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揚與小說《第二次握手》在60至70年代，曾經深深地感動過中國的一代人，也是建國以來跨時最長影響最大的一樁文字獄冤案。我和作家張揚既是筆友，又是摯友，更是受過這篇小說手抄本影響的年輕人。因此，我對張揚本人與小說《第二次握手》的前前後後，有著較多的了解。
1944年5月19日，張揚出生在河南省長葛縣。他的父親是一名投身抗日武裝鬥爭的青年知識分子，母親是陝西醫學院學生。張揚剛出生兩個月，其父就被敵偽暗殺。年僅十九歲的母親，為了躲避敵人斬草除根地追殺，抱著他時常藏身於青紗帳和野墳地裏，曆盡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風。
抗戰勝利後，張揚隨母親投奔到南京的舅舅家中。他的舅舅是齊魯大學理化係的高材生，曾任貴陽醫學院副教授，日本投降後到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科技參讚處工作，直至全國解放去北京成為中國醫學院藥物研究所的一位化學家，即《第二次握手》中蘇冠蘭教授的原型。
張揚幼時隨母四處漂泊，去過很多地方，自1950年開始定居長沙。他4歲已能認識500餘字，8歲開始閱讀長篇小說，10歲“啃”起魯迅作品。以至於，他後來的性格和文風受魯迅影響很深。他從小學到中學，一直表現出作文天賦。1961年10月26日，17歲的張揚在《長沙晚報》發表處女作散文《婚禮》。可是，他在1962年和1963年，連續兩年報考大學文科，均名落孫山。
按照張揚自己的說法，他形象思維好，擅長文學，卻又討厭當時的文風，鄙視文藝，所以隻崇拜科學家。因為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偽。於是，他傾心科學家和科技題材的小說創作。但限於當時的年代，他隻能是寫給自己和幾個朋友欣賞而已。1963年春天，他偶然聽到姨媽和母親說起，外公當年幹涉舅舅一段刻骨銘心戀情的軼事，後來便成了《第二次握手》的開頭：“蘇冠蘭教授家的小院中，一位器宇不凡、容貌美麗的女客人，不知何故來而複去……”。張揚立刻去北京舅舅家中小住考察，不久回到長沙寫下短篇小說《浪花》，1964年又改成中篇《香山葉正紅》。1965年9月，張揚上山下鄉到瀏陽縣大圍山區當了知青。1967年又將《香山葉正紅》寫成了10萬字的第三稿。可他曆次所寫的手稿，都因借人傳閱而流失。
血氣方剛的張揚，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參與者，但很快對這場“文革”產生置疑，並公然發表攻擊“文革”和林彪副統師的言論，很快成為徹頭徹尾的“現行反革命”，不得不於1969年底開始一生中的第二次逃亡。逃亡期間，他的創作欲望仍未泯滅，再次將《香山葉正紅》第四次改寫成《歸來》，並將手稿存放在朋友處。1970年2月下旬，張揚被抓捕歸案。罪名：惡毒攻林副統帥。與此同時，《歸來》手稿在社會上開始廣為流傳。1971年9月，林彪叛逃墜機身亡，張揚的反林罪名隨之不複存在。1972年12月底，張揚獲釋後驚奇地發現，《歸來》已在全國以各種書名，多種形式，即手抄本、油印本、改編本和口頭故事等等，迅速擴散傳播，影響越來越大。盡管經曆過牢獄之災的張揚，對現行政治已開始略知一二，本能地有了不祥之感，但早已無法控製事態的發展。他一不做二不休，1974年幹脆在大圍山又寫下了20萬字的第五稿，仍題名《歸來》。
1974年10月，《北京日報》內參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廣大群眾中傳抄並受到熱情讚揚的盛況，引起“四人幫”成員姚文元的高度警覺。他立刻命人找來一本研讀，很快認定這是一起利用小說反黨的重大事件，親自批示，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直接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勒令公安機關嚴厲追查。
1975年1月7日，張揚在大圍山農舍第二次被捕，隨即送往湖南省公安局看守所羈押。該所原是湖南反動軍閥何鍵的“模範監獄”，更為湊巧的是，關押張揚的那間號房竟然當年關押過行刑前的揚開慧烈士。張揚在陰冷潮濕的監房裏，不禁想起當年慘遭敵偽暗殺的年輕父親，仿佛揚開慧英靈也再現眼前，視死如歸走向刑場，頓時有了一種悲壯的感覺。
張揚當時被羅列的罪名主要是，利用小說歌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總後台周恩來總理，竭力吹捧資產階級臭老九知識分子，以科學技術重要宣揚反動學術權威，讚美腐朽黃色的資產階級愛情，為反動家庭樹碑立傳，實屬罪大惡極。1976年3月，張揚由拘留轉為正式逮捕，數罪並罰，內定死刑，並於6月正式提起訴訟。就在張揚想象著自己即將追隨父親和揚開慧烈士而去的時候，正值10月迎來了“四人幫”被徹底粉碎的特大喜訊。他再次劫後餘生。
張揚本以為像林彪事件一樣，自己又會立刻重獲自由。可是從政治的角度看，當時的張揚還是太幼稚了。由姚文元一手製造，公安部長(華國鋒)親自督辦的冤假錯案，平反時又受到已成為中央大人物(華國鋒)的竭力阻撓，致使小說《第二次握手》和作者張揚，仍然難見天日。全國許多傳抄傳播者，更是繼續受到株連迫害。這起本應該早就順天意合民意平反的文字獄奇冤大案，竟然再次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