一早晨九點多，我給你二哥打電話說這個事兒，我說不行了，咱們到交警隊門口去，看能不能要過來。老二一聽，馬上聯係這兒的老鄉們。幾個鄰縣的老鄉都去了，我想著二十多個都中了，後來，去了五十八個人。包了三個麵包車，人家人情的很，隻要個油錢。我們把平時拉車的那個布衫子脫掉，都穿的平常衣服，省得人家說三輪車又在鬧事。
站在交警隊門口，我帶頭喊，“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共產黨不允許土匪存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黑交警帶的黑狗子，就是搶劫的，把我車黑了，我幾天沒有要來，他想把我的車黑了。”後來，大家都舉著手，喊著，“還我車子”，“還我天理”。聲音不大，稀稀拉拉的，但也是口號。我差點都哭了，想起了我在軍隊裏喊過的口號。最後，我對大家說，“今天這個事，我老大一人承擔，天塌下來我頂著。”
剛好一輛小轎車進去，抓我車的那個人就坐在車裏，他也抓過別人的車。人們都說，就是他，就是他。車上那個人嚇得臉發白，說不是我，不是我。俺們在交警隊門口站有兩個小時，才開始沒有人理俺們。到了十點多，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人多，這個一句那個一句，圍在門口，裏麵的車都沒法出來。他們頂不住了，開始派人叫我們進去。他也害怕，本身他這個事是違法的。我說，俺們不進去，叫你們大隊長出來說。
後來，就把俺們叫到門衛室，說商量商量。我和老二進去。說是不罰錢了，叫我補個停車費。我說，我不補，你當時搶我車時，為啥不開票？那個大隊長就在門衛室的裏麵，就是沒出來。我離門裏麵近，聽見他們在說，“我正在接待”。可能是上麵領導在問情況。他們也害怕。
最後，車停了六天，讓我交六十塊，罰四十，總共一百塊。停車場那些人都和交警串通一氣，他們為了掙這個停車費，專門找黑狗子去抓俺們。從托兒，隊長，交警，連停車場的人都想拔俺們一根毛。這社會還有沒有公道？
車算要出來了。老鄉們也心情，耽誤了一上午沒幹活，啥話也沒說。後來，咱們那兒的中間人說，請大家吃頓飯吧，才開始說每人拿一盒煙。我說行。後來在華清路吃的飯，一人一瓶啤酒，一碗拉麵。大家都胡胡嚕嚕吃著，開心的很。連煙、油錢、飯，算下來，總共下來花了一千多塊錢。吃飯時我說，今天高興，心裏舒暢，樹活皮，人活臉，咱也算爭口氣。
前幾天，就是上星期六早晨，連出了兩起事。先是咱們裴營那兒的老鄉紅星，早上五點多的時候，車叫黑狗子抓走了。沒多長時間，一個人開著大三輪機動車，拉著滿車桃，沒有牌，交警開著車把人帶車擠到華清立交橋路邊，把車擠倒了，那個人的腿也軋斷了。他是長安縣的人。那人桃子不要了，隻喊“救命”，看的人可多了。最後還是紅星開著那個三輪機動車把那人送回老家。人家感激得很，送紅星很多桃子。
咋形容？那就是“土匪，社會渣子，共產黨的敗類”，就是“光天化日的搶劫”。他們的車也是黑車，報廢車，就跟搶犯一樣。就一個交警，穿著警服，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規警服？那天抓我的人就不是正規的警察。
真是三輪車逆行了，違法了，還是幹什麼了，抓住你也行。你走的好好的，他都過來抓你。當時也開過會，我還問過，有事沒事，俺們這蹬三輪車的算不算違法？人家說，你好好走，沒人管你。但是，我就是好好走著被抓住的。
有辦法了還是回家。有錢了，啥事都辦完了，我就走。在家裏，沒人敢說這個那個。在外麵掙個錢真難啊。那兩年叫別人讓路，敲一下車上的杠子，讓人家讓一下，人家開口都罵。誰都想罵你，都覺得你下等人，可以欺負你。可偏偏咱們穰縣人不吃這一套。那都是打出來的，跟電影上一樣，都是磚頭亂飛。都是想著你是蹬三輪的，好欺負你。
