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嘉靖朝發生的一切，不禁讓人聯想到王朝末世的衰敗。政局混亂，各地起義風起雲湧，邊疆危機日益嚴重。雖然有戚繼光這樣的能臣，但也隻能暫時應對明朝表麵的危機，無法治療從骨子裏壞掉的政治體製。可是，曆史經常會跟我們開玩笑。明朝在1566年世宗入土為安之後，又步履維艱地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之所以會存在這樣的變局，朱元璋也許應該感謝張居正。正是他的一番改革，為明朝這輛破車安上了新的引擎，牽動著明朝繼續前行。
第五節中興微光：張居正與“一條鞭法”
明世宗在位長達四十五年，在明朝僅次於其孫神宗萬曆，在整個中國曆史上也很少有。此期，明王朝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他篤信道教，長期不上朝理政，把政務交給嚴嵩等奸臣處理。嚴嵩獨攬大權，排斥異己，陷害忠良，搞得朝廷上下一派烏煙瘴氣。邊疆形勢嚴峻，北麵蒙古經常侵擾邊境，東部沿海地區倭寇不斷登陸，燒殺搶掠，極為猖狂。明王朝國事日衰，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勃勃雄姿。一個破敗的爛攤子，在等待他的繼任者明穆宗的收拾。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駕崩，其第三子朱載垕繼位，是為明穆宗（1567—1572）在位，改第二年（1567）為隆慶元年。盡管明穆宗在位的時間與其父親世宗相比並不長，隻有六年，但他是比較有作為的。他改正了世宗在位時的一些過失，開啟了一個較好的風氣。明代的皇帝值得稱道的，除了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外，恐怕就隻能數穆宗了。有人說穆宗好色成性、生活淫亂，是他最大的缺點。試問自古皇帝不好色者能有幾人？隻不過有些皇帝功績顯赫，從而掩蓋了他們的缺點和過失。也許我們應該更加寬容地對待穆宗，給他一個客觀的評價。除了政治比較清明外，穆宗最難能可貴的地方，還在於他發現、選拔、重用了一批人才，給他兒子留下一筆巨大的政治財富。文有高拱、張居正，武有戚繼光、李成梁。正是這些人，為萬曆初年的新政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張居正更是萬曆初年的實際掌權人和萬曆新政的推行者。
隆慶六年（1572）閏三月，明穆宗病危。他自知大去之期不遠矣，趕緊召見高拱、張居正、高儀、馮保等人，讓他們盡心輔佐皇四子朱翊鈞。五月穆宗去世，時年三十六歲。六月十日，年僅九歲的朱翊鈞在群臣擁戴下繼皇位，以第二年（1573）為萬曆元年。這樣，朱翊鈞開始了他漫長的統治生涯。神宗在位初期（1573—1582），他隻是名義上的皇帝，朝政完全掌握在輔政大臣、大學士張居正手裏。穆宗陳皇後和神宗生母李貴妃，則在幕後操縱。一方是為自己講課的師傅，一方是嫡母和親生母親，年紀幼小的神宗隻能聽從他們的意見，不敢自作主張，稍有越軌就會被訓斥。不管神宗是出於對張居正的尊敬還是畏懼他的權威，但是神宗繼位初期，確實是非常信任張居正的，可以說是言聽計從。這種情形，為致力於改革的張居正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英雄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今屬湖北荊州市）人，又稱張江陵。張居正的先祖張關保是鳳陽府定遠縣（今安徽定遠）人，和明太祖是同鄉。元朝末年隨朱元璋起兵，被授予歸州長寧（今屬湖北秭歸縣）所世襲千戶之職，張家遂隸籍湖廣。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曾七次參加科舉，均名落孫山。無奈之下，他把希望都寄托在長子張居正身上，希望他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張居正果然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十二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二十三歲（1547）中進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升為編修。以後不斷晉升，穆宗在位時已任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與高拱並為內閣宰輔，深受穆宗的賞識。隆慶二年（1568），張居正上《陳六事疏》，提出省議論、振綱紀、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項施政措施，這份奏疏體現了他的依法治國思想，內容都切中時弊，可以看出是他經過仔細的觀察與思考後才提出來的。明穆宗對這份奏疏十分讚賞，當即命令下發各有關部門執行。但是，當時的首輔李春芳不想有所作為，對張居正的奏疏也是敷衍了事，並沒有認真執行。這令張居正十分寒心。他知道，隻有自己成為內閣首輔，才能徹底貫徹改革計劃。機會終於來了，穆宗去世的當年，張居正便與宦官馮保合謀，驅逐當時的首輔高拱。馮保與高拱向來不睦，卻與張居正甚密，二人一拍即合，事情進展很順利。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神宗登基的的第七天，神宗下旨將高拱革職，以張居正為首輔。
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後，排除了改革的人事阻力，接下來他便著手進行改革。他以天下為己任，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進行了一係列改革。由於神宗積極支持他的改革措施，所以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張居正的改革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整頓吏治。明代中期吏治腐敗十分嚴重，為了改變各級官吏因循守舊、貪汙腐敗、辦事拖遝、不重實效等弊病，張居正創立了“考成法”，用以考察官吏的政績。張居正以考成法為依據，賞罰分明，獎善懲惡。對於那些秉公辦事、為百姓著想的廉吏，列為上考；而把那些敷衍上司、花言巧語、不辦實事、搜刮百姓的官員列為下考。他把整頓吏治與對黎民百姓的態度聯係起來，這在曆史上是罕見的，體現了他“以民為本”的思想。這樣既穩定了社會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在實行考成法的過程中，許多貪官、冗官被裁汰，一些政績卓著的低級官員被破格提拔，為國家機構注入了新的活力。張居正還抑製各地強宗豪族，禁止他們欺壓百姓，為非作歹。他用法度伸張朝廷權威，振肅綱紀，一些豪族的不法行為得到了抑製。經過張居正的精心治理，明代吏治得到了極大改善。
第二，整頓邊防。明代嘉靖年間，邊疆形勢開始嚴峻，始終被“南倭北虜”所困擾。南倭在嘉靖末年基本平定，“北虜”問題卻遲遲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韃靼人經常進入明朝邊境搶掠財物殺害百姓。早在隆慶年間，入閣不久的張居正在首輔徐階和內閣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鞏固邊防的工作。他任用譚綸、王崇古、方逢時、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駐守邊防。尤其戚繼光和李成梁，都堪稱是一代名將。在嘉靖年間，戚繼光率領他的戚家軍和俞大猷等在東南沿海並肩作戰，最終平定了倭寇。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將戚繼光調到北方，鎮守薊州（今天津薊縣）。此年戚繼光被任命為都督同知，負責薊州、昌平、保定三鎮軍務，此三鎮緊靠京師，從而有效地防範了蒙古對京師的進犯。戚繼光鎮守薊鎮十六年，蒙古軍隊幾次來侵犯都沒有得逞。李成梁於隆慶四年（1570）以遼東都督僉事之職代理遼東總兵職務，鎮守遼東。萬曆二年（1574），李成梁升任遼東總兵，統轄東北軍隊，西防蒙古，東防女真。李成梁鎮守遼東二十多年，多次打敗蒙古人的進犯，鞏固了明朝的東北邊防。戚、李二人在鎮守北部邊疆的過程中，經常相互配合，共同抵禦蒙古，使得邊境防禦力大大加強，蒙古不敢輕易犯邊。史書稱讚戚繼光為“古來少有的一位常勝將軍”，稱讚李成梁說“邊帥武功之勝兩百年所未有”，盡管有溢美之詞，但基本符合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