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瑰寶——敦煌遺書3
絢麗且獨特的敦煌文學
敦煌文獻中蘊藏著十分豐富的文學資料，它們在思想內容上豐富多彩而又獨具特色，反映了千餘年間特別是唐五代宋初時期敦煌及其周邊地區生活的方方麵麵，也反映了國內其他地區乃至國外某些民族和地區生活的一些斷麵。
敦煌文學突出的特點是以俗為主，以樸見長，具備平實質樸的大眾文學特色，其鮮活飽滿的人物形象，通俗質俚的語言，活潑多樣的大眾化體式，豐富多彩的藝術表現手法，令其絢麗多姿且又獨樹一幟。
敦煌文學作品的數量很大，可歸為六個大類：說唱類、曲辭類、詩賦類、小說類、散體文類和雜著類。
說唱類為唐宋時期說唱藝術的文學底本。我國講唱文學源遠流長，唐宋時期十分興盛。可歸入此類的文學作品有講經文、變文、因緣、話本、詞文、詩話和故事賦等。
這類作品的共同特點是適合說唱，或重在講說，或重於唱吟，或說唱並重，表現在書麵上則是或以散文為主，或多用韻文，或散韻結合，有的還保留有所用唱調的痕跡。其語言通俗易懂，有些甚至純用口語，適合普通民眾視聽。
講經文是唐宋時期寺院中俗講僧進行俗講時使用的底本。佛教傳入我國後，為了宣傳教義、爭取信眾，采用了不少辦法，其中麵向世俗大眾采用說唱的形式通俗講解佛經經文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
俗講的主要內容為佛教經文，同時大量增加故事性、世俗性成分，形式上注重通俗化，以達到吸引聽眾、增強宣傳效果的目的，施行以後，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
敦煌講經文的一般結構為：開篇多為“說押座”，“押”可通“壓”，所謂押座，乃是一種開場前安定聽眾，使其專心聽講的方式，此段文字即稱之為押座文。
接著唱出所講佛經的題目，並對經名逐字逐句加以詮釋。然後再講誦出一段經文，又對其闡釋解說，如此遞相往複，將經文一段一段講完。
解經時允許聽眾就疑難之處發問，法師據其詰問給以解答。俗講結束時，一般有一段“解座文”，以敦勸和吸引聽眾下次繼續前來聽講。
為適應聽眾大眾水平，闡釋經文非常注重內容的大眾化、通俗化和趣味性，運用講故事、寓言、比喻、對話等手法，把抽象的教義蘊含在故事情節或具體事物的描繪中，使其易解易明、親切生動、引人入勝。
在表現形式上有說有唱，散韻結合，講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韻文，說說唱唱，注重文辭的音樂美。有些唱詞上還注有“平”、“斷”、“側”、“吟”、“韻”、“吟斷”、“平側”、“側吟”等大約是表示聲腔的說明性文字，可見講經時應有多種詠唱調子，唱腔富於變化。
變文，又可稱作“變”，為唐五代民間說唱伎藝“轉變”的底本。轉變，即說唱變文。
變文直接演述故事。其內容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佛教、道教和其他一些神話題材，另一類是曆史和現實生活題材。前者具有豐富的想象力，極盡誇張渲染，作者的思想馳騁於虛無縹緲、瑰麗奇異的玄怪世界中。
後者以曆史事實為框架和依托，廣泛吸收有關民間傳說，在此基礎上進行加工渲染和再創造，從而形象地再現特定時期的曆史風貌。
敦煌變文主要有：《舜子變一卷》、《八相成道變》、《降魔變》、《破魔變》、《目連變文》、《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等。
因緣，或稱作緣起、緣，是一種演繹佛教因緣故事而又不解讀經文的說唱藝術，即說因緣的底本。因緣在表現手法上亦是邊講邊唱，散韻並行。
敦煌因緣作品主要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難陀出家緣起》、《歡喜國王因緣》、《醜女緣起》、《目連緣起》、《佛圖澄和尚因緣》等。
詩話也是唐宋時期一種說唱伎藝的底本。它仍為說唱結合、散韻相間，但以唱為主。敦煌詩話類作品有：《季布詩詠》、《孟薑女故事》、《蘇武李陵執別詞》等。數量不多，但題材各異，風格獨特，文辭優美。
詞文是唐代一種以通俗韻文敘事的說唱伎藝的底本。除個別的在篇首有簡略的散說提示語，其餘通篇皆為白話韻文，用以唱故事，而非說故事；唱詞多為七言體，偶有五言或六言句，偶句必韻，韻律較寬。
敦煌詞文作品主要有：《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一卷》、《董永詞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詞》、《下女夫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