“托兒”最壞，兩邊吃，勢力大。專門替三輪車夫要車，得的錢兩邊分。光俺們這一片就有兩個“托兒”，啥活不幹，養活一家子，還買有車。
我是黨員啊，我還交黨費，每年十塊錢。我對現狀不滿的很。貪官太多，不知道是大家為他們服務，還是他為大家服務？說實話，太黑暗。黑的很，我日他媽。
鄰居一位三十多歲的婦女沉浸在大哥講述的被抓的事情中，幾乎是情不自禁地講起自己的遭遇，“你是不知道啊，他們真是狠哩很。前年春天，我家孩子來這兒，才三歲，想著跟著我車走，也沒事。那天還不是在華清立交橋那兒，是個中午，在另外一條路上，我忘了是啥路，沒拉人，我家小孩兒坐在車裏。忽然從一個大麵包車上下來一群人，朝我這邊過來。我趕緊躲，蹬著跑，那些黑狗子往我這邊追，我就蹬啊蹬，騎得可快，結果，朝左轉時，轉猛了，車廂一下子斜過去，我小孩兒從車上摔下來。孩子流了一臉血，哇哇哭著。我嚇蒙了，不知道孩子咋樣了，抱著孩子哭。還是過路人說，別哭了，趕緊去醫院看看孩子咋樣。好在事情不大，眼睛劃傷了，臉隻是擦傷，在診所縫了好幾針。那些黑狗子早就沒見了，估計是看見出事了，就跑了。嚇死我了，再不敢讓孩子來了。”
大哥講的這段話裏有幾個關鍵詞：“黑狗子”，“托兒”，“搶劫”，這是他們三輪車夫生活的重要內容。“黑狗子”，就是不是警察、卻被警察雇來行使警察職責的人，協警、城管、治安員、拆遷隊員，都是類似身份和職能的人。他們的工資由所雇單位發，身份雖然曖昧，但卻可以公開執法。在西安，他們被三輪車夫們稱之為“黑狗子”。“托兒”，就是兩邊吃的中介人。一頭和警察聯合，分工合作，你抓人罰錢，我在中間說合讓人交錢；另一頭又假裝站在三輪車夫的立場上，因為三輪車夫隻有這一條途徑要回自己的車子。這樣，“托兒”就成了最忙碌、也最得勢的人。“搶劫”，這是三輪車夫們對抓他們的警察行為的總結。他們辛苦掙錢，小心謹慎，提心吊膽，卻總是被抓，被罰錢。更有甚者，他們想不給你車，就可以不給你車，你沒有任何辦法。
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個貼子，麵對城市三輪車的混亂狀況，一位官員給相關部門下了命令，“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通行標準，城市道路資源是有限的，電動三輪車、自行車、摩托車占用道路資源，就限製了群眾的交通出行，這是政府絕不允許的；同時它也影響了西安作為國際旅遊目的地的城市形象。下一階段要堅決取締在城區各旅遊景點、繁華十字、城區主幹道行駛的電動三輪車、自行車、摩托車等。”
這位官員的話非常清晰地回答了“城市為什麼禁止三輪車”這一問題，糾正了大哥們對“搶劫”一詞的不合適使用。但是，這裏麵又有一些關鍵問題很讓人困惑：為什麼不能讓三輪車、自行車占用“道路資源”，否則，就“限製了群眾的交通出行”？城市屬於誰？誰才有資格占用這道路資源？什麼樣的車輛、什麼樣的人才能夠行駛、行走在這城市的大道上？這裏的“群眾”又是誰？顯然，它不包括如萬國大哥和萬立二哥這樣的三輪車夫們。
打架
從上午回來到下午一點多鍾，三四個小時過去，我一直忍著，沒有上廁所，不是不想去，而是無法去。那個漆黑的廁所，讓人無法進去。中午時分，我出來上廁所。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廁所裏麵靠門邊的水池裏洗菜，邊洗邊起勁地聊天。水池是髒的白色，上麵橫著一個濕漉漉的黑色木板。我進去一看，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廁所沒有窗戶和抽風機，燈泡是壞的，屋裏昏暗不明。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顏色曖昧的汙垢，抽水馬桶的蓋子、坐板、桶體都是黑的，微透著原來的白色。靠牆的角落放著一個垃圾桶，被揉成各種形狀的衛生紙團溢出來，散落在四周的地麵上。馬桶前放著一個看不出顏色的大塑料盆，裏麵盛著半盆黑色的水，正上麵斜拉著一個繩子，繩子上掛著一條男式褲子。滿屋讓人憋氣的汙濁的氣味。我極快地扭頭往外走。水池的木板上，放著那幾個鮮豔的塑料盆，盆子裏放著新鮮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這是一會兒我們要吃的菜。
