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衝突還在另一種生命內容上展開。在作品裏，美國人托馬斯對“我”千方百計的赴死行為很不理解：“你為什麼要死？你這麼年輕。”托馬斯隨後拿出一疊韓國女人的裸照。他這麼解釋這些照片，並將其與生命觀聯係在一起：“你為什麼要死呢？你瞧瞧這些美人兒，生活是如此美好。”當“我”以其太太的名義責問他時，他的回答竟然是：“她隻會更加愛我。”而這一些理所當然地被“我”斥為“下流”、“流氓”。如果這兩者的衝突凸現的是理性層次上不同的文化傳統、象征資源的差異的話，那麼，更讓“我”難以忍受與解釋的是它在自己心中引起的無法抗拒的生的誘惑和欲望的升騰，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生活的具體認識，對原先生活中美好與溫情的發現（女護士）。“我”意識到“中毒”了，但卻無法抗拒。正是這些從一個人的內心深處悄悄地改變了他的生命觀。正如托馬斯意味深長地所說的：“現在我放心了，我知道你不會自殺了。”
但是，“超我”的力量依然是強大的，這種力量既來自對“俘虜”這個符號的畏懼，也來自對原先角色的渴望。接下來作品將情節推向更緊張的戲劇化，同時也讓人物陷入了又一個的“絕處”。為了找回原先的榮譽，他必須逃出俘虜營，而要逃了俘虜營，他又必須除掉曾經兩次救過他生命的托馬斯，在對自己反複的質疑批判之後，“我”終於選擇了後者。這時，作品意味深長地寫道：“當我知道自己殺了托馬斯後，令人奇怪的是，我並沒有不安，相反，我很快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和身份。”
然而，如前所述，事情並沒有完，於是有了《忠誠》。“我”自以為找到了“角色與身份”，其實，現實遠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在“我”的文化傳統與價值係統中，一個人是很難承認自己的“戰俘”身份的，這恰恰與托馬斯等另一類文化與價值體係中成長起來的軍人相反，後者似乎對此無動於衷，他們關注的是前者所不齒的生命與享樂。作品在展示這種價值衝突的同時，主要的著力點是將“我”置於許多兩難或無法選擇的選擇之中，什麼是戰友，什麼是信任，特別是，什麼是“忠誠”，向組織如實地敘述自己的被俘曆史，這應該是忠誠的表現，但這樣的忠誠恰恰會換來組織對自己不忠誠的懲罰，俘虜是一個咒符，“忠誠”也成了一種怪異的力量，推動著人物一步步走向它的反麵，殘忍、驚懼、猜忌、設防、變態，特別是托馬斯死而複生戲劇性地成為“我”所管理的戰俘之後，那種虐殺掩蓋下的巨大的恐懼以及由此造成的性格的扭曲令人觸目驚心，正如人物自己所言，在別人的眼裏，“我是個變化無常的魔鬼。”
作品的魅力也正是在展示這種“變化無常”，並探討導致這變化無常的背後的力量。經過了“戰俘”的變故，“我”是不可能徹底地回到原來的我了。“我”居然慶幸沒有殺死托馬斯，並在最後放了他，這本來是不可想象的。在《俘虜》裏萌生的東西到了《忠誠》裏猶如一點微亮的光，也許，這縷微亮的光還會不時在“我”今後的人生旅程處閃爍。
《忠誠》的最後又將人物置於生死的“絕處”，在擬想中，我們的主人公將“拉響身上的炸藥和爆破筒，把自己和敵人送進天堂”，但誰又會保證這一次不會再一次地“逢生”呢？於是，這個開放的故事依然可能會有下文。熟悉艾偉的讀者會建議作家繼《愛人同誌》的英雄故事之後不妨寫一部“戰俘”的故事，至於線索，作家本人早已寫下了：“俘虜這個名號會跟我一輩子。以後人們就會叫我俘虜。我的屈辱將是一輩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