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偉《戰俘》簡評。
——汪政。
從文本特點上看，艾偉的《戰俘》（發表時名為《中篇1或短篇2》）是未完成的作品，或者說是一部開放性的作品，它讓我想到史鐵生在1991年創作的《中篇1或短篇4》。不過史鐵生的作品從中篇角度講應該是自滿自足的，四個短篇似乎也相對獨立，人物與情節之間的關係是想象性的，似有若無，它們在內在的語義結構上處於一種相互說明相互生發的互文性或循環闡釋的關係當中，我覺得它應該是一次性整體構思的產物。而艾偉的《戰俘》則似乎是另一種寫作方式。它的結構卻是線型的，人物與情節具有連續性，就小說的上部《俘虜》而言，它作為一個短篇是完整的，自足的，但是，這個短篇的題材、情節與人物強烈地提示讀者它所具有的曆史與現實語境。它有一種內在的衝動，要求突破虛構的故事框架向現實延續。對讀者來說，這它一種內在的極具誘惑力的召喚結構，要求讀者的期待視野作出應答，因為對這個誌願軍俘虜而言，絕處逢生的成功出逃並不意味著事件的結束。
這就涉及到寫作上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也就是文化語境對作品的根本性製衡。因為上述現象也許隻有在特定的意識形態、特定的價值體係、特定的曆史傳統以及特定的生命觀念中才可能發生。也許，對托馬斯那一類讀者而言，這樣的故事、人物及構思都不可能存在。但對於中國讀者而言，特別是那場戰爭過去之後五十年中發生的事件，使得人們對這個戰俘以後的遭遇充滿了疑慮，即使作者就此打住，讀者也會按照曆史與現實的邏輯去為人物設計未來的結局。因此，一個作家重要的寫作資源應當包括一定文化背景下的閱讀心理，惟有充分利用，才能寫出真正的“中國故事”。
所以，下部《忠誠》的接力而上是再順理成章不過的。對於人物來講，這並不亞於他的被俘，是另一種“生處逢絕”，我們的主人公已經發現，他“闖入了一個危險密布的地方，隨時有可能身敗名裂”。而對艾偉的寫作而言，則是絕處逢生。對兩個短篇的關聯的處理在技術上並非難事，在作品中，通過對一個偶然細節（槍殺托馬斯）的重新激活（托馬斯死而複生）就解決了。有讀者的心理期待在，怎樣處理都是可以接受的，關鍵是人物如何麵對組織，如何麵對帶出其戰俘經曆的美國戰俘托馬斯，如何與自己早已失去信任且處在潛在對抗的緊張關係中的戰友相處。故事繼續書寫顯然具有必然性。
按照這樣的思路，艾偉的這部作品還遠遠沒有完結。下部《忠誠》的結局相比起上部《俘虜》而言隱藏著更多的戲劇性，任何一個細節的芽苞都可能抽出漫天飛舞的枝條。即使文本就此而止，它也會與中國讀者的曆史記憶與現實經驗接通，就像“我”在故事中聯想起那位被日本人抓去築路的工程師的命運一樣，這樣的聯想與生發會因曆史記憶與現實經驗的差異而呈現出開放的多樣化的狀態。當艾偉的《俘虜》與《忠誠》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出來時，它就成了某個被給予了初速度的事物一樣，在審美想像的可能性與曆史經驗的現實性中滑行下去。說《戰俘》是開放的，就是說它在閱讀世界裏消弭了文本內外的界線，它與它由閱讀生成的未來一起成為“作品”。
這樣來探索這部作品題材與語境上的特殊性，並不意味著艾偉的創作意圖是針對題材本身的，甚至是要嚐試著去觸及一些“敏感”的區域。艾偉這次看上去標準的寫實其實是在“寫意”，是為了他對人的探究的形而上的思考。這是艾偉已被證明了的看家路數，比如他的長篇《愛人同誌》。那是一部寫英雄的作品，英雄誕生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之中，無論是對越之戰，抑或是英雄，都是重大的敏感的題材，但是如果認為《愛人同誌》就是寫英雄的，那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誤讀了它。英雄不過是為人物的生成、角色的定位和性格的變化提供了一個“非常情境”，這種非常情境中人物內心演變的曆史，或者說這種情境中人性的秘密才是作品的重要旨趣。在《英雄》中，艾偉完成了一個英雄消失的過程，一個英雄自我消解，自我墮落的過程，一個人既不能承受生命之重（英雄），又不能承受生命之輕（不被看作英雄），這裏麵會催生出怎樣的人性之“惡之花”呢？
將人置於非常情境之中，去看取人性的變化，這也是一種“絕處逢生”的手法，從這裏，可以看出艾偉對敘事藝術經典傳統遊刃有餘的發揮。在《戰俘》中，這種非常情境就是抗美援朝，就是戰俘的角色，以及關於這一切的明確而泛化的道德體係與意識形態，當人物被置於這樣的情境之中時，我們會發現什麼？
“我”是一位勇敢善戰的偵察兵，所以，“我從來沒想過失敗”。但“我”成了一名戰俘，這對一位誌願軍（而不是對所有的軍人，比如托馬斯之類）來說，是沮喪的和異常屈辱的。所以，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千方百計地去死，去創造被殺的機會（“我要激怒他們，讓他們斃了我”）和自殺（自沉冰河），用死來保全自己的榮譽，實現自己的理想：“我想象冰下的水，想象水中的魚，我多麼願意自己是一條魚，一條自由自在的魚。我將從這裏出發，遊入大海，然後遊回自己的祖國。”但也就在這生與死的絕境中，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出現了。艾偉將筆探向了人性的一些最基本的層麵，看出了它與人物原先所認同的道德和意識形態層麵的衝突。這種語義模式類似於弗洛伊德的本我與超我的結構，隻不過艾偉並不是從本能、潛意識的層麵來設計的。當“我”麵臨死亡時，“我是有點恐懼的”，而當“我”被救下時，“我的胸口充滿了喜悅”，“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對生的留念”。雖然，“喜悅迅即消失，沮喪馬上占據了我的心頭”，因為，“我意識到自己也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