我回到房間，聽大家繼續聊天，不再喝茶，又忍了一個小時，馬上就要開飯，實在忍不住了，隻好再進到廁所。掀開馬桶，黑乎乎的塑料墊子，馬桶裏麵還有沒衝幹淨的便物。實在沒有勇氣坐上去。出去下樓，沿街轉了一圈兒，沒有找到公共廁所，隻好再回來，用一層層衛生紙墊著，咬著牙，半蹲著，艱難的完成了這個過程。
飯桌上，我竭力避免對我們吃的菜展開聯想。我吃的很起勁，以一種強迫的決心往下吞咽。為了向自己證明：我並不在意這些。粗礪的食物橫亙在喉嚨，我的眼淚被憋了出來。
講到黑狗子抓人，又講到打架，氣氛更加熱烈起來。飯後，二哥主講，大哥、二哥、二嫂、虎子，還有隔壁的老鄉（這幾天他也很早收工，和我們一起聊天），另外一棟樓上的三四個老鄉在一旁不時補充。
“原來恨市容，現在恨交警”。原來是市容罰款，“黑市容”也多的很，不讓人車混裝。有時罰貨主，有時罰三輪車夫。現在都恨交警的很。在健康路，吸個煙罰五百，保安也參與詐騙。最後見報紙了，那也不行。商場裏的小偷小摸都是保安養的。這二年要好的多。
原來“黑市容”厲害的時候，大家的日子都沒法過了，罰一次抵住你幹半個月。健康路需要三輪車，上麵不取締，但是哪年都得送禮，最低五百塊錢。就這，還是抓你，用車硬擠，如果出事故了，就趕緊跑了。那回有一個老鄉，肋骨都被打斷了，最後私了，交警隊出了九千塊錢。那還是這老鄉的媽來西安，都八十多歲了，坐到交警隊門口要錢，坐了好多天，才解決這點錢。後來，黑狗子學精了，擋住車之後，把三輪車夫拖到麵包車上，看四周沒人，就把人打一頓。城管打的太狠了，罰得太厲害，老鄉們就組織起來，趁人不注意的時候，在僻靜處，逮住其中一個人，一群老鄉圍上去打他們，把他們也打怕了。
現在是一個交警帶一群黑狗子。隻有一個是合法的，其他都是他們雇的地痞流氓，來抓我們，按說都是違法的。那兩年沒少打架，打了就打了，跑幾天，再回來。跟公交車司機也打架。公交車司機牛得很，也壞得很，開腔都罵。你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他硬把你往路邊擠，有時候，拉一大車貨，硬生生地被擠倒，咋也扶不起來。氣急了，沒人的時候，就拿著磚頭、鐵棍去砸公交車的玻璃，砸得稀爛。逮住一個牛氣的司機把他打的起不來。
現在有110，打個電話就來了。打群架按黑社會定性質定案，咱這兒的人們也不敢打了。這一來，公交車又瘋了，看見騎三輪車的硬往邊兒擠。有好幾次都出事。出事兒跟人家也沒關係，反正又沒有直接證據，沒人管。總的來說，你是個蹬三輪車的，人家都看不起你。
虎子那兒也打架。他們在菜市場賣菜，齊抓是多少錢，挑著買是多少錢，有些菜不讓挑，挑之後就賣不成，那些本地人非要挑。虎子也是個別子（倔強的人），幹脆不賣給他了，本地人開口都罵。說要叫多少多少人打虎子。虎子給我打電話，俺們開著麵包車，去了三四十人。那個人早跑沒影了。
二哥講到這裏，虎子老婆插話，帶著非常明顯的不屑表情：“城市人說話傲慢，西安市裏人，啥也不幹，擺個臉子。一般都為啥打架？安康人好說，‘你臭蹬三輪的’，‘你就個賣菜的，還怎麼怎麼？’咱這兒人受不了。真打架了，城市人即使叫人，也最多能叫三四人，農村人一叫一幫子。說明還是窮幫窮。城裏老婆兒們拾爛菜的也很多。俺們那個菜市場，有個女人穿得非常光鮮，天天晚上去拾爛菜葉子。”
