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強的女兒，今年十歲。”強，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裏喊了一聲，一個皮膚蒼白，有著陰鬱眼神的青年人從屋裏走出來，和這周邊的氛圍非常協調。他朝我們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對我們的身份沒有探究的興趣，也沒有交流的願望。
虎子家在二樓。踏上樓梯，一拐彎，突然進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時是中午十一點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這是怎麼回事？我嚇了一跳，在前麵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見他）一邊不斷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邊罵房東，“房東壞的很，給他說過多少次這樓梯燈泡壞了，就是不來修。”
站在二樓的樓道裏，我明白了樓梯為什麼那麼黑。二樓所有的空間全部被封閉了起來，銀色的鋁皮，從欄杆到樓頂，從樓道的這頭到那頭，嚴嚴實實地圍住了這一切。這有六間房長度的地方，隻挖了三個小窗戶，泄露進微弱的陽光。比牢房還牢房。虎子說，這是三年前說要拆遷的時候，房東為了能夠多出一些麵積（拆遷的規定，是封閉空間都算麵積），臨時釘起來的。樓下鋼管所支撐的樓上的房間，也是那時搭建出來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這樣改造過。這二樓，住了四戶人家，虎子姊妹三個和另外一家老鄉。
虎子進屋，先拉亮房間的燈。這是一個裏外間的兩間房，外麵是廚房，放著簡陋的做飯家什。裏麵那間側牆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層，白白的，透著裏麵的黑色牆體，有種分外的淒涼，房間潮濕、陰暗、憋悶。唯一散發著明亮氣息的是一個嶄新的金屬色音響。黑色的地麵，低矮的凳子、桌子，紙箱子，塑料袋，隨意拉的繩子，一切透露著馬虎、潦草和暫時對付著的氣息。
虎子在這個村莊的這兩間房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歲，換句話說，他在西安和在梁莊的時間幾乎是均等的。在梁莊，他花了將近三十萬，蓋了一棟華美的房子，先進的抽水馬桶，大理石的地麵，空調、冰箱、熱水器，一應俱全，去年他的兒子就是在那座房裏結婚。可是，到現在為止，他們在那座房子裏總共住不到一個月。
虎子一定要請我們在路口一家飯店吃。出來的時候，他的姐夫哥在門口站著，和我們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絕了。這時，迎麵走過來一個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後，我的記憶馬上恢複了，這就是虎子那位長辮子的姐姐，極其溫柔的、腰稍微有點探的、沉靜的姐姐。現在，她的大眼睛變得往外突著，腰更加彎了，還是一根長辮子，但前麵的頭發明顯少了，稀了，幾乎可以看見頭皮。穿得最劣質的滌綸襯衫，空空蕩蕩的，不見乳房，也不見軀體，如幽靈一樣。好像有什麼深深地壓著她，一直壓著，最後，這壓力內化為她身體的一部分，再也擺脫不了。她手裏拿著一束麵條，並沒有看我們，低垂著眼睛，還是那樣溫順，隻是臉上多了一絲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走在路上，虎子以一種輕視的口氣說，“他（姐夫哥）肯定不會去吃，不跟人來往，來往了還要還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錢都看得可緊。