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文學的根本(1 / 3)

——與何言宏對話。

一.小說世界隻不過是故鄉的變形。

何言宏:關於童年,你曾寫過一篇一萬餘字的回憶性文章叫《河邊的戰爭》,在那篇文章裏,你回憶到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鄉村生活,你用“十分安寧”描述這段生活,你敘述了一個孩子對戰爭的迷戀,以及對戰爭的想象,主題是童年時期的“激情、審美和創造”。很多作家都談起過童年對寫作的重要作用,我想對你也一定同樣重要。

艾偉:是的,那篇文章在《江南》發表時是被當作創作談的。當然我寫的肯定不是創作談,他們這樣編排,大概也是發現這篇回憶性文章和我的創作是相關的。關於童年對一個作家的影響,我願意談談我啟發學生寫作時的情形。最近寧波大學成立了我的工作室,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帶幾個有誌於寫作的學生,指導他們寫作。我和他們交流就是從這個問題開始的,我請他們談童年時期留給他們最深刻的記憶,讓他們感到疑惑的記憶,或讓他們感到震撼的記憶,我同他們說,這些記憶甚至不要有任何邏輯性,一個場景足夠。我認為童年記憶有點類似神話,是有原型在裏麵的,隻要挖掘它,就會發現自己最感興趣的問題。而這些記憶或場景就像一顆種子,它會生根發芽。

我這麼做,當然源於我自己的寫作實踐,我的許多小說都有童年或少年時期記憶的影子。比如我的長篇處女作《越野賽跑》即源自童年記憶——童年時我所在的村莊突然出現了匹白馬,騎馬者是解放軍,然後這匹馬跑到了我的小說中。《少年楊淇佩著刀》則和我中學時期的記憶相關,當時和我同宿舍的同學就曾半夜爬到女生宿舍。《鄉村電影》打人的場景是我親眼所見。就是在新作《風和日麗》中,也有我童年的記憶。我的奶奶曾在上海演過越劇,土改時回鄉鬧革命,我奶奶會很多戲曲曲目,我童年時就聽她唱過《梁祝哀史》和《碧玉簪》,《風和日麗》中的王香蘭身上就有我奶奶留給我的一些記憶。我們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我們記憶的一定是同自己最感興趣的事物相關,並且這些記憶也在塑造著我們自己。

何言宏:你是個在鄉村長大的孩子,所以你最寶貴的童年經驗應該都在鄉村。但你的作品卻往往有“城市”性。你的四部長篇,除《越野賽跑》外,其它三部都發生在城市裏。在中國,鄉村題材的小說可以說是主流,鄉村的經驗經過一代一代的敘述,已變得詩意沛然,相對來說,也是容易想象和敘述的,而城市,似乎一切都是格式化、規模化和程式化的,中國作家也不太擅長寫城市。

艾偉:是的,詞語是有曆史的,每個詞語的背後都有長長的曆史,中國漢字被打磨得最為動人最為閃閃發亮的詞語都在唐詩宋詞裏,幾乎都是關於自然和鄉村的,再加上現代文學以來,文學關注的是“啟蒙”,針對的是普羅大眾,所以我們多的是鄉村敘事。而關於城市的詞語大都來自西方,這些詞語裏天然地帶著西方的想像和價值,帶著所謂的“現代性”。而想像確實是需要一點一點堆積的,比如第一個把互聯網寫入小說的人其實是有難度的,因為在讀者那裏會有審美上的不適感,但敘述多了,也可以提升為詩性。所以,王安憶認為有些場景是不能寫入小說的,比如官場。當然我並不完全同意這個說法。我認為不管你的故事是在鄉村還是城市或是官場,都是一樣的,最為關鍵是寫出人,寫出人的複雜性、信服力及人的命運感。我的一部分寫作和故鄉有關,比如《鄉村電影》、《回故鄉之路》和《越野賽跑》等,有一大批吧。在《越野賽跑》裏麵很多細節都在我的故鄉發生過,隻是我用了變形和誇張的手法,因為有一個神奇自由的天柱在,有了幻想色彩。在我後期的寫作,我確實把場景放到了城市裏麵。我一九八八年到寧波,已生活了二十二年,因我的老家和寧波近,生活方式也差不多,寧波也有一種故鄉的感覺。自然而然,我願意想像寧波,這個城市確實也給了我延綿不絕的想像的樂趣。你從《愛人有罪》中可以看到,我把這個想像世界定名為永城,因為寧波叫甬城,我諧了個音。在《風和日麗》中除了永城,還寫到上海和北京,地理空間大大拓展。關於故鄉我確實有個演變的過程,最初有一個具體的地方,後來,這故鄉就是我紙上的世界,是我小說人物可以抵達的任何地方。當然,你可以說我的小說世界隻不過是關於故鄉的變形。