當年梁峰（大哥的大兒子）來蹬三輪，從健康路裏麵拉出來，說好是三塊錢，結果隻給兩塊錢。就為這一塊錢。話說不對，那人把老大峰打哩順嘴流血，對方仨人。咱們老鄉到裏麵一喊，來有十好幾個人。鞋，磚頭，棍子亂飛，給人家打傷了，臉都腫到一塊兒了。最後人家來叫治病，全是私了。老大拿著多粗的木棍子，甩開胳膊，揚起來都打，幸虧我攔住了，否則把人都打死了。那次涉及到的人多，對方要讓賠錢，還指認了一些人。咱就想，大家都是幫忙的，不能幫咱了還讓人家賠錢，咱自己掏。那邊也是河南人，魯山的，找哩中間人，說合一下，賠了兩千多。老大說，花兩千多，我心裏美。這是前年的事，老寨西莊。都是為一塊錢。
健康路人多，騎三輪車，“咣咣”敲著杠子，讓人讓路，那些人開口都罵。咱都想著算了，下苦人，罵他罵，咱掙咱哩錢。大哥就是忍不下，人家一罵，他就忍不下，為這惹下多少事。成天都有人說，“快，快，你們老大又在哪兒給人家打架了，快去快去。”我一聽心裏就慌了。老大說話難聽，容不得一點氣，人家稍微傲一點，他就說，“他算他媽那個X”，我說，“人家都在那兒立著，你罵人家。”他說，“咋，我罵了，咋了，我叫你管哩。”
有一回打的最最惡哩。還是為一塊錢。那是2005年左右的事，和你二嫂上新疆種哈密瓜那年，剛又回西安。那兩個坐車的人是咱那兒一個隔壁縣的老鄉拉的，講好了，從南頭拉到北口，倆人三塊錢，到那兒了，不給了，隻給兩塊。咱也不行，雙方僵持一會兒。後來這個女的打電話，叫他愛人來。他愛人叫來四五個像黑社會一樣的人，都是五尺多高的個子，來就說，誰？誰？惡得很，就開始打。把兩個老鄉打哩頭破血流。咱當時人少，吃虧了，一個老鄉頭都被打爛了，用衣服纏纏繼續打。另外一個老鄉被人家一棍子悶到頭上，就睡到地上了，臉都變成黃白紙色，起不來了。那些人和那兩個女的開始走了。
這時候，咱那個縣的老鄉來了幾十號人，咱們穰縣人也去了，都是互幫互助。那個女的都上到車上了，要走了，人們都說，“就是那個女的，就是那個女的。”把她拉下來，又打。把那個女的打的尿褲襠，男的打了滿身是血，都是拿著棍子硬打的。打完之後，參與打架的人都躲起來了，躲兩三天，再來。有的回去都認不得，打哩眼都暈了，有些都是閃電式的跑了。車都事先擱好，後來健康路派出所評理，各治各的病。
二嫂在一旁慢悠悠地插言，
打架也分前方後方，女的幫不了忙，就在後麵看車子。那年也出個事，那時我和你二哥是剛去夢幻商場拉三輪。有人從商場出來問老鄉，到鞋城多少錢？老鄉說一人兩塊錢，倆人四塊。那個人說倆人三塊，行不行？你看，還是為一塊錢。咱們這邊人說不行，就一人兩塊。那人開始說不好聽話，給你十塊錢你去不去？咱這邊人頂他，說，你隻要給就去，一百塊都敢拉。那人臉子黑著，說，誰說哩？誰說哩？手指著俺們說，願意在這兒幹不幹，不願意幹說一聲。他就開始打電話，不一會兒，從商場裏出來十來個人。咱們這邊人都出去拉活了，夢幻商場這兒就五六個人，後麵人都還沒來。那些人抓住一個人就往裏麵去，咱們一看不行，就開始打，五六個打十來個，拿鐵鏈子打的，打哩順頭往下流血，最後，那兒的人拿著鋼板開始掄，咱們那兒濤子把鋼板奪過來，把那個人的肋骨都打斷了。那邊的人們看打不過，都不敢上。他不知道咱這兒的人都拚命。
男的打架，女的趕緊把大家的三輪車都開到背處。打完了，該跑的跑了，連一個人都找不著，車俺們再一輛輛騎回家。那次咱們老鄉中興沒跑開，他的三輪摩托上有血，他車放在背處，當時俺們女的推車時沒看見。那邊人報110，把車推到辦公室，不給了。最後咱們這兒的人一個湊三十五十，給中興又買個摩托車，對方在醫院住著，找不到人。
二哥接過二嫂的話茬兒，接著講起來，
那回是我主事哩。我給老鄉們說，中興也是為大家，車被收了，咱們再幫他買一輛。大家都是積極，自願哩，最低出三十，情意重哩五十。都出了，沒有不出的。隻要在這兒，都出。後來聽說對方有黑道保護，剛交了保護費，所以才那麼橫。他不知道穰縣人是生紅磚（脾氣暴烈的，打架不怕死的人），不怕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是不敬我，對不起，咱咽不下這口氣。