你知道他們手裏現在有多少錢？至少百十萬。這我可有數，這些年他們是隻進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來往，一門心思掙錢。他們現在還在老市場賣菜，比我生意還好。兒子上大學，重點大學，還想著要在農村給兒子說個人（給兒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門口的麵館吃飯。突然聽到外麵吹吹打打的嗩呐聲和司儀的唱喊聲，跑到門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飯店門前的路上，低著頭哭泣。隊伍最前麵放一張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撐起來搭成小房子模樣，裏麵放著一張老年婦女的遺像。一個中年婦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狀。執事的人拿著喇叭喊著，大家起來，再跪，再起來。過一會兒，在幾個嗩呐手的喇叭聲中，幾個人抬著放遺像的桌子和那桌飯，孝子們跟在後麵，繼續往前走。
葬禮的執事像玩笑一樣，看到我照相，對著我，擺弄著姿勢，又以誇張的、表演式的聲調喊著各種口號。年輕一輩有低著頭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處張望的，有相互交談的，很少專注於葬禮本身。唯有那個中年婦女扶著桌子在認真而悲愴地流淚。在城市的車水馬龍和機器的嘈雜聲，葬禮變得輕浮、陳腐，毫無尊嚴。沒有大地、原野的背景，這些儀式成為無源之水。
人家不要咱
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她說幾句話，我一直被她的沉靜的溫順所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卻很不積極。虎子家姊妹四個，在虎子來西安站住腳之後，兩三年內，他把他們都弄到了西安，也賣菜，同住在這個村子的這棟樓裏。但說也奇怪，這麼近，姊妹們的關係卻不十分親密，也沒有吵架，即使過年過節，也很少在一起吃飯、聊天。以二哥的觀點，其它姊妹不滿意虎子太喜歡與人交往，尤其是過往的老鄉，牽扯太多，花錢手太大。虎子老婆則意味深長地說，“反正別想在她家吃個飯。”
快言快語的她先說了他們來西安的經曆。
“俺們來西安都快20年了。1992年來收罷苞穀來的。女兒紅紅一個多月，我抱上來了。娃兒（兒子）一歲三個月，留在他外婆外爺家。我賣菜，女兒跟著我，冬天也可冷，我弄個小被子一包，抱上去，立在火邊烤著，凍哩渾身發抖。
“那兩年多可憐，下午去鹹陽蹬一車菜，來回得六七十裏，七百八斤，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到家。早晨五點多就得到市場。一車能賺二三十塊錢。風裏來雨裏去。當時覺得不錯。
“中間三年都沒回去，三年都沒見娃兒。第四年回去，把莊稼收收，地不種了，給人家，不回去了。好幾年，一年都是掙個兩三千塊錢，就這也行。條件好一點，你虎子哥他們姊妹都來了。前幾年生意好，從七點半到十一點半，就不住秤，一天淨利潤有300塊錢。現在又不行了。弄個新市場，看著可好，市場不行，要錢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塊地板磚的地方，一個月960塊，衛生費垃圾費又一二百塊錢。不幹也得掏，就這還得開後門送禮。
“俺們娃兒老埋怨俺們倆，說從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還和他爸吵架，說俺倆對他和紅紅不一樣。我說，房子給你蓋蓋，老婆給你接接，那還不算希罕你？那也是形勢逼哩，那時候可憐，沒辦法。要說現在的娃兒們真是可憐，一年到頭見不著爹媽。
