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抗倭捷報：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一個也不能少
嘉靖年間，不僅朝廷上混亂異常，地方上更是烽火四起。由於明朝統治者的剝削日甚一日，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早在嘉靖初年，就有農民起義發生；到了嘉靖中後期，更加頻繁，總計不下四五十次，幾乎波及了明朝的所有省區。明朝的日漸衰落，更引起了巨大的邊疆危機。
倭患由來已久。元末明初時，日本國內一些失意的土豪和浪人，在中國沿海地區，武裝走私，殺掠邊民。從遼東經山東、浙江直至廣東的漫長海岸線上，經常登陸剽掠。明太祖建國後，一再遣使赴日，要求日方停止“縱民為盜，肆侮鄰邦”。但外交的努力不見成效。於是明太祖開始加強海防，保衛邊疆。洪武二年（1369），明朝軍隊一次就生擒了數百人。永樂時期，更是在遼東取得了“望海堝之役”的勝利。永樂十七年，倭寇二千餘人從海上騷擾望海堝，遼東總兵劉榮率兵力戰，倭寇大敗，明軍“生擒數百，斬首千餘”。此後倭寇雖屢有侵擾，但終未釀成大患。
但是到了嘉靖年間，由於明朝國勢的衰弱，倭寇再一次猖獗起來。嘉靖二十六年（1547）冬搶掠福建漳州。次年夏，搶掠浙江寧波府雙嶼港、福建漳州府月港、泉州府浯嶼。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後，倭寇在東南沿海更是如入無人之境，自江蘇直至福建，處處都是倭寇活動的警報。倭寇經常駕駛著數百艘戰艦，在沿海以及長江肆無忌憚地橫行，而明軍卻拿他們沒有任何辦法。到了後來，倭寇更是大舉登陸，攻城略地，殺官戮民。以嘉靖三十三年被攻破的昆山縣為例，境內的房屋十有八九都被燒毀了，人口被擄去十之四五。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無不受其害，連陪都南京也遭到了圍攻。倭寇甚至沿長江直入內地，今天安徽境內的徽州、寧國、太平等地也受到波及。在整個嘉靖後期，倭寇先後攻陷城池上百座，塗炭數千裏，殺死軍民數十萬之多。嘉靖三十三年，江陰被攻陷，當地城鄉被殺的人口竟然達到幾萬人。嘉靖四十一年，偌大一個興化府城竟然被倭寇攻陷，被其瘋狂占據並擄掠了長達三個月之久。
倭寇的猖獗有很多的原因，但最終都要歸因於當時明朝的衰落與腐朽。就拿明軍的戰鬥力來說，浙軍五千餘人，分三路進攻倭寇的巢穴陶宅；倭寇二百餘人來戰，結果諸軍還未接戰就四散奔逃。青徐六千人與倭寇六十多人相遇，結果卻打了敗仗，三千多人在自相踐踏中死亡。
麵對倭寇的屠殺和明軍的腐敗，東南民眾自發地組織抵抗。工商業者紛紛出資幫助官府修築城牆，募勇抗倭。鄉間的民眾，甚至包括婦女，也紛紛手持農具，抗擊倭寇的肆意搶掠。在民眾的感召下，一批愛國的明朝大臣站了出來，開始著手加強邊防，用武力打擊倭寇的入犯。嘉靖二十六年，朱紈擔任浙江巡撫。他在任期間加強海防，先後斬殺了通倭者九十六人，後來竟然被彈劾落官。報國無門的朱紈憤然自殺。嘉靖三十四年（1555），明軍在盧鏜的率領下，從水陸兩路，對來犯的倭寇予以迎頭痛擊，斬首二千級，取得王江涇大捷。
在這場勝利的鼓舞下，繼任浙江巡撫胡宗憲開始積極地應對倭寇。同年，胡宗憲在嘉興用毒酒毒死了倭寇數百名。次年，又破倭於乍浦。此後，利用汪直、徐海、陳直等與倭寇巨頭之間的矛盾，以計謀一一殲滅。但是，由於胡宗憲與嚴嵩有瓜葛，嘉靖四十一年（1562）下獄而死。不管胡宗憲人品如何，正是在他坐鎮東南的這段時間裏，明朝的對倭戰爭扭轉了敗勢。戚繼光等著名愛國將領，也在他的提拔下開始獨當一麵。
