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願意在這個背景裏指出艾偉的寫作價值。從《愛人同誌》甚至《越野賽跑》開始，艾偉便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寫作視野和話語方式。他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沉迷於欲望場景和都市傳奇，更無意為一種早已泛濫的所謂的前衛生活作證，他的寫作的個人性，並不黏附於那些大家耳熟能詳的公共經驗上，他力圖以不同的視角，揭示那些被忽略、但極為重要的內心事件。他的寫作同樣是個人的，但這樣的個人連接上的是更為廣闊的存在視野。他敞開的是一種隱秘的、具有“個人深度”的經驗，或者說，他書寫了一種經驗的新的可能性。
艾偉自己曾說：“我的小說一般有一個指向，就是考查意識形態下人性的狀況和人的複雜處境。”的確如此，他的新作《俘虜》和《忠誠》，也是把個人放在不同的意識形態狀況下拷問。他發現，人性的掙紮，內心的鬥爭，最終往往讓步於一種意識形態的強力。《俘虜》中寫的那個中國戰士，他作為一個抗美援朝戰場上的美國俘虜，首先要捍衛的是一種“國家榮譽”和“階級立場”——想到這，他覺得惟有自殺才能洗脫自己被俘的恥辱。他也的確自殺過，但被那個把他從南韓人的槍口下救下來的美國兵托馬斯再度救起。為了重新恢複這個中國俘虜對生活的熱情、對生命的珍愛，托馬斯甚至讓他看一些色情照片，於是，一個被意識形態的強力所格式化和異化了的戰士，內心那個純屬個人的隱秘角落似乎就這樣被喚醒，他發現自己即便是在敵人麵前，也同渴望友誼、信任和愛，包括那些並不高尚的欲望，也是那麼的真實——這種堅韌的人之常情，在一個以仇恨和殺戮為主要的意識形態教育內容的戰場上，盡管溫暖，但顯然違背一個戰士固有的“階級立場”，最後，為了撲滅自己內心那個抗議，為了回應意識形態強力的要求，中國俘虜在逃跑過程中還是槍殺了那個對自己照顧有加的美國士兵托馬斯。
悖論就出現在這裏：這個在俘虜營裏堅持了“階級立場”、九死一生才逃回來的特種兵（“我”），在自己的部隊裏卻不僅不被信任，反而被反複審查。這個時候，僥幸沒被他打死的托馬斯，卻成了中國部隊的俘虜，看守他的，恰恰是那個不久前槍殺他而逃跑的“我”——兩人的境遇在這兩個短篇中剛好掉換。於是，關於生命和友誼，關於信任和忠誠，關於人性中那些掙紮的衝突，被放在了不同的語境中來審視。意識形態和階級立場，要求中國士兵與美國士兵之間必須仇恨，必須你死我活，但他們內心那種被喚醒的個人情感卻不願意這樣做。這樣，一次戰爭，就被艾偉巧妙地化解成了個人如何在意識形態的困境下受磨碾、個人如何對抗一個時代的意誌、個人如何在人性的漩渦中堅持基本的情感和信念等命題。
艾偉的這兩個短篇主旨是清晰的，他書寫的那種強力的意識形態和軟弱的個人情感之間的衝突，極為獨特而意味深長。但我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艾偉的這種寫作方式，以及他切入世界的角度。他的寫作，可以視為是對我開頭所說的那種寫作困境的有效反抗，因為他沒有停留於經驗的表層，而是真正將經驗置於存在的視野、個人的深度中來重新敘述。當多數作家都在不約而同地書寫自我的那點私秘經驗時，艾偉已經轉身離去，他回到了虛構和想像的道路上，並通過虛構和想像重新梳理有意義的個人經驗，使經驗走向存在，走向獨立的個人，進而從那種千人一麵的公共價值的叢林中逃遁出來。
艾偉這種處理經驗的藝術，以及他試圖重新獲得對宏大命題的發言能力的追求，我認為，這正是當代寫作中所匱乏的一種品質。格非先生前一段對我說：中國作家在經過了許多年“怎麼寫”的訓練之後，應重新考慮“寫什麼”這一問題。——我深表讚同。同樣，當書寫經驗被推崇成了新的、不容置疑的寫作標準之後，作家們應該學會辨析經驗，並關注經驗底下的的個人通道接上的究竟是哪一條精神血管，哪一種存在視野，否則，一旦經驗喪失了個人深度、喪失了精神核心，所謂的經驗寫作，也不過是在同新聞寫作爭寵而已，並無多少價值可言。
2004年7月15日，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