“後來娃兒為啥不上學？他說，人家上學爹媽跟著，買這買那，我就一個人，我不上了。也是我們常年不在家造成的。貴賤（無論如何）就不上。我說，你上吧，不行我回來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咋著能供起你上學。他又說，好大學考不上，不好的大學上著沒啥意思，還不如去學個手藝。也是，好多上大學的娃兒也沒見有個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農村人就這樣，你上了上，不上就算了。不過還是有距離。俺們也有感覺。看起來父母跟孩子不能離，時間長也不行。這也是打工帶來的。
“對西安也沒啥感覺。反正就掙個錢，好壞跟咱也沒啥關係。要是有一天不抓咱了，那說不定好一點。”
我問虎子，“虎子哥，你掙的錢也不少，咋就沒想著在西安買房？現在漲了，又買不起了。有沒有點後悔？”
虎子耍賴似地嚷道，“誰在背後編排我？哪掙多少錢？你看我這花銷多大，迎來送往，攢不住錢。不過，咱根本都沒想過在這兒買房。漲多少跟咱也沒關係。反正咱也不在這兒住。”
“那就沒有想著老了住西安？”
“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以異常堅決的口氣回答我。
“都在這20年了，在這兒呆的時間和梁莊都差不多了，還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時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沒一點感情？”
“有啥感情？做夢夢見的都是梁莊。”
“為啥不住這兒？”
“人家不要咱，咱也沒有想著在這兒。”
“那多不公平啊，憑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給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錢買個戶口也是個空戶口，多少人在這兒辦的戶口都沒用。分東西也沒有你的。連路都不讓你上，成天攆。路都不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農村人本來啥也沒有，隻要能掙錢糊個口就行，沒想著啥。對西安沒一點感情，清是幹夠了。一不美（生病）就想回家。咱就沒想著在這兒買房子。在這兒再美，就是有保險，也不在這兒。我給你說個實話，要是有吃哩有喝哩，我就不出來了。”
據二哥講，虎子在七八年前已經有幾十萬元的存款。當時，西安的房子並不貴，他們完全可以拿著錢買到一套不錯的房子。現在，那點錢什麼也不是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軌道。但是，他們似乎並不在意這些，城市金融的漲落、好壞與他們的內心完全沒有關係，他們的內心一直停留在梁莊。我不理解的是，一個在西安住了二十年的人，談起西安來，竟然如此陌生，甚至充滿敵意。但不管怎麼樣，自己的小環境應該更舒適一點，這總沒有錯吧。像虎子這樣的情況，兒女都已結婚，家裏蓋了一棟豪華大宅，他們的基本任務已經完成，生意也不錯。應該租一個好一點的房子住，這樣陰暗、憋悶的環境，對身體健康太過不利。
“這一片兒都是這樣的房子，也實惠。你要是進到正規的家屬樓，你出車弄啥都不方便，你想，你拉著一車菜出出進進，別人咋看你啊。這民房幹啥都行。咱幹這個活也不適應住高樓。就想著在家蓋個房子弄的美美哩，將來回家住。”
“看著那好小區，就沒想過自己也住那兒？”
“就沒想過住那些地方，我感覺，十個有九個打工的都沒有想過。不是說的，我那房子在梁莊是數一數二的。城市工人看不起賣菜的，說實話，他們一個月2000塊錢，我們隨便5000塊錢都掙來了。還不受誰管。不過閨女就不一樣了。閨女對這兒有感情，人家買房要在這兒買，她同學都在這兒，從小在這兒生活，都有來往。”
“那如果城市也給你三險五金，戶口啥的，你住這兒嗎？”
