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文學開始趨向於文本的構建，趨向於脫離我們目前這個複雜的語境，而迷戀於文學的遊戲性。在這裏，我不想否認文學的遊戲性，文學就其基本功能來說，它應該是容納及拓展人類經驗的一個容器。當我們把日常生活可能或不可能的經驗放入這個容器的時候，是有遊戲的成份的，是有著極大的樂趣的。八十年代開始的這個過程，是一個不斷地給文學減負的過程。這個過程也不是沒有意義，這個過程讓我們的文學從那種被單一意識形態控製下掙脫出來，給文學以新的自由和可能，使文學承擔起文學應該承擔的那部分。
“文學承擔起文學能承擔的那部分”，這種提法本身也許沒有錯，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一句順口溜，成為一句空話。什麼叫承擔文學應承擔的那部分？這部分是什麼？是永恒的人性？還是對文本的拓展？在實際的文學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在這樣一種說法下麵，文學的功能變得越來越弱小。“個人化”成為一尊新的文學之神，任何寫作都可以在個人化的神祗之下合法化。
當然個人化或邊緣化的出現是有曆史根源的，同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熱衷於參與的思想啟蒙的受挫或失敗有關，也同九十年代欲望化社會的到來有關。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實際上和主流意識形態是一致的關係，到後來才慢慢分道揚鑣。知識分子的受挫感導致了一個個人化或邊緣化時代的到來。本來，個人化也好，邊緣化也好，表明了一種自覺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姿態，至少是對八十年代的一種逃離或反動。但在實際的寫作實踐中，個人化或邊緣化迅速地畫地為牢，成為一種看上去像是自得其樂的潮流。邊緣化成為一種對邊緣人物的過度描述，在新生代的代表文本中，最多出現的是落泊的詩人、藝術家或流浪漢，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社會生活及意識形態現實被摒棄在文本之外，邊緣化成為“邊緣世界”。在很多作品中，我們隻看到一個自我放逐的“個人”。你可以說，這是一種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但我一向對這樣一種消極自由持懷疑態度。也許你可以說這種態度是我們當今語境下最為自由的方式，但我想質疑的是，這已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正在複製千篇一律的人。況且，在中國語境中，輕帶來的不是生命之重，而是輕快的逃逸，是自得其樂，是一場全民想象中的自我消費和自我狂歡。
我曾經撰文提出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這種所謂的“個人化寫作”，有值得反思的東西。在某種藝術至上的趣味下，我們的寫作已失去了同現實的廣泛聯係，變得自說自話。加上“後現代”和相對主義風潮的興起，我們似乎滿足於發現意義的碎片。許多寫作者的心中已沒有“國家”、“民族”這些宏大的詞語。這導致現在我們的寫作充滿了“小事崇拜”，沒有對時代對現實作整體性發言的氣度。九十年代文學在藝術上說有著長足的進步，但在整體氣象上，可能過分小氣了。在九十年代的寫作中，缺少一種承擔，一種麵對基本價值和道義的勇氣。”
我現在還是堅持這樣的判斷。我們的文學正在目前這個龐大而複雜的現實麵前失語，無所作為。寫現實的作品不是沒有，我們有很多寫工廠，寫下崗，寫商戰的作品，但這些作品除了經驗的堆積，它所構成的現實依舊是可疑的。有人說，我們目前這個現實，有著無比複雜的經驗。關於這個判斷我基本同意，但我認為任何一個時代的經驗都是無比複雜的，都是無比豐盛的。我認為寫作不應停留在經驗層麵。經驗是需要處理的，並通過經驗去洞穿這經驗背後的存在真相和價值。我們經常認為自己的經驗有多獨特，其實，作為曆史中人，我們背後有一個更大的東西在控製我們，我們的經驗更像是被時代拷貝出來的，很多經驗其實是相互的模仿和複製。因此，我覺得從經驗出發去洞穿時代意誌，看破時代的重重機關，並由此體恤人的真實處境，才是寫作的根本。寫作不應該停留在經驗的層麵。
我這裏並不是想否定“個人化”，“個人化”當然很好，任何寫作都是個人的，從個人出發肯定是寫作的起點，這似乎也用不著過分強調，但如果“個人化”走向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極度抽象的寫作，那就會有問題。人不是孤立的，人處在各種力學關係中，這種力學的相互作用才決定他具體的表演。人是易變的，隻有在關係中才能相對地確定。說起關係，其實小說中最大的關係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男人和女人的關係是小說永恒的主題，不知被多少人寫過了，都寫爛了。小說寫作者其實一直存在著困境，我們經常說這個時代的經驗無比豐盛，但是說到情感，人的純粹的情感就這麼幾種，即使有同性戀，但人的情感反應也大致差不多。小說如果寫人性越純粹，最後隻留下兩個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這沒法寫。所以，小說必須走相反的道路，從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出發，成為一個獨特的男人和一個獨特的女人，這樣，人必須和所處的時代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這種關係越緊密，人就會越具體越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