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元代宋伯仁《酒小史》羅列當時全國名酒，“汾州幹和酒” 、“幹和仍有名”又列其中。
明清時期汾酒的繁榮振興
公元163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大明王朝，改元洪武。而就在同一年的正月，離帝都千裏之遙的山西杏花村，有一家酒坊換了新老板，老掌櫃因病去世前，把酒業和女兒一起托付給了徒弟劉嘉傑。
大明王朝新建，百廢待興，朱元璋麵臨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新王朝需要發行新貨幣，並頒布製錢，他計劃在國庫裏把元代的錢幣溶化重新鑄造。 但前朝撤退時搬空了國庫的銀子，於是朱元璋下令各個地方要員想辦法籌錢。
在山西負責全麵工作的將軍郝景田接到皇帝的命令後，急忙召下屬文武官員商討對策。可是幾天下來，也沒想出好辦法。最後，他在全省張貼了一個布告，凡大明百姓，能想到籌錢方法者，如能采用，呈報皇帝獎勵，可提升為官員。另一方麵在私下裏卻傳出一條消息：對一毛不拔的富豪，朝廷絕不手軟。
布告一經張貼，山西就沸騰起來了，應者如雲。民眾想盡種種方法，希望博得一官半職，但大多都不切實際，或者冒犯皇帝忌諱，皆不敢采用。
消息傳到了酒坊老板劉嘉傑的耳朵裏，剛接手生意的他，不被朝廷強行收繳家產成了他當前最大的事情。他聽說城裏有幾家大商行因為不捐款都被抄家了，這讓劉嘉傑感到坐立不安。
一番思索，劉嘉傑找到郝將軍，與其他獻策者不同，他直接對將軍說：“我願意捐獻紋銀一萬兩。”將軍不解，劉嘉傑解釋道：“皇帝還我華夏衣冠，我輩商人，不能左右侍候，也不能征戰沙場，唯有獻上些許銀兩，以資國家。”
郝將軍大喜，表示要呈報皇帝，獎勵他的行為。但是劉嘉傑卻拒絕了，這讓郝將軍更加高興。
回到酒坊後，劉嘉傑苦思如何才能宣傳到位，在捐出的上萬兩銀子當中找回一些損失來。劉嘉傑心想，皇帝要鑄銅錢，何不直接在銅錢上做文章呢？自家產的酒取名杏花村，一則因為產地，二則取了大詩人杜牧的詩意“牧童遙指杏花村”，可不可以在銅錢背麵鑄一個牧童呢？
劉嘉傑將這個想法稟報給郝將軍，將軍同意了他的方案。山西新印製的銅錢，采取政府統一的模具，正麵印製“洪武通寶”，背麵則是牧童騎牛吹笛的圖案。
當成品流行於市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好奇，人們紛紛詢問這圖案是什麼意思，後來大家都知道了劉嘉傑掌櫃捐資助軍的事情。就這樣，汾酒“杏花村”名聲大振。
一年後，大明王朝走上了正軌，為避免落下口實，劉嘉傑取消了在銅錢上印製的廣告，但前期的製錢早已流通民間，“杏花村”的大名無人不知了。
杏花村中有一座粉牆青瓦的建築，被稱為“陸舫”。據曆史記載，最初是一座小橋，由於風景優美引得無數才子佳人來此賞景敘情，到明朝時貴池縣令成都人張燦垣修建了一下，取名“陸舫”。
杏花亭則是當年為一些文人墨客來這裏會友觀景而特別建造的。此亭最早在明嘉靖年間由山西蒲州人張邦教興建的，並撰聯“勝地已無沽酒肆，荒村忽有惜花人。”後來此亭又於崇禎年間由時任池州知府的顧元鏡重修。亭內書有杜牧《清明》詩中的石碑而成為杏花村的象征。
明代王世貞在《酒品》中曾稱讚汾酒說：
羊羔酒出汾州孝義等縣，白色瑩澈，如冰清美，饒有風味，遠出襄陵之上。
明末愛國詩人、書法家和醫學家傅山，曾為杏花村申明亭古井親筆題寫了“得造花香”4個大字，說明杏花井泉得天獨厚，釀出的美酒如同花香沁人心脾。釀造名酒，必有絕技。
明末時，李自成進軍北京，路經杏花村暢飲汾酒，讚譽為“盡善盡美”。
到了清代，杏花村汾酒業繼續發展。唐時杏花村有72家酒作坊，經過明末清初的發展，至清中其更增至220餘家。
1736年，26歲的乾隆皇帝登基，他這時已經注意到了市場上直線上升的糧價。很多大臣也都向乾隆皇帝進諫，要禁采曲酒，因其消耗糧食較大，怕大災之年糧食供應沒有保障。 乾隆皇帝年紀雖輕，但行事老成，並未斷然下旨，而是要求各地彙報采曲酒的情況，再做決定。
在眾多的奏折當中，甘肅、山西巡撫所上奏折中出現了“汾酒”，這是“汾酒”稱謂在正史中的第一次出現，進一步佐證了汾酒的曆史。
1737年農曆八月初五日呈給乾隆皇帝的《甘肅巡撫德沛為陳燒酒毋庸嚴禁以免國法紛紜事奏折》中，記載了用汾酒稱謂陳奏：
查甘省燒酒，向用糜穀、大麥。計其工本、通盤核算，每糜麥一鬥，造成燒酒，僅獲利銀五分。緣利息既微，且民鮮蓋藏珍重糜穀，是以無庸官嚴禁，而小民自不忍開設。至通行市賣之酒，俱來自山西，名曰汾酒。因來路甚遙，價亦昂貴。惟饒裕之家，始能沽飲；其蓬戶小民，雖欲飲而力不勝也。是甘省非產酒之區，向鮮私燒之弊，似可毋庸置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