“給醫療保險啥的？那也不在這兒，日他媽，給個啥也不在這兒。在這兒奔波這些年，也夠了。你看著，隻要是做生意的，都在老家弄有房子，主要咱這打工還不是穩定工作。說走就走了。對西安沒感情，一回去就心裏美。你們梁家興龍來看我，特意給我說，咱們兄弟將來都要落到家裏。住到城市有啥用意？沒有三朋四友，空氣也不好。它請我住這兒我也不住這兒。”
虎子以一個農民的倔強談著西安，仿佛西安就是他的敵人，談起來滿腔的怒氣和怨氣，同時，又因為它與他毫無關係，而不願去真的生氣。
“在城市買個房子幹啥？那個消費咱根本養不起，暖氣費，衛生費，還有放車子，上個廁所都要錢。農村人都是想著有個溫飽就行。做這生意買個商品房沒啥意思，連個車都沒地方放。
“還有，就說我這腿，在這兒就是治不起。主要是因為這醫院貴，越是大醫院越是貴。稍微大一點的病都回去了。到華山醫院，先是掛號，一檢查，先讓上四樓打石膏，讓住院，照X光，讓交10000塊錢押金。我一聽，簡直是怕人，第二天就坐車回去了。在穰縣一個私人醫院看病，總共花了150元。在家裏住了21天，又檢查了3次，說沒事，養著就行了，傷筋動骨一百天呢。回家也沒少花錢，可回家高興，吃飯、喝酒、打牌，也花了四五千。就是多花倆心裏美。”
二嫂聽到這裏，拍著腿笑起來，指著二哥說，“哈，可一樣。你二哥六月份回去。回去之前一天小便十四五次，覺得不美氣的很，幹吃不上膘，懷疑是糖尿病。後來在北方醫院檢查一下就是糖尿病，人家直接叫住院，說嚴重。你二哥說自己帶的錢少，跑回來了。我看你二哥壓力可大，心裏不高興，就說，要不回家一趟，一是治病，二是家裏人多，可以岔開一下。”
二哥神情激動，搶著二嫂的話頭說，“說到回家，心裏猛一熱家夥。你二嫂說，不行你回家，我一聽，高興得很，說那可行。回去到穰縣中醫院看的，那天夜裏一吃，晚上馬上就好轉了。開的中藥，喝了九天，中西藥一共花了185元，檢查血糖，恢複正常了。又抓9付，一共174元。這是來西安吃的。咱們那兒醫生說，你9付中藥吃完之後，就長期吃這個藥就行，茯苓山藥片。藥費總共就花了359元。不過，回家帶路費總共也花了好幾千，可想著回家就是花多了也暢快。一說回去心裏猛一暢快，病感覺立馬就好了，感情深的很。家裏人也高興得不得了。不喝不喝，弄了一件酒，喝得一點不剩。”
二哥唾沫飛濺，顛三倒四的表達自己“回家心裏清是美”，把自己的好喝酒也歸結為“心裏美”的表現，惹得二嫂又瞪了他好幾眼。但是，談到回家，她同樣激動，“我們幾個女的在一塊兒說話，隻說要回家，前幾天都沒心幹活。隻想著回家咋樣咋樣。說到回去清是心裏美氣。”
虎子還特意提到幾年前發生在西安的一個車禍。同一車禍引起的死亡，同樣兩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姑娘被賠償的錢不一樣，城市姑娘賠三十多萬，農村姑娘隻賠十幾萬。虎子憤憤地往地下吐口唾沫，“同命不同價。你說啥時候能一樣？同樣的命，硬是不一樣。”
做假
梁家正容和老婆在德仁寨的這條街上開了一個小店鋪，賣服裝和一些針頭線腦。我來西安的時候，他回梁莊。他的生意不好，鋪子準備轉讓。我快要走的時候，正容又回來了。他比二哥稍晚一些來到西安，做了很多種生意。奇怪的是，別人做那個生意都能賺錢，他卻總是賠錢。先是賣熟肉，賣有幾個月，市場查的厲害，不敢做了。接著賣菜，幹幾年，虎子夫妻兩個賺有幾十萬，他們夫妻卻隻賺幾萬塊錢。正容老婆嫌太辛苦，就改弦更張，開個小店，不用風吹雨打。但是，開了兩年多，不賠不賺，再難維持。高大的正容一臉茫然和認命，是那種死受的神情。虎子用一句話總結正容：“他就是膽子太小，啥都不敢弄，啥時也發不了財。”但是，在說到食品如何造假時，正容倒是表情活躍，說話流利通順。
食品做假我最清楚，我做了幾個月，知道一點門道。咱們有老鄉做的非常大，賺膿了（賺得很多）。啥都是假的。假牛肉你知道咋做的？買來死老母豬肉，一煮，一上色，就變成牛肉了。熟肉那花樣可多了。都是工業用鹽，火硝，火堿，這是發的，發大、注水，可以加大重量。用的化學原料是石紅，做肉都兌有馬爾福林，不容易壞啊，往外一發，肯定要壞。像腸子一類的，買來的時候是黑的，用硫酸、雙氧水一泡，就變白了。你去買腸，買毛肚，海鮮，那白花花的肯定都有問題。咋可能恁白？咱在農村，又不是沒見過豬腸子？可是人們喜歡那樣子好看的，你真是一點門兒都沒有。
