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明庭
彭翔華編的這本書猶如是一條時間隧道，《武漢民間童謠輯注》的書名儼然是疾駛在高鐵軌道上的列車，轉瞬間載我穿越到了1937年。
當時我在漢口市立第九小學（今六渡橋小學）讀書，同學中在傳唱一首童謠：“來到六渡橋，一看冇得橋，不曉麼板眼，偏要這樣叫。還有龍王廟，也是冇得廟，小河連大江，洋船嗚嗚叫。”至今回想起來，不過是孩子們通過歌聲提出自己的疑問，除此以外沒有什麼別的意思。然而有人說：“兒歌不能以成人的眼光去批評，因為它的歌詞常在可解與不可解、似連貫而又不連貫的中間，這由於它所注重的聲韻自然，合乎兒童的天籟而不重辭意。”（戚維翰《兒童的歌謠》，見《婦女雜誌》第15卷第5號，1929年5月）
那一年，我的堂弟不滿一歲，他的父親喜歡教他“打蹬蹬”，堂弟總是兩腿彎曲往下跍，站不起來。突然有一天。這個小家夥不但在他的父親的巴掌上筆直的站了起來，而且麵帶微笑，好像自鳴得意。就在這時，他的父親高興地唱了起來：“打蹬蹬，顯奇能，越站越是有精神，列祖列宗齊保佑，易長易大易成人。”從此以後，他的父親見到人就宣揚：“我的兒子會打蹬蹬了。”舔犢深情，溢於言表。若幹年以後，我才弄清楚，原來這也是兒歌。鍾敬文在為黃詔年《孩子們的歌聲》所寫的序文中指出：“兒歌這個名詞所包括的意義，大約應該指的是兒童本身所作所唱的及別人為他們而作而唱的一切歌謠。”（黃詔年：《孩子們的歌聲》，國立中山大學1928年7月初版。）不過，“打蹬蹬”和“背馱馱”一樣，不是搖籃邊的“母歌”，而是朱自清所說的出自其他親長之口的“撫兒歌”。
1941年，我在一所教會中學讀初二，教英語的外國修士抓得又緊又嚴，他責令學生在課堂上用英語交流，少說或不說中國話。雖然他叫大家不考慮文法和單詞，說錯了他來糾正，然而同學們仍然窘態百出。課餘時間，幾個臭皮匠湊出了一首中西合璧的童謠：“father mother敬稟者，兒在校中read book，別的功課都good，惟有English不懂得。”唱完以後，相對拊掌大笑。盡管這隻是一群初中生在無奈之中的遊戲之作，然而它居然沒有淡出我的記憶。
從前，我有一個鄰居是麻子，每逢看到他，我就唱起從一個字到十個字的寶塔歌：“篩、天牌、烘籠蓋、雨灑塵埃、蟲蛀蘿卜菜、石榴皮翻轉來、核桃殼不分裏外、一天星鬥無雲遮蓋、月照紗窗點點漏下來、滿臉開花真正是逗人愛”。他聽到我唱就攆著我跑，要打我。當時隻覺得好玩，沒有想到有什麼不對，解放後才知道要尊重殘疾人和有生理缺陷的人，不能歧視和開玩笑。因此，在沒有閱讀翔華的打印稿以前，我就向他提出建議：如果你這本書中也有類似的歌謠，務必注明，這是為了保存研究資料而輯錄的，不要讓孩子們傳唱。
董橋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沒有童謠的年代》，這真是莫名其妙，哪裏會有這樣的年代呢？凡是有兒童的地方就有童謠。一代又一代人都是在口耳相傳的童謠中成長的。汪曾祺在《童歌小議》中說，他五歲上幼兒園時，曾經唱過：“拉鋸，送鋸，你來，我去。拉一把，推一把，嘩啦嘩啦起風啦......”，到了他六十六歲，他的孫女還在唱這首歌。（《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1938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者強占了武漢，深重的災難延續七年多，照樣有童謠流傳，比較典型的一首是：“東洋鬼子矮又矮，侵略中國拐又拐，總有一天抓到你，把你塞進麻布袋，等到三更半夜後，抬到江邊就一摔，摔呀摔，水流長江歸大海；摔呀摔，叫你嗚呼又哀哉。”當然這隻是兒童們暗地裏偷偷傳唱，歌詞肯定是大人寫的。
又比方在人妖顛倒、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在上山下鄉的武漢老三屆知青中，不是在大唱特唱《我愛武漢的熱幹麵》麼？古人有“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的詩句，孩子們其所以淚隨聲下的唱熱幹麵，無非是借此抒發對家庭和武漢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