打架，都是為一塊錢。有些人根本都是看不起三輪的。他認為我罵你一句你也沒辦法。那些和咱們打過架的知道，這幫人心齊，惹不起，都不敢惹。有些人偶爾來一下，看你是蹬三輪的，看不起你，想在你麵前吃個尖。他要是知道，他肯定不惹你。說明他心裏還是看不起你。
那次一個賣書包的在我麵前露能，非要少給我一塊錢，還罵罵咧咧，一個大男人家的。後來，就打架，那個賣書包哩至少挨一百下拳頭。把我也打了個滿臉花，咱們那兒的人都上來了。結果，那個賣書包的偷偷走了，不在這兒幹了，嫌丟人。
梁峰大概是2000年來的，先來蹬三輪，在這兒有個西安本地女子看上他了，梁峰樣子隨大哥，長得好，倆人還談上了。我們都打他爛鑼，說這個女子風流，他爹也是那一片兒的黑社會頭子，你就是個拉三輪的，以後真結婚了，還有沒有你日子過啊？梁峰也聽話，後來就去到北京打工，不來西安了。我成天說，小娃兒們別來蹬三輪車，幹個技術活，有個門路，這都是出死力，別人也看不起。
說起來，我可是高中畢業，正兒八經是上個學起個屁用。出門還得靠老鄉，得不怕死，要不是，你活都活不下去。
大家都七嘴八舌，急著講自己的故事和感想。虎子別著腦袋，高聲嚷著：“出門，老鱉一不行。賣菜也一樣，菜市場一個老鄉吵架，一群人都上來了。不抱團不行。社會自古以來都是出力人受苦。西安那些老婆兒、老頭兒要管這事。經常有過路人說，這簡直就是土匪。誰想當土匪啊？你們不尊敬人，還不叫人反抗一下？你罰款、收車也得有個秩序和法律吧？一個城市離不開農民工去做具體的事情，不可能每個人都能買起小轎車，沒有賣菜的，拉三輪的，城市也不可能方便。不過，有一天要是真取締了，咱也沒啥說的。”
二哥二嫂和鄰居們的講述很激動，但也很平常。對他們來說，這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但對我來說，卻是完全新鮮而震驚的經驗。好像隻有在電影上見過那樣的場景：一群人混戰，磚頭、鐵鏈、木棍、砍刀亂飛，相互不要命地撕打，隨時都有可能被打倒，隨時可能要人命。真的難以置信。眼前的一張張臉，我的大哥、二哥、二嫂和鄰居們，哪一個不是和善、羞澀、質樸而又內向的人？
“打架，都是為一塊錢”，既是為一塊錢，又不是為一塊錢。多數是因為尊嚴，尊嚴的被踐踏和一種不甘。也因為他們必須如此，否則，他們就無法在此地生存。因為共同的命運，三輪車夫們緊緊抱團，一個有事，集體呼應。
還有另外一種話語敘事。在這一敘事裏，二哥們的曆史形象又是另外一種存在。有這樣一則報道：
三輪車夫耍賴致交通癱瘓3小時
萬餘輛黑三輪成XX市頑疾
XX市交警支隊一大隊的民警們沒想到，他們的一次常規執法居然遭到三輪車夫抗法，引來數千人圍觀，致使市區XX路交通癱瘓3個小時。事情已過去七八天，許多XX市民仍在熱議這一話題。人們之所以關注，是因為在XX市區，目前大約有1萬餘輛無牌無證三輪車在橫衝直撞，嚴重影響市民出行安全，成為XX城市交通管理一大頑疾。
2010年12月1日下午4時30分，XX市交警支隊一大隊民警在XX路發現了3輛無牌無證電瓶三輪車在非法營運。執法過程中，協警和三輪車夫發生肢體接觸，三輪車夫躺在地上耍賴，試圖通過堵塞交通要挾交警還車。由於數千人圍觀，XX路交通癱瘓了3個小時，直到大批增援民警趕到，才恢複通暢。
XX市交警支隊副政委向《法製日報》記者介紹，XX市區共有4000多輛合法三輪車。而目前無牌無證三輪車至少在一萬輛以上。XXX介紹，目前，XX市無牌無證三輪車已呈三大趨勢：一是集團化。有的甚至湊錢成立了“基金會”，如果被查，“基金會”拿出錢給他再買一輛。二是信息化。三輪車夫基本上加入“諜報組織”，一旦有人被查扣，眾多三輪車夫通過對講機快速聚集，前往阻撓執法。三是暴力化。即使發生交通事故，三輪車夫也仗著人多勢眾，漫天要價，恐嚇威脅開汽車的另一方高價賠償。……