家家後麵都是一個大作坊，那真是髒得的很。放幾個大桶、高桶，一百多公斤肉，一點白麵往裏麵一放，一兩個小時後，用手一捏，就碎了，就像熟了一樣。再稍微加工一下，上點色，就可以吃了。完全不用煮，熟了，可以吃了，你說，這是啥概念？
那肘子肉，把大骨頭一去，打食用膠，兌點澱粉，生的時候打進去，一煮就縮到一起，看起來像是個整體。殺豬的人把壞豬肉往皮裏一塞，把死豬肉兌進去。一開始，我們去老鄉家玩，老鄉就不讓我們吃他的熟食品，專門去街上買一點新鮮肉，做著吃。我還不知道為啥？後來自己一做，媽啊，打死我也不吃了。我到現在都不吃熟肉。不敢想，一想起來就惡心。
一斤肘子肉能做一斤二三兩。牛肉一斤能煮一斤。都是用多大的氣泵，打膠打進去的。火硝醃的，蘑芋粉全是化工品，毒性太大，咱們有老鄉被抓住了，拉走那一車，值二十萬。化驗以後，全是毒性。這些東西，都是對準火鍋店的。有一種粉，加一點，硬做出來。羊血都是做出來的，用血粉做的，吃著像棉花套子一樣。咱們吳鎮街上都是真的，人家是清真。那吃著是真好吃，脆脆的，滑滑的，可細致，鮮的很。記得俺們小時候一碗羊血湯是八分錢，羊血紅紅的，上麵放幾棵香菜，綠生生的，冒著熱氣，想起來都流口水。豆腐是葡萄糖酸鈉打的，石膏打出來的斤數少。
做啥事都可不容易。賣熟肉，看著賺錢，那衛生上、防疫上，啥鱉娃部門，都要要錢。不管你一個月做不做，你都得給人家錢。錢一給，他們就不管了，其實是拿錢買個包庇。咱為啥發不了財，咱做不了那個假，也不會像虎子一樣，給人家搞關係。拿著錢也不敢送，不知道咋塞給人家。可是不做假、不送禮還真發不來財。社會走到這兒了，也沒辦法。主要是底下人弄壞了。經是好經，下麵的人弄壞了。
越打假，人們越做。國家也沒辦法。都以罰款為主，越罰我越幹。罰到最後，罰的人和被罰的人都成朋友了。你來罰，我給你錢，就睜隻眼閉隻眼過去了。罰了錢，就多了成本，不做假，就掙不來錢。做假也是為了生存。國家也有問題，逮住也不說不讓你做，以罰錢為主。你要是逮住讓他坐監獄兩天，他就不做了。小偷也是，罰倆錢，又讓他走了。出去了繼續偷。
現在做的人少了。那兩年做哩可多，隱蔽哩很。咱們穰縣有幾十家都是做這的，都發財了，管得嚴，也不幹了。好幾個老鄉在老家蓋兩座房子，在灞橋蓋兩座房子。幹二十多年了，錢掙夠了，去賣汽車配件去了，配件也都是賣的翻修產品，也是假的。他賣真的不掙錢。必須賣假的，私人的，不正規，便宜的多。
你不知道，城裏人好騙，圖便宜。你說說看，羊肉卷十幾塊錢一斤，羊肉都二十多塊錢一斤，那咋可能是真的？
其實人們都有問題，特別是城裏人，也不知道咋想的。他來買肉，光買那著色好的，他認為那好。你是真的，啥也沒加，著色肯定不如那些好，不加還不行。他就是不買。你說我這是真的，沒加過色的，他看你那樣子就像看怪物，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算了，以後也上色，看著可好看。像賣菜，也是學問大的很。藕是用檸檬酸泡的，我們都泡，前幾年進了原色的都沒有要，隻好也泡。黃瓜打哩藥之靈，直挺挺的不彎。誰不知道那直挺挺的有問題？但是，人們去挑，光挑這種，你說啥門兒？那彎曲的，長得不好的可不好賣。
咱們梁家芳娃們在嘉峪關賣輪胎，校油泵，賣的都是舊輪胎，一個淨轉賺幾百塊。那校油泵是啥？隻要人家車停到他門口，沒有千二八百那根本走不了。一個配件50塊錢能都賣到500塊錢，能不發財？依靠這，人家買了上百萬元的工程車、挖掘機，雇個司機，專當老板了。
不管賣啥都有假。修個三輪，換個帶，都能換個假帶。雞蛋也做假。我都在想，費恁大的事，做一個小雞蛋，到底能多賺多少錢？真是想不通。賺那個錢還不夠費事錢。
羞恥
那個年輕的三輪車夫臉上突然呈現的“羞恥”讓我很難過。那紅暈在他臉上持久地存留，仿佛一朵無法凋謝的花。他的背影也給我一個堅定的拒絕。