戚繼光（1528—1588），出身於山東登州衛一個世襲軍官之家。他自幼就立誌報效國家，寫下了“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詩句，把剿滅倭寇作為己任。嘉靖三十四年，他從山東調往東南，參加抗倭的軍事活動。在目睹明軍的戰鬥力之後，戚繼光下定決心招募一支新軍。嘉靖三十八年秋，戚繼光親自到浙江義烏，招募了礦工三千人，製定紀律，嚴格訓練，並根據東南的地形，創製了“鴛鴦陣”的戰術。經過兩個月的緊張訓練，這支新軍成為極具戰鬥力的精銳，開赴抗倭前線。由於這支軍隊在日後的戰場上英勇善戰，屢立軍功，被譽為“戚家軍”。嘉靖四十年（1561），戚家軍在龍山大敗倭寇，接著九戰九捷，斬獲敵人首級一千有餘。在其他兄弟部隊的配合下，浙東的倭患遂告平息。嘉靖四十一年，戚繼光率軍入閩剿倭，一路上無往不勝。僅在攻克平海衛的戰鬥中，就擒斬倭寇二千二百名，救出被擄男女三千餘人。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倭寇二萬餘人圍攻仙遊城。戚繼光采取各個擊破的戰術，一舉消滅全部倭寇，成為中國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至此，福建的倭患暫告平息。嘉靖四十五年，戚繼光又平息了廣東境內的倭患。至此，延續了十幾年的倭患終於得到了有效的解決。
俞大猷與戚繼光齊名，善於用兵，多次打敗倭寇，其所部號為“俞家軍”。從浙江開始，俞大猷與戚繼光轉戰數千裏，先後平息了福建、廣東的倭寇。難能可貴的是，俞大猷胸懷寬廣，雖屢遭貶黜，仍一心為國殺敵。
江南作為明朝的經濟中心，物產豐富，工商業發達，是明朝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但到了嘉靖年間，明朝根本無力提供必要的武力保護，以至於倭寇跳梁於東南長達十幾年，明朝國力的空虛一覽無餘。但民眾為了保家衛國，與愛國將士同心協力，終於幫助明朝度過了這一難關。
在江南財賦重地受到倭寇侵擾之時，作為政治中心的北方也陷入了另一場危機。蒙古鐵騎的不斷南侵，讓明朝政府無暇他顧，北京更是連連戒嚴。
“土木堡之變”後，蒙古瓦剌部由於內部矛盾叢生，而導致其勢力不斷衰落，韃靼部則逐漸強大起來。從十五世紀後半葉起，韃靼部占據了河套地區，並以之為基地，不斷南侵明朝。至嘉靖中期，在俺答汗的統治下，勢力愈發強大，入侵的次數也就格外地頻繁起來。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汗再次舉兵南下，攻掠大同，明軍一觸即潰，總兵張達等人戰死。八月，俺答汗繼續東進，攻破了北京外圍的長城，直抵北京城下。擄掠附近村鎮的居民，焚燒廬舍，火光日夜不絕。明朝無力抵抗，隻能任憑俺答汗的軍隊肆意燒殺。過了八天，俺答汗主動回師，北京城才算是幸免於難。這一年是農曆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嘉靖三十一年（1552），邊事再起，俺答汗多次率軍攻略明朝北部邊疆，長城形同虛設，蒙古出入如無人之境。北京為此多次戒嚴。這種情況，直至隆慶年間才有所好轉。隆慶四年（1570），由於三娘子以及明朝官員的努力，雙方握手言和，明朝總算度過了北部邊防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