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哪！我多麼想盡早結識這位老前輩……
二
但由於我當時尚在大後套工作，天隔一方，並認為這位學貫古今的“大筆杆子”必然“門檻甚高”，故沒敢貿然造次拜訪。卻誰料隨後聽到的消息又令我大吃一驚，有人竟告訴我，曾在內蒙古圖書館見過他，穿著一件光板子老羊皮襖，腰裏還紮著一根繩。典型的農村老漢打扮，卻偏要灰頭土臉地進城來查書。還有人這樣告訴我，在舊城的老燒賣館裏也曾見過他，混跡於一群市井之輩中正在喝茶閑聊。半兩燒賣一坐就是大半天，和三教九流的喝茶者相聚甚歡……直至此時我才逐步零零散散了解到，先生在青年時期即成為名噪一時的大記者。著名學者常任俠稱他為“綏遠青年詩人劉映元”，《申報》等著名報刊也常以整版篇幅轉載他的通訊報導文章。據說他還奉傅作義將軍之命到延安抗大學習過，但綏遠和平解放後卻又下過監獄，而旋即又被提前釋放，並被聘為呼和浩特政協委員及內蒙古文史辦編外采訪人員。人常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反右鬥爭之後他竟又“未卜先知”地“自尋出路”了。1960年即自覺自願地將自己下放於農村，腳踏實地認認真真當起了農民。文人蛻變到土得掉渣兒，扔在老農堆裏你絕對難將他挑揀出來。但這又不能不說這是“大智慧”之舉，果然後來還多虧五裏村鄉親寬厚才使他躲過了“文革”這一劫。隨後便是改革開放後的複出，重又“文如泉湧”了。雖然此後不久我也調回了呼和浩特市，但又怎好意思去打擾老先生的“奮筆疾書”呢？
除此以外，似乎還有兩個原因——
其一，既然已初識先生的“廬山真麵目”，當然也就覺得他熟知舊綏遠的政、軍、農、商、教，以及各族各界高層人士和重大事件不足為奇了。更何況，我畢竟比先生小二十多歲，在改革開放大潮地湧動下似乎也隻顧了自己的“文學追求”了。其二，隨著突破“兩個凡是”，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也似雨後春筍般湧現了。足以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當然曾被視為“奇葩”的《內蒙古文史資料》也就隨之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了。總之，那段時間人們均很浮躁，我也跟著浮躁，故而竟對先生有所忽略了。
罪過！也算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現……
直到1999年退休了，我才重又捧讀起劉映元老先生的文章。那是因為浮躁之後必將回歸沉靜的反思，麵對著諸多嘩眾取寵的文學作品似仍需尋求回歸。當然，我所百讀不厭的仍然是先生寫三教九流相關史誌，並且回味無窮地發現他絕對可稱之為“大家手筆”。比如說，人們議及先生文字功力時，往往僅用“語言流暢，樸實無華”而論之。且不說這就是文學創作中很高的境界，就單論先生文字中那含淚的調侃、辛酸的幽默、迥異的“畫龍點睛”、詼諧的似褒似貶等等，也均是先生常人難及的語言特色。結合先生坎坷多變的經曆，我甚至懷疑他似乎一直在“遊戲人生”、“遊戲文字”？為此，我進而覺得先生的史誌文字頗值得專家學者研究。
好在劉映元先生終於迎來了人生第二春……
據說，他似乎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內蒙古西部地區的一部《大百科全書》，不但各盟市紛紛來請教查詢。而老先生在徹底“解脫”之後，似也顯得更是“不用揚鞭自奮蹄”了。不顧老邁年高，由昔日一篇篇小塊文章開始向一本本大部頭的史誌專著拓展了。如《綏遠兵匪誌》、《邊疆文化史》、《傅作義先生年譜》等等。當應指出，老先生精疲力竭“發揮餘熱”寫出的這批文章，確是奠定了他在文史界不可撼動的權威地位，但不知為什麼對比他前期所寫作品，比如《包頭死人溝的“梁山”》、《我所知道的長頭發教》、《西口菊部舊聞—呼和浩特梨史話》等等，又總覺得讀起來稍顯“一本正經”，不那麼“有滋有味”了。時而顯得下筆匆匆，時而又略顯拖遝。有人把這歸咎於先生的老邁，有人把這歸咎於對他的稿約太多，更有人把這歸咎於他再不用在史家所言“直筆”和“曲筆”上徘徊了……而在我看來，回想一下司馬遷所說：“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者尚可給人一些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