第一天和二嫂一起去市場，老鄉們非常驚異，又很好奇，遠遠地看著我。給他們照相時，“嘩”地一下全跑了，那些調皮的人把自己的夥伴使勁往前推，自己則躲到後麵，於是，就有那麼兩三個站出來，“照就照”，像赴刑場一樣，大義凜然。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相互推讓著，羞怯地，但又大膽地走到我麵前，擺著各種姿勢，讓我照相。一些見過世麵的年輕車夫過來，和我聊起了政治等等問題。那個戴著眼鏡的老落魄書生根本沒有上過學，是先天性弱視，說話粗俗直接得可愛，來西安拉車已經二十幾年。我說起對他的第一印象，大家都哈哈大笑，一直取笑他。
在一片歡快的喧鬧聲中，他拉著裝滿貨的拖輪進入了我的視線。一個年輕人，上身穿著緊身的黑色T恤，下身一件腰間有金屬鏈的深藍色牛仔褲，額前的頭發挑染出一撮鮮亮的黃色，腳上穿著一個人字拖。鐵架子上放著六個巨大的尼龍包，他像其他三輪車夫一樣，一手抓著把手，彎著腰，胳膊上、脖頸上的青筋往外漲著，依稀看到臉上白晳的皮膚和散落在其間的鼓鼓的青春痘。那雙穿著人字拖裏的腳幾乎脫出了鞋，一步步拚命吸住光滑的地麵。
他突然看到我，我手中舉著的相機，正在拍攝這群他也熟悉的沒心沒肺的、嘻笑的三輪車夫。他的臉刷地一下漲紅了，好像突然被裸露在空曠的廣場之中，被置於舞台之上。幾乎是一種激憤、羞恥，他迅速扭過頭，速度加快，腰彎得更低，往那一排排的貨車縫隙裏走。正在鏡頭前作怪大笑擺姿勢的那位中年人朝他喊，“兒子，兒子，民中，過來，咱倆照個相。”這位中年人，非常活躍，每次拉著車過去，都會喊我，“妹子，來，給我照張相。”然後，擺出彎腰的、蹬腿的、拉纖的姿勢，做著誇張的怪臉，招來一陣又一陣的笑聲。這個叫民中的年輕人本能的略略停頓，朝他的父親嚴厲地瞥了一眼，更快地走向大貨車沉重而龐大的陰影。他的父親一再喊他，他始終沒有回頭，也沒有看我，隻是倔強地往裏麵走，無比堅決地避開我的鏡頭和我的眼睛。他不願和我對視，那一瞥而來的眼神似乎還包含著某種敵視。
這是三輪車隊伍中少見的年輕人。那位父親，指著孩子的背影，訕笑著對我說，“不知吃啥槍藥了，就不和我說話。”
二哥在旁邊說，“哈，就是一個二球娃兒，別看他不說話，可不少給咱們惹事。”在那位父親和二哥相互補充的敘述中，我大致了解了這位年輕人的經曆。年輕人今年十八歲。十五歲下學，先是到新疆跟著姨夫們學校油泵，幹了一年，嫌太累太寂寞，姨夫的店鋪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就孤零零地設在路邊，平時連個人影都見不到。接著到廣州、東莞打工，在電子廠和服裝廠裏，不到一年，說啥也不幹了，再加上金融危機，他在的那個廠倒閉了。今年四月份來到西安，開始拉三輪。人沉默異常。要麼不說話，要麼就是和坐車人或不相幹的路人吵架。天黑收工後，和一幫小老鄉——都是和他年齡差不多的年輕人——走在街上，腰裏各揣一把鋒利的小匕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到處找茬打架。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對這個年輕人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很想和他聊聊。可是，他根本不看我。他對他父親在鏡頭麵前的熱情、巴結和熱衷極其憤怒，總是在遠處用很嚴厲的眼神看著他。等我想走近的時候，他就消失在貨車背後，或給我一個脊梁。我和他父輩的三輪車夫們聊得越開心，混得越熟，他離我越遠。那倔強的脊背向我昭示著某種排斥，甚至是某種仇恨。我看著他和人談價格，那漲紅的臉，一起一伏的呼吸，充滿著憤懣，一言不合，似乎就要吵起來，拳頭就要過去。實際上，他單薄瘦弱，打架未必能贏。他的父親馬上過去打圓場，最後，他才開始裝貨、捆車、拉車。他低著頭從我前麵走過，那一撮黃頭發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深深地低著頭，不看我。
我把相機裝進包裏，假裝和別人說話，好讓他知道，我沒有關注他。我沒有再找他說話。