何言宏: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文學的?為什麼後來你會選擇去讀理工科?你的小說對結構非常講究,節奏和控製力非常好,這同你學建築有關係嗎?

艾偉:在我讀中學時代,是一個理科崇拜的時代,那年月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陳景潤是同學們的偶像。我真正喜歡上文學是在高中,在春暉中學的時候,春暉中學曾經聚集過朱自清、豐子愷等一大批現代文化名人,他們的氣息或多或少對我的愛好有影響。記得我高中時期正是“朦朧詩”爭論期,艾青寫了一篇長長的批駁“朦朧詩”的文章——雖然我不同意艾青的觀點,但我當時覺得他寫得很好,即使寫批判文章也詩情沛然。高三時要分班了,老師建議我讀文科,但我認為隻有笨蛋才學文科,所以我選擇了考理工科。但事實上我整個大學時期,從來沒喜歡過自己的專業,也不願想像自己將成為一個工程師。我的寫作完全是自學的——好像寫作這事兒都是靠自學的。自學的好處是條條框框少,我倒是希望我的小說是自由的,有堅實的土地感,還有一點點浪漫。嗬,浪漫這個詞被我們的小說家蔑視很久了,幾乎是淺薄的代名字。

何言宏:你好像到今沒有寫過關於你父母的文字。我很好奇,你出生於一個什麼樣的家庭,父母對你的寫作影響大嗎?

艾偉:我的父親在鄉村中是比較特殊的,他童年時在上海讀書,後因我奶奶回鄉鬧革命也跟著回來了,他算是個鄉村知識分子吧。他會繪畫,“文革”時期,村子裏牆壁上的毛主席畫像都是他一筆一劃畫出來的。我經常看到他爬在梯子上畫像,烈日灼人,他粘著油漆的襯衫被汗水浸濕。他畫的最多的像是毛主席標準象和毛主席去安源的像。我母親則是隱忍仁慈,幾乎沒和人紅過臉。他們對我的具體寫作當然沒什麼影響,但他們是我記憶中重要的一部分,特別是我的母親,我一直希望我的寫作有母親的目光,那種對待世界寬厚而善良的態度。

何言宏:在你的另一篇回憶性長文《暗自成長》中,愛情或性是關鍵詞,你其中描述了情感的瘋狂和無可名狀,還寫到你對情感的恐懼和自製。我記得最後一句話是“現在我也許準備好了,有足夠的經驗去麵對一個女人了”。在你的小說中,比如“愛人係列”裏,裏麵的愛情是無望的,無助的,你甚至進入到深邃的無意識世界,你把兩性之間的戰爭寫得驚心動魄,血肉麻糊。這是你的愛情觀嗎?

