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艾偉的小說所想到的。
在《小說的藝術》一書中，昆德拉稱小說家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說的使命確定為“通過想像出的人物對存在進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為人知的方麵”。我認同這種對小說的理解，它告訴我們，好小說必須在世界和存在麵前獲得一種深度，而不是簡單地在生活經驗的表麵滑行——但我注意到，當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無視這樣的勸告，他們更願意把寫作變成再現一種貧乏的經驗，複製一種簡陋的生活。膚淺和粗糙，正在成為新的文學敵人；千人一麵的欲望場景，日益統治著年青一代的寫作。寫作這種有難度的精神活動，在另一些人那裏，被簡化成了單一的個人經驗的自我展示，甚至被簡化成了獲利的手段。當作家們普遍熱衷於描繪“直接現實主義”，熱衷於摹寫個人庸常的生活細節，我們也許有必要繼續追問：一個有內心質量的作家，應該如何重新掌握處理經驗與記憶、個人與世界、想像和虛構之間複雜關係的寫作技藝？
我並不否認，經驗在文學寫作中的全麵崛起，強化了寫作的真實感，並為文學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資源。但我想說的是，經驗並不是當代生活的全部，也非寫作唯一用力和紮根的地方——在複雜的當代生活的麵前，經驗其實常常失效。一個作家，如果過分迷信經驗的力量，過分誇大經驗的準確性和概括性，他勢必遠離存在，遠離精神的核心地帶，最終被經驗所奴役。經驗如果無法被存在所照亮，經驗在寫作中的價值就相當可疑。
必須看到，在一個傳播和信息瘋狂增長的時代，古老的敘事藝術正被新聞報道式的文體所代替。一方麵，新聞事件、文化符號、欲望細節越來越多，另一方麵，個人生活的價值領域卻在萎縮、甚至消失。任何的事件和行為，一進入現代傳播中，被納入的往往是公共價值的領域，以致無法再獲得“個人的深度”（克爾凱戈兒語）。任何的個人經驗隻有被貼上巨大的曆史標簽或成為特殊的新聞事件之後，它才能被關注和獲得意義——當下文學界，會有那麼多的無謂爭執和聳人聽聞的炒作，正源於此。它看起來是在伸張自己的個人經驗，其實是在抹殺個人經驗，因為這個所謂的“個人經驗”，帶上的總是公共價值的烙印。從這個角度說，盡管現在的作家們都在強調“個人性”，但他們進入的恰恰是一個個性模糊、經驗不斷被公共化的寫作時代。
經驗是寫作的重要材料，但在這個任何事件和感受都能被符號化（也就是公共化）、被消費的傳播時代，作家的責任該體現在如何對經驗進行辨析、如何使經驗獲得“個人的深度”上。這種對經驗的辨析，正如克爾凱戈兒辨析“記憶”和“回憶”這兩個概念之間的不同一樣。他在《酒宴記》中說，你可以記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憶起它。“回憶力圖施展人類生活的永恒連續性，確保他在塵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進程上，同一種呼吸裏，能被表達於同一個字眼裏。”而簡單的記憶，記住的不過是材料，它因為無法擁有真實的、個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遺忘。耿占春先生在《回憶和話語之鄉》中對此也作了分析，他說：在新聞主宰一切的今天，“人人都記得的一件事，誰也不會對它擁有回憶或真實的經驗。這反映了經驗的日益萎縮，這也表明了人與經驗的脫離，人不再是經驗的主體。看來不太可能的狀況已經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生活在並非構成自身經驗的生活中。我們的意識存在於新聞報道式的話語方式中，因而偏偏認為：不能為這種話語方式所敘述的個人生活經驗是沒有意義或意指作用不足的。”確實，當下中國作家麵臨的一個重要困境就是，“生活在並非構成自身經驗的生活中”，生活正被這個時代主導的公共價值所改寫，在這種主導價值的支配下，一切的個人性都被抹煞，寫作似乎隻是為了投合“多數人”的趣味，因為隻有這樣，作品才能獲得最大限度的商業和傳播價值。
如果用哈貝馬斯的話說，這種對生活的簡化和改寫，其實是把生活世界變成了新的“殖民地”。他在《溝通行動的理論》一書中，特別提到當代社會的理性化發展，已把生活的片麵擴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金錢和權力隻是生活的片麵，但它的過度膨脹，卻把整個生活世界都變成了它的殖民地。麵對這種狀況，重述一個作家的責任和追問能力是必要的。惟有責任，惟有對存在的不懈追問，才能使作家拒絕認同片麵生活對整個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重建生活的整體關懷，而不會僅停留在那些具有新聞聚焦點的有限的場景和事件上。
當眾多作家集體轉向千人一麵的欲望化場景的書寫，個人寫作實際上就成了一種新的公共寫作，它的背後，是對更大的生活經驗領域和人類存在境況的忽略。——這樣的危機值得作家們警惕。
這或許正是敘事藝術所麵臨的危機。本雅明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在他著名的《講故事的人》一文中作了這種預言式的宣告。在本雅明看來，“講故事這門藝術已是日薄西山”，“講故事緩緩地隱退，變成某種古代遺風”，本雅明把這種敘事能力的衰退，歸結為現代社會人們交流能力的喪失和經驗的貶值。他認為，新聞報道成了更新、更重要的第三種敘事和交流方式，它不僅同小說一道促成了講故事藝術的死亡，而且也對小說本身的存在帶來了危機。這樣的時刻，作家的意義在哪裏？我想，他的意義就在於，他能夠在個人經驗遭受侵蝕和淹沒的時候，為經驗尋找一條回到個人內心、使之獲得意義的通道，他能夠使我們重新生活在構成我們自身經驗的生活中。也就是說，寫作必須獲得廣闊的視野，同時又要逃離那些日益成為主流、成為新的公共標準的價值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