這個叫民中的年輕人，他恨夢幻商場，恨那夢幻的又與他無關的一切。他恨我，他一瞥而來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讓我意識到我們之間無比寬闊的鴻溝。
他為他的職業和勞動而羞恥。他羞恥於父輩們的自嘲與歡樂，他拒絕這樣的放鬆、自輕自賤，因為它意味著他所堅守的某一個地方必須被摧毀，它也意味著他們的現在就必須是他的將來。他不願意重複他們的路。“農民”、“三輪車夫”這些稱號對這個年輕人來說，是羞恥的標誌。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們被追趕、打倒、驅逐，他憤恨他也要成為這樣的形象。
羞恥是什麼？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種非合法性和公開的被羞辱。他們被貼上了標簽。
但同時，羞恥又是他們唯一能夠被公眾接受和重視的一種方式，也幾乎是他們唯一可以爭取到權利的方式。媒體為那些礦難所選的照片，每一張都帶有巨大的觀賞性和符號性：呼天搶地的嚎啕，破舊、土氣的衣服，乞憐、絕望的表情和姿態，滿麵的灰塵，這些圖片、表情都是羞恥的標簽。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開胸驗肺”，雖然現代醫學早已能夠通過化驗來證明矽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訴失敗，使他明白，為了得到自己的權利，他必須選擇羞恥的方式，必須如此羞辱、破壞、貶損自己的身體。否則，他得不到公正。
他們做假、偷竊、吵架，他們肮髒、貧窮、無賴，他們做最沒有尊嚴的事情，他們願意出賣身體，隻要能得到一些錢。他們頂著這一“羞恥”的名頭走出去，因為隻有借助於這羞恥，他們才能夠存在。
直到有一天，這個年輕人，他像他的父輩一樣，拚命抱著那即將被交警拖走的三輪車，不顧一切地哭、罵、哀求，或者向著圍觀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傾訴。那時，他的人生一課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恥，而成為了“羞恥”本身。他靠這“羞恥”存活。
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讓二哥幫我請民中和他的父親到一家小飯館吃飯。他父親早早就來了，端著酒杯不停地敬，不停地喝，一會兒就有些醉了。九點左右的時候，民中才到，他不是來吃飯，而是來接他父親回去的。一看到他父親的神情，他就厭惡地皺起了眉頭，奪過父親手裏的酒杯，“走，回家，天天喝，早晚都要喝死。”二哥在一旁說，“咋，民中，架子還怪大呢，請都請不來？坐下，喝兩杯。”他坐了下來，低頭玩起了手機。
他始終沒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創傷，好像一看我，就印證了他的某一種存在。我給他拿筷子、放碗碟，又倒了一杯啤酒，殷勤、巴結地放在他麵前。他的手伸出一下，微微擋了擋，抬眼半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睛，繼續翻看他的手機。大概坐有十分鍾的樣子，他接到一個電話，好像是他的小兄弟出了什麼事，要他過去幫忙，他對電話那邊說，別著急，先穩住，我馬上過去。他的聲音帶著點霸氣，冷酷、鎮靜，一邊說著，一邊隨手端起啤酒，一飲而盡。喝完之後，他站起來，說有事要走。
我也站起來，說，“民中，那就再見吧，我明年再來看你們。”像一個嘮叨的而又無力的人那樣，我又補充了一句，“你要好好的。”
他的嘴角牽起一個詭異的微笑，說，“什麼好不好的，再見我，說不定就在監獄裏了。”他看我時的眼神，是另一個世界的眼神。我無法進去，也無法打破。
