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裏頭文化 指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所代表的一類考古學文化遺存，是介於河南龍山文化和二裏岡文化的一種考古學文化。該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布於晉南、豫西，尤其以二裏頭遺址發現的該類文化遺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以此命名。二裏頭文化是進行夏文化探索的主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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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早在殷商時期就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觀念。祭祀與戰爭相提並論，同時也被看做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三星堆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和眾多玉石器精華，以及大量金器、象牙、海貝等重器的出現，足見宗教祭祀在當時社會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星堆遺址出土數十件青銅、玉石兵器，說明當時戰爭的激烈和經常化。當戰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規模時，就產生了強大的軍隊。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神器底座有武士雕像，反映了軍隊已經出現。軍隊的出現，標誌著奴隸國家已經建立。
脫胎於三星堆的十二橋文化
大約從公元前3100年開始，盛極一時的三星堆古城突然被廢棄，舉世矚目的三星堆文明也隨之終止了在該地的發展，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曆史長河之中。
這時，有著與三星堆同樣發達的另一種古文化在成都的十二橋地區悄然興起，一直到後世的春秋中期，形成了長江上遊文明在成都平原繼續發展的曆程。
到了商代，成都十二橋地區居住的人們越來越多，隨著人口的增多，房屋建築也形成了較大的規模，小型房屋與大型宮殿建築相互連接，互為配套，構成一個規模龐大的木構建築群。這一建築群總占地麵積超過15000平方米，其中木結構建築將近10000平方米。
這時的建築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木骨泥牆式建築群，也有大型幹欄式木構建築群。這些房屋建築中，有呈長方形的幹欄式小型房屋，也有地梁直接與地麵接觸的帶有廡廊的大型宮殿建築。
大型建築屋麵為懸空設計，下方以木樁作為支撐，平麵有長約12米的地梁，其上鑿有規整的方形和圓形卯孔，柱洞縱橫對應整齊，上部是較為規矩的大型梁架結構。
此外，人們在建築群體內有一定規劃和功能分區，每個區內又有一定的布局結構。一般是大型排房宮殿性建築，其房屋布局也很有規律，長度都在20米以上，其中最大的一座房屋寬近8米，長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個開間，麵積在430平方米以上。
在建築群的南部是人們日常生活居住區、作坊加工區和小型墓葬區。這裏有大量的紅燒土堆積，有成排的陶窯群，陶窯均由工作麵、窯門、火膛和窯室組成；有400多個灰坑，90多座墓葬，還有跪人、臥虎、盤蛇等眾多圓雕石像。
在城東部是宗教儀式活動區，在這麵積約8000平方米的範圍內分布著大量的精美絕倫的珍貴藝術品，有金器、銅器、玉石器等禮儀用器，以及眾多的象牙和龜甲等祭祀用品。
在這裏還有三處特殊的祭祀遺跡，一是象牙堆積坑。坑內有規律地平行放置大量象牙，最長的近1.5米。堆積坑共分8層，擺放著數以噸計的象牙，在象牙層中還放有玉器和銅器。
二是石璧、石斧、石璋形器半成品分布區。麵積約300平方米；三是成片的野豬獠牙、鹿角、象牙、陶器和美石的集中分布區，麵積約300平方米。
人們能夠建築如此規模且分區明確的建築群，得益於農業的飛速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這時，農業生產工具又有所增加，新出現了一種翻土工具名為鹿角器，並在農業中大量應用。
農業生產發展的同時，防洪灌溉技術日趨成熟，人們根據需要建造了多處農田水利工程和治水設施。這些水利工程的治水設施完全由人工完成，全用竹篾和卵礫石砌築，也是成都平原最早的水利工程。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家畜飼養業也進一步發展。人們家養的動物有豬、狗、牛、羊、雞等種類，其中家豬的飼養最為普遍，約占家養動物的75%。
家豬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間個體為主”，可見，大多數已是成年豬。家豬的飼養與農業生產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係，從另一側麵反映了當時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
此時的陶器製作技術也有了進一步發展，陶器以夾砂陶、灰陶為主，種類更加豐富。典型陶器以尖底器、喇叭口罐為重要特色，並貫穿始終。不僅陶器製作技藝精良，玉石器加工製作也更加精細。
玉器曆來作為貴重物品，上乘的玉器價值連城。此時期的玉器主要是禮器，數量多，品種全，幾乎囊括了我國青銅時代玉器的主要種類。玉器的開料使用線割、鋸割和板割等多種方法，打磨較以前更加規整、光潔。
此外，金器和銅器的加工製作技術更加精湛和嫻熟，金冠帶便是當時金器加工的代表作。金冠帶是用金條錘打而成，長0.59米，寬0.04米，其組合圖案與廣漢三星堆金杖上的魚鳥圖案和人頭像十分相似，具有王權的象征。
可見，居住在宮殿中的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領，而是國家的統治者。銅器的製作更加精美，工序也較為複雜，多數器型偏小，很多器型也都是從三星堆文明沿襲而來。
3000年後，人們在十二橋地區發現了這一遠古人類遺址，並依據發現地而將其命為“十二橋文化“。十二橋文化大型遺址群主要分布於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綿延10多千米。十二橋文化完全是從三星堆文化中脫胎發展而來，前期承襲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
十二橋文化仍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其分布範圍為川西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川中的嘉陵江流域、川東長江沿岸、長江中遊的鄂西地區以及陝南漢中地區，這些地區都發現有相類似的古文化遺存。
十二橋、羊子山、金沙等重要遺址所出的遺跡和遺物，展現了長江上遊文明發展前進的步伐。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成都已經形成一個綜合國力十分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一時期階級分化進一步加劇，奴隸製國家已經發展壯大，貧富懸殊也更加明顯，這在墓葬中表現極為明顯。
在已發現的墓葬中，約有一半的墓葬沒有隨葬品，有隨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隻有五座墓隨葬器物豐富。隨葬品包括陶器和一定數量的銅器和玉器。
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銅製和玉石兵器、如戈、矛、劍、鉞等。彭縣竹瓦街西周銅器窖藏的五件一組的列和戈、矛、劍、戟等兵器同放在一個大陶缸中，說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觀念進一步得到了體現。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四川盆地迎來了又一個青銅文化的高峰，墓葬文化異彩紛呈，長江上遊文明進入了新的發展繁榮時期。
[旁注]
宮殿建築 又稱宮廷建築，是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突出皇權的威嚴，滿足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享受而建造的規模巨大、氣勢雄偉的建築物。這些建築大都金玉交輝、巍峨壯觀。我國古代宮殿建築采取嚴格的中軸對稱的布局方式，宮殿建築物自身也被分為“前朝後寢”兩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