XX市交警支隊提供的資料表明，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間，無牌無證三輪車違法肇事共造成嚴重交通事故122例、致死亡27人、重傷147人。XX市許多網民認為，無證無牌三輪車不僅嚴重影響交通秩序，還成為嚴重危害社會穩定的一個社會問題。
“目前，XX市每百戶人家擁有汽車數量25輛，已進入堵車時代，黑三輪車亂停放、亂行駛、亂拉客，加劇了XX市行車難。”XX市政協委員XXX認為，根治之策是學習省城，不管有牌無牌，全部取消市區營運三輪車。當然，對有牌的要給予適當補償安置。
這是一篇毫無問題的、司空見慣的報道。在這篇報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哥們在官方眼中的形象。報道的最後一段，最終真實出來了，三輪車夫為什麼必須被清理？因為該市“每百戶人家擁有汽車數量25輛，已進入堵車時代，黑三輪車亂停放、亂行駛、亂拉客，加劇了XX市行車難。”
三輪車必須給小汽車讓路。城市及城市階層已經發展到要堵車的階段了，怎麼還能容許三輪車的存在。結論是：必須“清理”掉三輪車。正如西安那位官員所言，他們影響了城市市容，擾亂了公共交通，占用了道路資源，嚴重降低了一個試圖和國際城市接軌的城市的品質。
“清理”，這是城市管理對二哥他們經常使用的字眼。這就是大哥二哥們的曆史形象，是屬於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然而，在二哥們眼裏呢？那些協警，那一次次的“肢體接觸”，那一次次的抓捕又是什麼呢？同樣是“肮髒的”、是“人渣”、是“光天化日下的搶劫”。一個場景的兩種敘述，其麵貌、形象和各自的立場卻完全不同。幾乎有點引人入勝了。
在規則、懲罰和羞辱之中，農民變為“暴民”和“惡民”。那個漆黑的廁所，把二哥們內在的傷心、內心的被損害及對這種被損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現出來。最後，它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和一種象征。
我們正在聊天，隔壁老鄉跑過來說，趕緊打開電視看看，“都市快報”正在播尋人新聞。一個鄰縣老鄉的老婆和孩子在西安走丟了。他的老婆腦子稍微有點傻，有一天自己帶著兩個孩子出去，還懷著孕，可能上公交車上錯了，就走丟了。老鄉找到陝西電視台的“都市快報”，已經播報了好幾天，始終沒有找到。二哥以非常輕蔑的態度回了一句，
“管那些閑事幹啥？不是咱們這兒的事，不要管那些事。XX縣人不給人交心。再說，回家了誰也不認識誰，誰還跑到XX縣去找他們玩。”
二哥的冷漠讓我很意外。剛才還在講打架時大家的互相支持，轉眼間就變成“不幹我事”。這是怎麼回事？是怎樣的心理運動軌跡？也許，在打架的時候，他們是一個群體，非常抱團，不管是誰惹的事，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戰鬥。但是，一落實到生活中，則是這種“不多管閑事”的態度，非常自然的冷漠。“打架”必須參與，因為你必然有“被打”的時候，而“找人”則與他人無關，隻是閑事一樁。
小天使
天氣悶熱，空氣濕度很大，粘在人的身上，渾身難受。出去跑兩三小時，回來又連續坐在二嫂家那極低的小凳子上七八個小時，聊天時很興奮，忘了時間，忘了變換姿勢，一放鬆下來，發覺竟累得不能動彈。“如意旅社”的熱水器讓我頗為懊惱，和房主交涉，毫無結果，我隻好買個盆子，將就著洗洗。房間裏的空調打開，吹進來的仿佛是灰塵，不知道有多久沒有開過了。這充滿細菌的空氣拂過我的臉，我不堪一擊的皮膚迅速嚴重過敏，癢痛難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著，像是打在一個橡膠皮上，厚厚的，隔著好幾層才傳到我的感覺神經上。
