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羽 （733年～804年）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號竟陵子、桑苧翁、東岡子，又號茶山禦史。以著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聞名於世，對我國茶業和世界茶業做出了卓越貢獻，被譽為“茶聖”，奉為“茶仙”，祀為“茶神”。
點茶 就是把茶瓶裏燒好的水注入茶盞中，是唐、宋時的一種煮茶方法。這時不再直接將茶放入釜中熟煮，而是先將餅茶碾碎，置碗中待用。以釜燒水，微沸初漾時即衝點碗中的茶。它給人帶來的身心享受，能喚來無窮的回味。
蔡襄 （1012年～1067年）字君謨，先後在宋朝中央政府擔任過館閣校勘、知諫院、直史館、知製誥、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院直學士、翰林學士、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等職，蔡襄為人忠厚、正真，講究信義，而且學識淵博，書藝高深，以其渾厚端莊，淳淡婉美，自成一體。
曲水流觴 我國古代流傳的一種遊戲。夏曆的三月人們舉行祓禊儀式之後，大家坐在河渠兩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順流而下，停在誰的麵前，誰就取杯飲酒。
朱肱 （1050年～1125年）字翼中，號無求子，晚號大隱翁。曾任醫學博士。朱肱研究傷寒最重經絡，在用經絡循行部位和生理特點解釋傷寒傳變的同時，還特別強調脈證合參以辨別病證的表裏陰陽。他在鑒別診斷和治療方麵具有獨到見解。
範成大 （1126~1193）字致能，號稱石湖居士。南宋詩人，從江西派入手，後學習中、晚唐詩，風格平易淺顯、清新嫵媚。詩題材廣泛，以反映農村社會生活內容的作品成就最高。與楊萬裏、陸遊、尤袤合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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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是我國茶酒文化大發展時期，在唐宋的文獻和文學作品中，經常會提及酒名，或以原料稱之，或以色澤呼之，或以產地名之，或以製法言之，據粗略統計，有五、六十種之多。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後世一些名酒，如西鳳酒、五糧液、汾酒、紹興酒、董酒等等，大多可在宋代酒詩中找到，在中華酒文化發展史上，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異彩紛呈的花鳥蟲魚專著
花鳥蟲魚雖然是大自然中普通的動植物，但是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更賦予了其深度的內涵，自古以來多有花鳥派大畫家出現。
兩宋時期，是我國古代花鳥畫空前發展，並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宮廷中裝堂飾壁務求華美，使花鳥畫在貴族美術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鳥不僅書畫作品中多有呈現，而且還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陶冶了人們的情操，使生活更加富有情趣，因此也有諸多專著。
牡丹被譽為我國的“國花”，頗受文人推崇。如北宋大詩人歐陽修著有《洛陽牡丹記》，全文約2700餘字，分3篇： 一曰“花品敘”，列出牡丹品種24個。指出牡丹在我國生長的地域，認為“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二曰“花釋名”，解說花名由來；三曰“風俗記”，記述洛陽人賞花、種花、澆花、養花、醫花的方法，並說為將花王送到開封供皇帝欣賞，采用了竹籠裏襯菜葉及蠟封花蒂的技術。
在歐陽修之後，宋代浙江鄞縣人周師厚也寫過一部有關洛陽牡丹的書。記載牡丹品種46個，可看作對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的增補。
我國宋代的牡丹書還有張邦基《陳州牡丹記》、陸遊《天彭牡丹譜》等。除牡丹之外，其他花類也是文人讚頌的對象，花類專著在宋代還有如王觀的《揚州芍藥譜》、範成大的《範村梅譜》、《範村菊譜》等。
到了明代，浙江石布政使王象晉在家督率傭仆經營園圃，積累了一些實踐知識，並廣泛收集古籍中有關資料，用10多年時間編成了介紹栽培植物的著作《二如亭群芳譜》，簡稱《群芳譜》。
《群芳譜》全書30卷內容按天、歲、穀、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藥、木、花、卉、鶴魚等12譜分類，記載植物達400餘種，每一植物分列種植、製用、療治、典故、麗藻等項目，其中觀賞植物約占一半，對一些重要花卉植物收集了很多品種名稱。尤其重視植物形態特征的描述，記述較詳，並注意名稱訂正，糾正以往混淆之處，
