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階段裏，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裏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麵，還有陰的一麵。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曆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隻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裏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並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四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曆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麼，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隻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幹淨、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麼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台麵上的人，必須用台麵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隻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隻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隻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