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風》中描寫當政者腐敗醜惡的詩篇，具有政治批評的意義。總體而言，這些詩歌反映了下層民眾對當政者的不滿，乃至憎恨情緒，其中《伐檀》、《碩鼠》兩詩最為著名。
《伐檀》是一群伐木工人在河邊砍伐木材時唱出的歌。他們辛勤幹活，終日勞累，卻無衣無食，而那些所謂的“君子”、“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家裏糧食、獵物卻應有盡有。詩中伐木工人對這種不勞而獲的現象進行了嚴正的責問和尖銳的諷刺。
《雅》中的《大雅》大多數是王室貴族和朝廷官員以及樂官等所寫的歌頌周王朝的詩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大多數詩篇出於貴族文人之手，用於貴族宴會。
《小雅》中的少數詩篇來源於民間，他們或寫饑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敘事生動，描寫細膩。《采薇》是一首寫戍邊兵士的詩。詩的末章寫有“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詩句，融情於景，以樂景寫哀，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寫出了戍卒久役將歸的又悲又喜的真實情感。
《大雅》中有5篇史詩極富價值，它們是：《生民》、《公劉》、《綿》、《皇矣》和《大明》。這些祭祀詩所涉及的曆史，跨越了整個周族從產生到壯大再到立國的一個漫長時期，詩歌中有些人物和事件的發生遠在有史記載之前，因此在寫定這些長期流傳的部族故事中，帶有早期神話傳說中所特有的想象成分和傳奇色彩。
《頌》包括《周頌》、《商頌》、《魯頌》3部分。周代初期，人們心中的神靈觀念根深蒂固，祭祀是人們表示對神靈崇拜的重要方式，是人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祭祀禮樂由此也變得十分重要。
祭祀歌曲集中收入在《詩經》“頌”中的《周頌》裏。這些宗廟祭祀詩主要是歌頌祖先的文治武功，讚美他們的美德善行。
《詩經》不但思想深廣博大，而且藝術成就卓越非凡，對後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經》藝術風格樸實自然，《詩經》主要產生於兩三千年前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北方人民由於自然條件較差，生活勤勞，養成了樸實渾厚的性格，他們的歌唱也就自然表現出重現實、重實際、重真情的思想特征。
《詩經》十分富於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詩經》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作品是以當時的現實生活為寫作素材的，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當時500多年間的社會生活狀況，細膩地描繪了當時普通民眾的思想活動和感情世界。
《詩經》采用了多樣的藝術手法。《詩經》以古樸的四言詩為主，但並不拘泥於這種句式，而是富有變化，許多詩句常常衝破四言的定格，而雜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等。
《詩經》采用最多的藝術手法是賦、比、興。《風》和《小雅》多用“比”、“興”手法，《大雅》和《頌》用得較多的是賦。《采薇》就是用“賦”的手法寫成的。《氓》一詩中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 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
除了采用賦、比、興藝術手法外，《詩經》還適當地運用誇張、對偶、排比、層遞、擬聲等多種修辭，使作品搖曳生姿，文采斐然。
《詩經》句式整齊，聲調和諧，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結構常采用疊章的形式，各章詞句基本相同，每章更換一兩個字以表示事物發展的順序和過程。這種分章疊詠、詞句複遝的表現手法，能形成一種一唱三歎的藝術效果。
《詩經》的作者善於選用陳述、感歎、問答、對話、肯定、否定等多種句式，借助句式的多樣變化，以恰當而完美的形式表情達意，無形中擴大了句的容量，增強了詩歌語言的表達效果。
《詩經》奠定了詩歌的優良傳統，成為我國傳統文學和藝術藏量豐富的寶庫，對後世的文學和藝術創作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啟發和誘導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