到了清代，清聖祖玄燁命汪灝等人就王象晉《群芳譜》增刪、改編、擴充，於1708年成書，原名《禦定佩文齋廣群芳譜》，簡稱《廣群芳譜》。
《廣群芳譜》全書100卷，分為天時、穀、桑麻、蔬、菜、花卉、果、木、竹、卉、藥11個譜。汪灝等人大幅度改編《群芳譜》，對其篇目有分有合，刪去了其中一些和農事無關的內容，對原書引文錯誤及脫漏之處，一一加以補正。經過改編，全書的形式比較整齊劃一，內容嚴謹充實，取材也較豐富，減少了矛盾重複之處，可視為一部新書。
凡是原書保留下來的舊條文，開頭皆注有“原”字，新增內容則開頭處用“增”字標明，很易區別。玄燁本人所寫詩賦，則以“禦製詩”標明，歸集在諸條集藻項下。
關於“蟲魚”即動物類的專著，曆代也多有呈現，如春秋時期有晉師曠《禽經》、越陶朱公《養魚經》、秦李伯樂《相馬經》。
《禽經》一卷，舊本題春秋晉師曠撰，晉代張華注。漢、隋、唐諸誌及宋《崇文總目》皆不著錄。其引用自陸佃《埤雅》始，其稱師曠亦自佃始。張華注則見於左圭《百川學海》所刻。
《禽經》全文3000餘字，是作者在參閱前人有關鳥類著述的基礎上，總結了古代的鳥類知識，包括命名、形態、種類、生活習性、生態等內容。盡管其體例結構簡單，內容也稍嫌粗糙，但作為我國早期的鳥類誌，仍有其較大的意義。
《養魚經》為春秋末年範蠡所著，是我國最早的養魚著作，共一卷。範蠡晚年居陶，稱朱公,後人遂稱之為陶朱公，故本書又名《陶朱公養魚經》、《陶朱公養魚法》、《陶朱公養魚方》等。東漢初年已出現，《世說新語·任誕篇》注文所引《襄陽記》中有漢光武時“侍中習鬱於峴山南，依《範蠡養魚經》作魚池”的記載。
本書後存共 400餘字，以問對形式記載了魚池構造、親魚規格、雌雄魚搭配比例、適宜放養的時間以及密養、輪捕、留種增殖等養鯉方法，與後世方法多相類似，是我國養魚史上值得重視的珍貴文獻。
伯樂原名孫陽，春秋中期郜國人。在秦國富國強兵中，作為相馬立下汗馬功勞，得到秦穆公信賴，被封為“伯樂將軍”。伯樂後來將畢生經驗總結寫成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
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有大批珍貴文獻資料帛書，其中就有一部為《相馬經》，這是我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古代文獻，是早已失傳的《伯樂相馬經》的抄本。
《相馬經》帛書殘片存77行，約5200字，其中殘缺500字。內容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其內容主要是對馬頭部和有關相馬的理論，如對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全文用隸書書寫，間有米絲欄。
這部書，將良馬分成一般良馬、國馬或稱“國保”和天下馬或稱“天下保”三等。“保”即“寶”之意。
作者在十五個相連貫的答問中，從馬的盈滿程度、眼的光澤、眼的活動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說明與馬是否善走的關係；還把馬的驅體和目力能否適應環境變化，歸因於“起居”是否相宜和“通利”（消化代謝）是否正常。
從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到了戰國時代的相馬術已相當的細密了。
《相馬經》其行文近似賦體，較有文學色彩，提供了曆史文獻上從未見過的古代關於相畜方麵的材料，證實了我國古代相馬有著悠久的曆史。
到了秦漢時期，動物類專著如秦代浮丘伯著有《相鶴經》，浮丘伯師從於荀子，是秦漢時期從舊儒學到新儒學發展曆史中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相鶴經》為研究仙鶴的最早著作。
鶴是“國鳥”。在所有的鳥中，鶴最有文化，外貌清雅高貴，心靈純正無瑕，智慧深邃，還是吉祥長壽的象征。
浮丘伯養鶴，也自比於鶴。《相鶴經》描述鶴：
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啄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周；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者也。
其相曰：瘦頭朱頂則衝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啄則少暝，鞋頰宅耳則知時，長頸竦身則能鳴，鴻翅鴿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能舞，高脛粗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聖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郊甸。
相傳後來浮丘伯得道成仙，後世往往將其與安期生、洪崖等人一起作為仙人的代稱，《相鶴經》自然成了浮丘伯得道的代表作。傳說浮丘伯將《相鶴經》傳給了王子晉，西漢崔文子向王子晉學道，得到了《相鶴經》的文字，後遊學到嵩山，藏在嵩山石室中。後淮南八公采藥得之，遂傳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