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愁與哀痛
手記中國
作者：梁鴻
土耳其當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視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時，他說他的內心充滿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語中，有宗教的含義。“呼愁”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鬱，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用中文來翻譯，“呼愁”或可以用“憂傷”來對應。“憂傷”，憂鬱、傷感、鬱結、凝聚、懷念，與真實的事物和情緒本身已稍有距離，有間隔，有審視的意味。它是一種集體情緒和某種共同氛圍，蘊藏在這個時代的每一處廢墟之中。並且，我們越是決心清除這一廢墟，“憂傷”就越是清晰地存在於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每個人心中。
是的，憂傷，當奔波於大地上各個城市和城市的陰暗角落時，當看到那一個個人時，我的心充滿憂傷，不是因為個體孤獨或疲憊而產生的憂傷，而是因為那數千萬人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場景和共同的凝視而產生的憂傷。憂傷不隻來自於這一場景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製度與個人，城市與鄉村等等，也來自於它逐漸成為我們這個國度最正常的風景的一部分，成為現代化追求中必須的代價和犧牲。它成為一種象征，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中。我們按照這一象征分類、區別、排除、驅逐，並試圖建構一個摒除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壘。
然而，如何能夠真正呈現出“農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夠呈現出這一生活背後所蘊含的我們這一國度的製度邏輯、文明衝突和性格特征，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並非因為沒有人描述過或關注過他們，恰恰相反，而是因為被談論過多。大量的新聞、圖片和電視不斷強化，要麼是呼天搶地的悲劇、灰塵滿麵的麻木，要麼是掙到錢的幸福、滿意和感恩，還有那在中國曆史中不斷閃現的“下跪”風景，仿佛這便是他們存在形象的全部。“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包含著諸多社會問題，歧視、不平等、對立等複雜含義的詞語，它包含著一種社會成規和認知慣性，會阻礙我們去理解這一詞語背後更複雜的社會結構和生命存在。
複雜性還遠不止這些。農村與城市在當代社會中的結構性矛盾被大量地簡化，簡化為傳統與現代、貧窮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衝突，簡化為一個線性的、替代的發展，簡化為一個民族的新生和一個國度的興起的必然性。我們對農村、農民和傳統的想象越來越狹窄，對幸福、新生活和現代的理解力也越來越一元化。實際上，在這一思維觀念下，“農民工”非但沒有成為市民，沒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農民化”。
一個詞語越被喧囂著強化使用，越是意義不明。與其說它是一個社會問題，倒不如說它是一個符號，被不同層麵、不同階層的人拿來說事兒。人們抱著麵對“奇觀”的態度去觀看，既淚流滿麵、感歎萬分，又事不關己、冷漠無情，“隻有轟動，而沒有真正的事件”（漢娜·阿倫特語，就耶路撒冷對納粹艾希曼審判過程中，記者的報道傾向和聽眾的心理特性所產生的感歎）。
我們缺乏一種真正的自我參與進去的哀痛。“當遭遇現代性時，我們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當代思想家亞西斯·南地認為，“現代性的語言是一種精算術的語言，我們學會了計量得和失，但是卻忘掉了怎樣去緬懷和表達我們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曆史和傳統，就是在麵對未來時過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語言來傳達憂傷，那共同風景中每一生活所蘊藏的點滴憂傷。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我試圖發現梁莊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說得更確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嬸、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吳鎮老鄉，那一家家人，一個個人，他們怎麼生活？我想細致而具體地去觀察、體驗和感受他們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們眼睛的每一次跳動，他們表情的每一次變化，他們軀體的每一次搖晃，他們呼吸的每一次震顫，他們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過的路和所度過的每一分一秒都記錄下來。我想讓他們說，讓梁莊說。梁莊在說，那也將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在說。從那些新聞和畫麵裏，我看不到這些。我們不知道梁莊發生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