華商報的記者朋友始終沒有回信，估計沒有什麼希望。但想著既然說了，不問也不好意思。要走的前一天傍晚，我打了一個電話。記者告訴我，他去找過他們報紙新聞部門的人，對方說這事兒太普遍了，沒有報道價值，沒法派人出來。但是如果親戚老鄉有重大情況，他可以以私人身份幫忙協調。我說，那沒關係，那些人沒有我的親屬。我的親戚已被抓過了。
在一旁的二嫂說，“電視上都市快報都報過好多次了，該是啥樣子還是啥樣子，確實沒用。大哥的車被抓之後，給人家打過幾次電話，人家說來，一直沒來。”
放下電話，我竟也有如釋重負之感。真要讓我帶著他們一個個去找這些“肇事的”三輪車夫，去問各自的情況，恐怕還得羈留兩天。我似乎已經有些不耐了，也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去應付可以想見的一係列麻煩。
早晨五點半。小雨淅瀝。二哥和二嫂已經從住處走過來，穿著黑色的大膠鞋，披著雨披。他們推著三輪車，送我們走之後，還可以去拉早晨的活兒。下雨的早晨，是他們拉活兒的好時候。我和他們一起走出“如意旅館”，沿著有些泥濘的小路往街外走，賣早點的小鋪已經開門，門口兩個漆黑的巨大爐子已經升起旺旺的火，鍋裏麵的油翻滾著，老板娘的臉在這霧氣中隱約閃現。雨在簷前滴答下著，滴在同樣黝黑的、油膩的地麵上，往堆著垃圾的街道上滾落。拐幾個彎，經過二哥家，經過黑色的網罩起的街麵，經過垃圾巷，走過長長的生鏽的鋼材街，我們和二哥、二嫂分手。二哥、二嫂跨上三輪車，他們要在華清立交橋下拐個彎，才能到另一邊。在三輪車的突突聲中，他們的身影有點晃動，並且模糊不清。我看著他們在拐角處消失。
我們開始了回程。上華清立交橋，走約兩千米的樣子，來到滻河上的一座橋。我們下了車，站在橋上，看清晨的風景。
在毫無防備的情景下，我置身於另外一個世界：嶄新的、潔淨的、華麗的、現代的世界。橋的右邊是世園會所在地，2011年5月至10月是展覽期。深深淺淺、高高矮矮的園林，一個個修剪整齊的塔狀樹冠，以優美的弧狀在廣大的空間綿延。圓形的大花壇，各色的花朵，奇樹，盆栽，起伏的綠色草地，它們在大地鋪展開去，透著一股不容侵犯的幹淨、奢華和講究。園林裏麵的路筆直、寬大，從遠處眺望，雨中的大理石路麵泛著凜然的光。世園會被看作是西安展示自己國際化和現代化，向國際接軌的重要契機。從此景看來，這一接軌應該是成功的。
腳下的滻河水水麵寬闊，橋對麵幾座高樓豎立，威嚴、鎮靜。前麵是灞橋新城，各式各樣的樓群、立交橋、商場沿路拔起。寬大的、潔淨的馬路，高檔、現代的住宅，各種周到的配套設施，全新的商場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衣服、珠寶。在清晨的細雨中，西安城，一個潔淨、現代而又優美的城市。西安正以迅猛的發展擺脫由於曆史而帶給它的落後、凝重的麵貌。
就像鈍器突然擊中身體的某一要害，一陣疼痛，我的某一部分記憶複蘇了。一股油然而生的舒適感和熟悉感襲來。此時最想做的是回到明窗淨幾的家中，洗一個有充足熱水的澡，舒服地躺下來，放好音樂，好好休息一番。
那散發著異味的德仁寨，怪異的圍牆，並不如意的“如意”旅館，漆黑的廁所，垃圾巷，鋼材街，商場背後的三輪車夫們，在瞬間，變得恍如隔世，仿佛不曾存在過。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一城市是奧斯曼式的（指動用政府權力強製性地成片拆遷，清理城市貧民區，以構建現代都市的城市改造模式），直線的、大道的、廣場和主旋律的。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會現狀，忽略了那些隨機的、還沒能達到所謂“現代的”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現代的城市每推進一步，那些混沌的、卑微的而又充滿溫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後一步，甚至無數步。
注：本文為即將出版的《梁莊在中國》的第
二章西安篇，圖片均為作者梁鴻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