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人都會麵對特別具體的問題和困境。這些問題決不是那種“一個人的房間”的寫作可以洞穿的。人是被時代劫持的。比如說到欲望，這欲望就有時代性，有著全民共同想象的成份。個人的欲望是被時代的共同想象帶動的。
我們談文學是離不開中國問題的。比如談到自由，這自由就有大小，比如一條魚，它在個小魚缸裏是一種自由，在大海裏也是自由。我們恐怕還是要探討小魚缸裏那條魚的處境。這就是我說的中國問題。再舉個例子，魯迅先生，他其實一輩子就在討探那小魚缸裏的魚，而冰心卻在寫大海裏的魚，她提出的比如和平、博愛等，確實是普世價值，但中國有著自身無比複雜的問題，我們可能還沒資格在這些問題上同國際接軌。這樣一比，大家都明白，魯迅的偉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談中國問題，表麵上看起來比較小，但卻是作為中國作家更應該關注的問題。
我在這裏要提出一個概念，叫時代意誌。我們都是曆史中人，我們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意誌的左右。我所說的時代意誌非常複雜，它可能來自於權力，來自於意識形態，來自於全民的共同想象，來自於發展這樣的曆史邏輯。而一個時代的人性狀況處決於此。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以我的小說《俘虜》為例。這部小說寫了一個俘虜的故事。俘虜所處的社會，它的時代意識形態就是仇恨，這種仇恨已深入血液，他支配了他全部的行為，這些行為肯定是反人性的。但這樣的人，其基本人性、凡人應具有的情感反應他依舊存在，當他和一個人建立關係的時候，比如和美國人托馬斯的關係，他對托馬斯不是沒有情感，但他內心本能的情感會使他非常困惑，他會在陷入人性和意識形態的困境之中。這是一種非常殘忍的處境，一種激烈的處境。是一種仇恨時代的人的可悲的處境。
這個故事的人性掙紮有其時代的獨特性，它和中國語境緊密相聯。我基本上不相信所謂的永恒的人性。但我相信人的內心結構千百年來是一樣的，即所謂人性中有善與惡，有罪與罰等等。變化的是時代麵貌，是加在人性身上的“力”，正是由於這個“力”，人性就會變形成另外一種極端的狀態，如果說你能觸及人性中最隱秘的部分，那一定也觸及到了這個“力”，有時候，這個“力”就叫做荒謬或荒誕。這就是我所說的同現實廣泛聯係的意思所在。
作家是人性的守護者，他的立場永遠站在“人”這一邊。比如，就我們這個時代來說，發展肯定是好的，是正確的。但從作家這個角度看，發展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人的焦慮，人在曆史中的驚惶失措，欲望的蓬勃等等。所以我們要研究我們所處的時代，它的時代意誌是什麼？我們在曆史中的真實處境怎樣？在目前這種輕快的市場意識形態下，我們的人性又呈現出怎樣的麵貌？我想，作家的立場應該站在人的角度看問題。作家也許不追求“曆史正確”，也可能不是“政治正確”，但作家要對這個時代保持警覺，承擔起他作為“人”的守護者的職責。
200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