後來幾天，我都是將近七點鍾才到二嫂家。二嫂總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憊的樣子，勸我說，有啥看的，別去了，不就是那幾個人，見天幹一樣的活。我不敢承認自己內心的念頭：我其實已經在盤算著什麼時候走了，過敏隻是給自己的一個借口。但好像是為了完成任務一樣，我堅持早晨的例行功課：到市場和老鄉們聊天。
剛到夢幻商場，就聽其他老鄉說，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個老鄉的車被拖走了。一會兒，那個老鄉走過來，就是這幾天經常和我聊天的王營人，愛說愛逗，非常活躍。問他情況，和大哥被抓的過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氣，但也有自認倒黴的態度在裏麵。“抓”是常態，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座，分果果，輪到誰誰倒黴。二嫂用一種劫後餘生的語氣告訴我，她很幸運，拉三輪車這些年，才被抓過三次。
十點左右，虎子打來電話讓我和父親到他那邊去玩。聽到這件事，說可能是全市統一行動，金花路那邊也在大規模查車，一早晨就查了十幾輛車。他們今天進菜少，開回市區早些，躲過一劫。這次是專抓機動車，理由種種：沒帶頭盔，穿拖鞋，沒帶運營證，車牌證，駕駛證，行車證等等。總之，肯定能找到一個理由罰你。
我想起華商報的一位記者，他采訪過我，我們聊得還比較投機，不知能否找他幫上一些忙。我給他打了個電話，說了這位老鄉的情況。他非常同情，但同時直接表示，這事兒不好辦，他隻能幫著去新聞處問一下。
十一點左右，我們坐上出租車，到虎子那兒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個拆遷村裏。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們。看見我們，一蹦一跳地要過路這邊給我們開車門，被二哥罵了回去。村頭是一條長長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麵排水溝的味道時時衝上來，非常難聞。向右轉，一個狹長的石板小道，寬不到三米，長卻至少有一兩百米。小道中間停著一輛三輪車，一邊緊靠著牆，另一邊還剩下窄窄的小縫，隻是一個人的寬度。這是虎子的拉菜車。走過車，路似乎越來越窄。路的中間立著一些長長的鋼管，直伸到二樓，支撐著二樓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間的地板。在這些林立的鋼管下麵，一個小女孩坐在一張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著我們。
她左邊是一個簡易的三合板釘的小桌子，桌子上放著黑色小鍋、作業本和文具盒，旁邊散落著幾個薄薄的木製簡易小凳。右邊，樓梯的牆體石灰完全脫落，露出一種充滿油膩感的黑色。她的後麵，是封死了的小路盡頭，一個高大的土堆嚴實實地堵著，幾乎和這二層的樓房一樣高。陽光從一線天的上方灑下來，單薄、稀少，在小女孩兒身後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麵有重重的陰影。高大、陰沉的夾縫中，這個眼睛黑亮的、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裏，像一個孤獨的、流落人間的小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