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幣的另一麵——供給
財策
作者：喬欣
“新供給”學說自2012年底被提出後在國內產生的影響力持續發酵，在“新供給”概念框架下，不同的研究者各有側重，本刊就此專訪了這一學說的兩位最初提出者，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
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賈康等在《新供給：經濟學的中國創新》中將其思路表述為“構建和發展以改革為核心的新供給經濟學，主要政策主張概括為以“雙創雙化雙減”等展開的“八雙五並重”，強調以供給側發力破解中國發展中的矛盾凸顯與瓶頸以對接現代化“中國夢”。這些構成了中國版“新供給”學說的亮點，其主要理論基礎層麵的研究成果則體現在已形成的一係列論文和公開出版物。
“新供給”學說提出的背景在於世界金融危機提出了對於經濟學以往成果作係統性反思的必要性，同時中國經過30餘年的高速增長，過去的快速發展難度加大，麵臨減速壓力而勢必轉入“新常態”。麵對未來的挑戰，在經濟理論和政策領域，急需以理論創新來支持和保證正確的改革發展路徑。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認為是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交替誤導了中國。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必須階段性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才能維持經濟增長和就業，而貨幣主義則堅信一切通脹歸根到底都是貨幣原因造成的。在兩種思想的交替指導下，在保持了30餘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經濟似乎走進了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決策部門往往會選擇凱恩斯主義，加大投資、放鬆信貸，拚命刺激“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決策部門又會高舉貨幣主義的大旗，通過減少投資、緊縮信貸的方式拚命緊縮“踩刹車”。在“踩油門”和“踩刹車”的交替中，中國經濟越來越顛簸、經濟周期也越來越短，投資猛增、貨幣超發、產能過剩與壟斷加劇、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潮輪番上演。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錯誤的根源在於他們都是隻看到硬幣的一麵—需求，而不去分析硬幣的另一麵—供給。
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源自中國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進程、資本和資源的持續投入、技術的進步和製度的改進。問題是，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每一輪所謂通脹都隻不過是“食品通脹”，而食品通脹的根源在於糧食、蔬菜和豬肉的周期性供給波動。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是一個理想的經濟運行機製，也可以作為新供給主義的短期經濟管理目標，然而實現這個短期目標的辦法既不是刺激總需求，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或傳統產業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五大財富源泉
滕泰介紹，“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自2012年底提出以來先後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伴隨著《新供給主義宣言》一同被提出的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一貫主張的經濟長期潛在增長率取決於五大財富源泉，解除供給抑製，也必須從這五大財富源泉出發。
財富源泉之一是人口和勞動力。“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尚存爭論，但農村還有‘相對剩餘勞動力’和‘相對人口紅利’。”滕泰說。目前中國農村人均GDP與城市人均GDP相差五倍，也就是說一個農業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提高四倍。因此，隻要解除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抑製，比如短期適當放鬆戶籍製度、促進人口自由流動，長期適當調整人口政策，中國的相對人口紅利就會進一步得到充分釋放。
財富源泉之二是土地以及附著在土地上的資源。如果中國的土地一直不能自由流轉，農業就將一直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而小農經濟產出效率顯然很低。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轉並適當集中，農業生產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礦山也是一樣，如果煤礦、石油等資源是壟斷的，礦產交易市場發育不完善，其開采就會比較粗放，資源利用效率就不會高。應該說中國的資源和土地供給抑製還比較嚴重，未來產權優化和釋放資源供給還有很大空間。
財富源泉之三是資本。中國是全世界資本最多的國家，我們有3.5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居民、企業加上政府的儲蓄有100多萬億人民幣。然而，作為外彙儲備和國內儲蓄最多的國家，中國的利率水平卻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國是零利率，日本是零利率，隻有中國利率高，中小企業私募債利率高達14%-15%，民間借貸成本更高。為什麼在全球資本最多的國家出現了最嚴重的資本短缺和最貴的資本價格？原因就在於資本抑製和金融抑製。假定把金融抑製放開一下，逐步把中小企業資金成本從14%-15%降低到5%，有多少中小企業會煥發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
財富源泉之四是技術和創新。中國還沒有形成創新型的科教體製。高中、大學培養的都是知識型人才，很多國有科研機構白白耗費了大量財政資源卻缺少真正有市場價值的創新技術。不僅強化市場導向和創新活力的教育科研創新體製改革迫在眉睫，在企業研發、金融支持、政府管理等層麵解除技術和創新抑製，中國也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財富源泉之五是製度本身。製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宏觀的社會分工效率和微觀的企業生產效率，而社會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帶來財富的增長。
但是，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提出者，滕泰說：“在整個2014年，我幾乎沒有發表關於‘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方麵的文章。當初《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宣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幾乎都是在批判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學術領域乃至政府都產生了影響，以至於很多人認為進行需求管理似乎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是過猶不及。其實供給側的改革是利在長遠，挖掘經濟長期增長潛力，但是不能有失偏頗，當需求不足的時候，也需振興，所以在2014年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後，就沒有再去反複批判需求了。不僅如此，在2014年‘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然轉變，轉向降低融資成本、推動減稅降費、利用股市擴大內需。做出這樣變化的原因在於，我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13年出現了失誤，可以說2013年的‘錢荒’是造成2014年經濟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轉換角度，提出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這也是新供給主義，因為如果融資成本太高，會影響供給，降低融資成本、降低稅費才能提高有效供給。”
認真觀察經濟數據不難發現，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在“三期疊加”壓力下不斷下行，特別是在去年三、四季度表現尤為明顯，滕泰直言：“有人把經濟下行的原因歸結為經濟體製、經濟結構的問題，可是在我看來，2013年錯誤的貨幣緊縮政策以來的實體經濟嚴重資本供給短缺以及被顯著抬高的融資成本才是主要原因。所以在2014年5月，我們從這個角度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的三大穩增長主張，很快就變成了過去一年來經濟的主要脈絡。”
這穩增長的三大主張分別是，在經濟融資成本畸高的背景下，應首先旗幟鮮明地提出“解除金融抑製”的改革目標：不能讓錢最多的國家錢最貴，而應該讓資金價格真實地反映中國儲蓄和信貸需求的關係，讓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