艾偉:總的來說我是相信愛情的。特別是在一個沒有信仰的社會裏,有時候愛情裏麵是有著信仰的成份的。當你愛上一個女子,這個女子就會住在你心裏,你會在精神上保持一種持續的滿足的狀態,會有一種獻身的激情。有時候甚至這種情感同性的關係也不大,性反而會使這種張力消失。不過,關於這個問題裏麵有非常細微的人性內容在,在此也是說不清楚的。關於我小說裏的愛情,我還是喜歡放在社會各種關係的層麵上,放在時代意誌之下來展示,因為我總是想要些更多的內涵,而不是去寫兩個人抽象的愛情。所以,在《愛人同誌》裏,是一個英雄和一個聖母的愛情,在《愛人有罪》裏,是一個冤屈的靈魂和一個贖罪者之間的愛恨情仇,是兩個小人物在傷害的世界裏相擁不能。我想在展示人性的過程中也能展示社會對人性的影響,對人性潛在的規約,或對人性的戕害。到了《風和日麗》,在這個問題上,我變得溫和或溫暖了,這你可從劉世軍和楊小翼之間的情感關係可以看出來,他們的情誼可以說是綿長一生。這和早期作品是不一樣的,對我來說是一次蛻變。

二.先鋒文學的歧途及其他。

何言宏:在你早期的早品中,你對暴力書寫比較偏好,比如男孩弄瞎了眼睛(《七種顏色的玻璃彈子》)、手掌被釘在桌上(《殺人者王肯》)、割腿肉下鍋《老實人》、血肉模糊的爆炸(《回故鄉之路》)等,但同時,你的作品裏還有另一麵,比如“眼淚”,在《鄉村電影》裏,最後那個惡棍的“眼淚”照亮了這部小說,讓人感到這世上依舊有“人性”。

艾偉:早期的小說確實比較暴力。這可能同童年時期所見所聞有關。我的故鄉屬於紹興地區,而紹興在江南是個非常奇怪的地方,是異類,它有著南方地區少見的血性。在近代革命時期,紹興出了秋瑾,徐錫麟這樣革命者並不奇怪,出了魯迅這樣的決絕者也不奇怪。在我的故鄉,文革時期非常血腥,有人甚至動用了中美合作所所用的刑具對待所謂的“當權派”。我童年時期,村子裏有一個打手,整天手中拿著一根棍子,他是個光棍,他不但打“四類分子”,還打牲畜,以割“資本主義尾巴”為名,把牲畜打死,自己燒了吃。我童年時非常怕他,但也覺得他很威風,像電影裏的日本憲兵。我小說中的暴力可能同此有關。當然也是受到先鋒文學的那種觀念的影響,你知道先鋒曾是我們文學的主潮,先鋒的趣味是有些“嗜血”的。王侃兄很早前就給我寫過一篇評論,認為我早期的寫作是黑暗的,但盡頭有光亮。這光亮大概是一點點人性的光亮。我人到中年,現在願意懷有對人性的信任,我以為原來不相信,其實我的小說裏早已埋下了這個種子,我不相信一個完全的惡棍。

何言宏:那天在我們的長談中,你屢次談到自己對先鋒小說的看法,談到自己對先鋒小說由起初的迷戀和深受影響,甚至是得以實現自己的文學啟蒙,一直到後來對它的逐漸懷疑以至於在創作實踐中的逐步背離,我覺得非常重要。

艾偉:先鋒以來,文學確實有興高采烈的孩童時代,大家像孩子那樣玩得很高興。我開始寫作時是九十年代,那時候先鋒文學可以說是主潮,後來的所謂新狀態也好,晚生代寫作也好,也是先鋒主流的一些變種而已,這裏麵還是有先鋒意識和先鋒價值係統存在的,比如世界的荒誕,生命的無聊,生存的冷漠等等。這個主潮一定會影響我的寫作,我也是從先鋒文學開始的,出於對餘華、蘇童他們的喜愛而開始寫作。比如我最早寫的《敞開的門》,發於1997年的《收獲》上,就是寫一個白癡的故事,明顯受福克納的影響。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過去的作品,我發現我一直有古典的一麵,像前麵所說的《鄉村電影》等,在處理情感也好,人物也好,依舊是古典的方法,隻是在敘事裏有更多暴力的元素。我那時候也可算作是先鋒的實踐者,心儀者,在價值判斷上當然是除了先鋒,別的簡直不算是文學。我1999年開始寫第一部長篇《越野賽跑》,那完全是一部先鋒氣質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